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向 榮（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期主題：「近代早期」的歐洲史研究
主持人語：傳統史學將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統稱為「近現代史」，其中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被視為大轉型、大變革的時代。但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這種觀點受到了挑戰。在強調「長時段」地理、生態和人口因素影響的年鑑學派看來，這段歷史的意義被不恰當地誇大了，勒華拉杜裡甚至將之稱為「靜止不動的歷史」。他們提出了「近代早期」概念，旨在淡化這段歷史的現代性。本組文章不反對使用「近代早期」概念，並分別從近代早期英國的農業革命、歐洲城市建設的角度展開論述，意在說明這段歷史的重要性。
晚近的氣候和環境史研究表明，1300—1850年間歐亞大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寒冷時期，美國地質學家弗朗索瓦·馬瑟斯將之命名為「小冰川時代」。「小冰川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突發事件多發時期，其中1645—1715年，即「蒙太極小期」（又稱「太陽活動極小期」）又尤為突出。受全球寒冷氣候的影響，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中東、西北歐直至伊比利亞半島，到處是饑荒、疾病和戰爭。因此，美國歷史學家傑弗裡·帕克將之稱為「17世紀的全球危機」。在帕克的論述中，17世紀中後期英國的內戰和革命是一個典型例證。英國社會史學家史蒂夫·欣德爾則認為「1647—1650年的收成危機」推動了英國革命的深入。但是，英國的農業史學家，如馬克·奧弗頓、理察·W.霍伊爾反對這種簡單化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氣候變冷只是一種挑戰，如果應對得當不僅可以降低其危害，還可以產生某些積極影響，如新的農業技術發明。事實上，至少在17世紀90年代氣溫最低時期，英國不僅沒有出現食物匱乏，還成為純穀物輸出國。在2017年春季的《跨學科歷史雜誌》上，西班牙環境和經濟史家恩裡克·特略等人撰文指出，英國的農業革命恰恰發生在「蒙太極小期」。雖然這一時期的技術發明，如通過多施肥抵消寒冷造成的有機物分解緩慢的影響只是權宜之計，但是一旦人們發現新技術能帶來糧食高產，它們就會被保留下來，即使氣候回暖也不會改變。筆者不否認氣候變化對英國農業技術改良的刺激作用，但不宜誇大。事實上，英國農業革命在「蒙太極小期」到來之前已經開始。
16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是歐洲饑荒的高發時期，英國也未能倖免。1587—1588年、1597—1598年、1622—1623年英國都曾發生過饑荒。1623年，英國西北部饑荒最嚴重的坎伯蘭郡和威斯特摩蘭郡有餓死人的現象。同年在東密德蘭的林肯郡，窮人因為市場價格太高買不起糧食，不得不屠狗宰馬充飢。即使英國的「糧倉」諾福克郡也受到影響，窮人不得不吃替代食物。當地治安法官報告說，窮人製作麵包不得不在大麥麵粉裡加進蕎麥，但因「不適，厭食之」。但是，安德魯·B.阿普爾比對都鐸和斯圖亞特王朝饑荒的開創性研究表明，同歐洲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相比，英國率先走出了饑荒的陰影。他認為，1650年以後英國再也沒有發生過饑荒，而法國卻在1661—1662年、1693—1694年、1709—1710年遭受了更大規模的饑荒。法國學者將之稱為「17世紀晚期的危機」。此外，英國的饑荒是局部的，真正法國式的「生存危機」只存在於英國的西北邊區。這裡保留著傳統的小農經濟，沒有充分整合到正在形成中的統一的國內市場，因此當饑荒來臨時沒有能力從外部獲取所需的糧食。劍橋人口與社會結構史研究組通過對保存完整的404個堂區的葬禮登記進行統計分析，進一步證實了阿普爾比的觀點。
那麼，英國為什麼較早地擺脫了饑荒，甚至幾乎沒有受到「蒙太極小期」寒冷氣候的影響？目前主流派的觀點歸因於都鐸和斯圖亞特王朝有效的社會政策。英國王室政府在饑荒年間幹預穀物市場有很長的歷史，但是經過都鐸王朝的「政府革命」，這種幹預變得更經常、也更有效率。政府的政策包括平抑谷價、打擊囤貨奇居的投機商、禁止穀物出口並組織穀物進口等。1596年10月至1597年3月英國災情初現，就有11萬夸特穀物從波羅的海運抵倫敦。這一系列政策的背後是對消費者特別是窮人生存權的關護，因此英國史學家將之稱為「道義經濟」。都鐸和斯圖亞特王朝《濟貧法》的頒布和實施也有重要影響。《濟貧法》包含三要素：為老弱病殘者發放津貼；打擊身強力壯的流浪漢；安置窮孩子學徒。早期都鐸王朝出於對社會秩序的擔心，將濟貧的重點放在打擊流浪漢方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轉到救助老弱病殘者和安置窮孩子上。而後兩類恰恰最容易成為饑荒犧牲品。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僅埃塞克斯郡在17世紀30年代就安置了6000個窮孩子。據筆者對斯塔福德郡治安法官《季會卷宗》的研讀，發現當地政府與其說是安置窮孩子學徒，不如說是讓他們寄居就食，以至於不事生產的鄉紳家庭也被強迫接受學徒。
儘管如此，筆者仍然認為，生產的發展尤其是農業生產的發展是英國率先走出饑荒更重要的原因。英國的農業革命從16世紀中葉開始並持續到18世紀，其中既受到氣候環境的影響，也受到人口和經濟因素的推動。現有的研究表明，在「中世紀暖期」向「小冰川時代」過渡時期，即14、15世紀，亞歐大陸不同程度地出現過農業收縮。英國在經歷了14世紀中葉的黑死病和人口銳減之後，西北寒冷地區大多轉變為牧場；中部密德蘭地區許多村莊被拋棄，成為「消失的村莊」；農業生產活動越來越多地集中到東南地區。但隨著16、17世紀英國人口回升，加之城市和鄉村手工業迅速發展，非農業人口比例擴大，農業不得不向深度發展。因此，英國開始了農史學家埃裡克·克裡奇、E.L.瓊斯等人所稱的「農業革命」。
英國農業革命的核心是一系列技術改良和新技術發明，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三項：首先，推廣三田輪作制。三田輪作，即將耕地分成秋播、春播和休耕地，逐年輪換，是中世紀歐洲的發明。同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兩田輪作制相比，該發明的意義不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還增加了農作物的多樣性。因此，當秋播的小麥或黑麥歉收，春播的大麥或燕麥可降低飢餓的風險。英國牧師威廉·哈裡森在1577年出版的《英國記事》中說，富人吃小麥麵包，窮人吃黑麥和大麥麵包。但遇上荒年，許多窮人不得不吃由蠶豆、豌豆或燕麥製作的麵包，後者通常僅用作馬飼料。三田輪作需要更多肥料，中世紀歐洲由於肥料跟不上，該技術實際採用有限。不過，英國農業史家的研究表明，17世紀英國春播作物的種植面積和單位面積產量都大幅度增長。阿普爾比對比饑荒年份英法兩國的穀物價格，發現在法國谷價普遍上漲的同時，英國雖然小麥價格上揚，但大麥和燕麥價格保持穩定。因此，他認為正是英國充足的春播穀物供應，使英國避免了法國式「生存危機」。
其次，發明「草—田輪作」制。「草—田輪作」最早出現於英國西北地區，1560年以後被引入廣大的密德蘭平原，這是一種適合以畜牧為主地區的農業新技術。所謂「草—田輪作」就是將過去的永久性牧場一分為二，一部分犁開用作農田，另一部分保留為短期牧場，數年之後兩者交換。短期牧場積累了大量牲畜糞便，十分肥沃，因此一旦轉為農田，不用施肥即可高產。時人估計，在傳統的三田制下，收穫與種子之比最高才能達到10∶1，但「草—田輪作」制下達到20∶1都算平常。
再次，引入肥田作物。早在中世紀，諾福克就通過在休耕地種植豆科作物如蠶豆、豌豆，以增加土壤的肥力。16、17世紀這項技術被推廣到英國其他地區。但近代早期英國最大的技術進步是引入飼料作物，尤其是三葉草和苳青。按照農業史學家G.E.富塞爾和克裡奇等人的研究，三葉草和苳青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從低地國家引入的，17世紀中後期作為飼料作物被廣泛種植於休耕地和牧場。飼料作物引入的直接後果是牲畜數量大增，因此，奧弗頓認為17世紀英國農業最大的突破是在牲畜方面。按照他的估計，這個世紀英國牲畜的放養密度翻了一番。英國農業是農牧混合的，從事糧食生產的肥料主要來自牲畜，因此牲畜多意味著肥料多，肥料多必然導致糧食高產。前文提到的17世紀英國春播作物的種植面積和單位面積產量都大幅度增長與此有關。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饑荒總是與人類相影相隨，但英國卻在「17世紀的全球危機」中擺脫了饑荒。這是人類徵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重大勝利，其意義一點不亞於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的饑荒和饑荒史研究深受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的權利理論影響，強調食物分配的重要性。英國的經驗表明，要克服饑荒，糧食的公平分配是必要的，但從長遠發展的角度，食物的有效供給，即農業生產的發展更為重要。
（作者：向榮，單位：復旦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