教育主管部門良好的意圖要落到實處卻並不容易，其中的一大阻礙來自父母家長的認識
「最近，我在中國各城市見了一些家長，他們的孩子大多在5至15歲之間。談起孩子，都是愁容滿面，說天天忙於送孩子上各種補習班，學奧數、學鋼琴、學書法。補習班佔去了晚上和周末的時間，孩子疲憊不堪，父母苦不堪言。」近日，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吳建民向《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
「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是近年來中國家長的集體口號，雖屢遭反思，可從未被顛覆。按吳建民的說法，總的趨勢是「起跑線」越來越提前。
不少幼兒園把小學內容提前教了，各地學前班非常活躍，不少年輕母親剛懷上孩子幾個月，就開始上各種學習班，聽音樂，讀詩，朗誦莎士比亞劇作，認為不進行「胎教」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基礎教育特別是學前教育的「度」究竟如何把握？近日，眾多教育界專家聚集在國務院參事室舉辦的「為了孩子健康成長」論壇上，分析「過度教育」現狀、成因和負面作用。
幼兒園隱性「小學化」不易被發現
「每個兒童的起跑線是不同的。」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告訴本刊記者，教育如果超越兒童發展的階段性，不僅不能促進兒童的成長，反而可能會阻礙其成長。
教育部原副部長王湛在論壇上用「播種的是『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期望，收穫的是『傷在起跑線上』的苦果」來概括過度教育的困境。
過度教育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當前幼兒園「小學化」傾向嚴重：幼兒園教室裡沒有玩具和其他教育材料，所教內容卻有大量的識字、計算、拼寫等，不僅有書面教材，有的幼兒園還配備了作業本，老師不採用遊戲和活動的方式來組織教學，而是採用了講授式教學，幼兒端坐靜聽，課上課下還要進行識字、拼寫等訓練。
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長虞永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顯性的「小學化」在我國當前部分地區存在著，尤其是在一些學前教育發展相對落後的地方更為嚴重，而隱性的「小學化」則不易被發現。
隱性「小學化」使幼兒失去了幼兒應有的自由，教育過程失去了趣味和快樂。這種隱性的「小學化」現象存在於各地幼兒園，一些擁有閃亮光環的大城市知名幼兒園也難免會有這種現象存在。
不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小學化」，對幼兒而言無疑增添了沒有必要的負擔。為防止「小學化」傾向，教育部將成立「學前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旨在加強對幼兒學習和發展的專業諮詢和指導，堅持以遊戲為基本活動，嚴禁在幼兒園提前教授小學教育內容。
多個地方政府近兩年也相繼出臺了相應的規範來約束「小學化」傾向。廣東省於2011年下發了《關於規範學前教育辦學行為防止和糾正「小學化」傾向的通知》，出臺了不準搬用小學教材、不準進行任何形式的測驗和考試等五大嚴防學前教育「小學化」的禁令。
江蘇省於2011年公布的《江蘇省學前教育條例（草案）》中明確強調，「禁止以集中授課方式實施漢語拼音以及漢字讀寫訓練、數學書寫運算訓練、外語認讀拼寫訓練等違背學齡前兒童成長規律的教學行為。」
而教育主管部門良好的「官方意圖」要落到實處卻並不容易，其中的一大阻礙來自父母家長的認識。
遼寧省東遼縣人民政府教育督導室2010年開展了對當地17個鄉鎮的中心幼兒園、32個民辦幼兒園的調查，調查顯示有65.49%的家長認為「讓孩子在幼兒園學小學的課程或加強拼音識字寫字算題教學很有必要，可以減輕孩子上小學的負擔」。幼兒教育機構正是抓住了家長的這種心理，而擴大了「小學化」的市場。
上海最近取消少兒英語星級考試引發的輿論爭議，也是類似官方減負與民間訴求之間的博弈。
教輔這個產業鏈損害教學秩序
雙語教育對兒童思維發育是否有利無害？小學二年級之前是否應當學數學？當這些基礎教育領域的問題在正規教育體系內尚且缺乏科學結論時，市場化教育機構的大幅廣告則給出了斬釘截鐵的肯定。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長期關注基礎教育，在他看來，當下許多過度教育觀念的流行都是源於現實壓力。「雖然講義務教育，可是城鄉中小學教育條件有天壤之別，同樣在城市，學校所享有的教育資源也相差懸殊。這種差別是教育資源嚴重不均造成的。」溫儒敏說，正是這種不均，讓家長們迷信各種提前教育、過度教育，「近年來政府對基礎教育的投入加強，辦學硬體改善了不少，但軟體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溫儒敏說，一些原在西部或相對落後省市工作的優秀教師，紛紛被「挖」到京、滬、粵等省市，同一地區普通學校的優秀教師也集中到重點學校。農村情況則更嚴重，鄉鎮普通中學基本消失，一個縣的重點中學，往往囊括了全縣半數以上教學資源。「最近十多年，雖然出臺一些措施抑制教育資源的失衡，但情況似乎沒有徹底好轉。」
「一邊是學校本身的兩極分化，是教學資源的愈加畸形的分配，一邊講讓家長們放心讓孩子就近上學。凡是有點條件的人，都想把孩子送到資源優厚的重點中小學上學，這個『起跑線』一開始就不是同一條線，社會怎麼能不緊張？」溫儒敏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朱高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起跑線」口號的背後已形成錯綜複雜的價值鏈和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學校搞課改，提倡減輕孩子學業負擔，可是一些商家與學校某些環節結合，又要孩子上各種班。「政府部門想實施有效的課改，就必須對這種損害教學秩序的商業行為有切實的抑制措施。關鍵則是切斷既得利益者形成的阻力。」朱高峰說。
「教輔的利益鏈涉及學校、教師、教材編撰者、出版機構、教學機構經營者、各種中介組織等，其中有些是公開的活動，有些則是若明若暗的，並且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機構、活動混雜在一起，真假難辨。」朱高峰說，「廣大學生和家長是直接受害者。問題在於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家長和學生們更多時候自覺自愿，甚至是搶著來受害，實際上他們是被綁架了。」
淡化競爭性的教育政策
針對過度教育問題，參加上述論壇的多位專家都把矛頭指向了「教育產業化」弊端。
朱高峰指出，基礎教育中利益集團的存在是辦教育以營利為目的的必然產物。教育行政部門不僅需要否認教育產業化，還需要對教育產業化的種種表現及其後果進行研究和清理，以遏制教育產業化的不良表現。
「國家投入不夠，學校就要自己去賺錢。賺了一些錢，可風氣壞了，一些人的心野了，一些老師沒心思了。市場化對基礎教育的傷害是致命的。」溫儒敏認為，現在需要有更強硬的措施摒除產業化對過度教育的不良影響。
「單純就利益鏈本身來解決過度教育問題也是不可能的。」朱高峰說，還要從社會需求、基本制度等方面來澄清問題、提出辦法。
教育部長袁貴仁在論壇發言說：「讓孩子健康快樂成長，原則上大家都同意，但付諸行動，還會有困惑：校長也不願教師和學生壓力太大，但升學率降低怎麼辦？教師也不願讓學生太苦，但學生成績下降怎麼辦？家長也不願讓孩子太累，但將來上不了好學校怎麼辦？」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巡視員朱慕菊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過度教育問題從根本上而言，可以說是教育體制競爭性的負面影響。「升學率成為教育領域的GDP，這一競爭性不可避免地傳導到政府部門對教育管理的價值取向。要扭轉不良的競爭，政府需要系統地介入和解決，淡化競爭性的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