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康靜，2012年本科畢業於河北師範大學歷史學專業，現任河北平山中學歷史教師。曾獲石家莊市優質課一等獎、全國和諧杯高效課堂大賽特等獎、參與中國心理學會心理學普及工作委員會「十三五」科研規劃重點課題的研究。
中國近代新思想始於林魏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經歷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之後從洋務派中分離出來的早期維新派提出改良主張，甲午戰後發展為康梁維新思想。至此，康梁維新思想的出現助推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轉型。早期維新派上承洋務思想，下啟康梁維新思想，是近代中國思想轉型中的重要一環。今天小編與大家分享的是早期維新派的那些事兒。
1 形成時間
19世紀70年代~19世紀90年代前期
2 時代背景
政治：西方列強入侵，清政府統治危機。鴉片戰爭的失敗使部分先進中國人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妥協並沒有換來長久的安穩，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和失敗進一步挫傷了國人自高自大的心理。而此時的清政府面臨的不只有外患。太平天國運動失敗，雖然封建統治暫時得以平靜，但農民階級的反抗確實加重了清政府風雨飄搖的境地。由此激發了新興資產階級救亡圖存的探索。
經濟：洋務運動開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並發展，民族資產階級誕生。19世紀60年代，隨著國門洞開，地主階級洋務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旨在求強的運動，將「師夷長技」付諸實踐，開啟了中國經濟的近代化。從官辦企業到官督商辦企業再到商辦企業出現，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並發展起來，民族資產階級隨之誕生。
思想：先進知識分子的積極探索，西方思想的傳入。鴉片戰爭的衝擊引發的是林魏對經世致用學說的進一步發揮，他們提出師夷以御外侮。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到「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他意識到變革的必要性，卻未能明確表達。伴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西方民主思想傳入中國。林魏的經世致用思想和這種朦朧的維新意識與西方思想結合，進一步發展為早期維新思想。
3 主要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張
早期的維新思想家們大都出身於官僚、開明地主、商人家庭，且成長於風氣較為開化的東南沿海一帶，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大都曾投身于洋務運動，洞悉洋務從而突破了「器物」的限制，並最終從洋務派中分離出來。
馮桂芬（1809～1874）江蘇蘇州人，曾師從林則徐。馮桂芬繼承了林魏的「師夷」思想並有所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向西方學習的問題。除了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他還指出「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皆得格物致理。輿地書備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並進一步指出「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校邠廬抗議》）」，認為當時的中國在人才、地利、君民、名實等方面都需要改進。
郭嵩燾（1818-1891）湖南湘陰人，曾作為中國首任駐外公使出使英法。「嵩燾竊謂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先欲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末遑而故務其末者（《福建按察使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可見郭嵩燾認為應先學習西洋之末，為進一步學習其本奠定物質基礎。此外他還指出「洋人皆有保護商賈之心，而於地方官多所扞格，此即因其意所向而利導之者也。」郭嵩燾的重商主張打破了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也突破了「官督商辦」的界限。這些主張雖較為朦朧，但卻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
王韜（1828-1897）江蘇蘇州人，多年在書館協助英國人翻譯書籍，且先後遊歷英法俄等資本主義國家。王韜指出「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發展工商業可以「通有無、權緩急、徵貴賤，便遠近，其利無窮（《弢園文錄外編》）」。他批判洋務派只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皮毛，主張實行君主立憲並要求打破洋務派對近代工業發展的壟斷，「許民間自立公司」。另外，王韜還指出科舉制八股取士是「敗壞人才，斫喪人才，使天下無真才」的制度，主張學校要講有用之學，希望學生「專注於器藝學術」，從而為中國近代經濟提供實用人才。
鄭觀應（1842-1922）祖籍廣東香山，歷任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在洋務運動中大顯身手。中法戰爭時，曾到暹羅、西貢、新加坡等地調查了解敵情。鄭觀應指出「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從而把富國作為強兵的經濟基礎。之後他進一步指出「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盛世危言》）」強調中國的強大不能只「求其用」，且必須要「求其體」，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
綜上，我們把早期維新派的思想主張概括為：經濟方面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進行商戰；政治方面主張革新，實行君主立憲；文化方面主張改革科舉，興辦學校，學習西方科學知識。
4 歷史意義與局限
早期維新派突破了洋務派「中體西用」思想，最早在中國提出政治民主化，指出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必要性，為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他們在實踐中學習西方經濟思想與管理方法，重視工商業發展，對外進行「商戰」，對內極力改變官僚壟斷局面，支持商民投資近代企業，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時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經濟基礎。
中法戰爭清政府未敗乞和，使更多傳統知識分子開始懷疑洋務思想並加深對早期維新思想的理解，從而加入維新陣營積極探索救亡之道。
早期維新派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認識較為膚淺，所以民主政治並不是他們宣傳的重點，且其君主立憲制的主張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與專制制度的妥協。早期維新派所宣傳的民主也並不是廣大人民的民主，對待下層民眾他們依然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予以防範和鎮壓，這體現了早期維新派的落後性。早期維新思想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很多內容也未付諸實踐。
早期維新派的局限既受限於自身，也受限於時代，但他們終究在更廣闊的的領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為當時內憂外患並重的中國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
參考資料：
李萃娟、艾新軍：《郭嵩燾：真正的早期維新思想的開拓者》，《西安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劉仁坤：《早期維新思想與傳統儒學》，《求是學刊》，1994年第5期。
江軼：《淺論中國近代改良派早期維新思想的形成》，《湖湘論壇》，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