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不讀書啊,哪有空讀書啊。」靳元在河南某學校國際部教書,因為剛畢業比較年輕,他同學生私下關係比較好,對他們很了解。
靳元用「網感」很強的話語反問道,「快手不香嗎?王者不香嗎?抖音不香嗎?」但語氣裡充滿了無奈。
在這所學校裡,閱讀室、閱讀課、閱讀老師一應俱全,就讀的學生大多家境殷實,能夠提供充分的閱讀支持,「但問題不在於這些,他們真的不讀書,」靳元說,「他們與我們不同了,甚至連社交App都不一樣了。」
靳元說,孩子們覺得微信、QQ太老套,反倒用短視頻App作為溝通的方式。
與此截然不同又隱隱相似的是,距離僅20分鐘車程的城中村打工子弟學校,政府和社會捐贈的閱讀室光鮮亮麗,各類電教化設備一應俱全。但圖書束之高閣,閱讀室淪為擺設。
再向外開足1個小時車程的農村,即將要撤點並校的村小,僅剩的十幾個孩子和老師守著翻新沒幾年的教室。掛著圖書室牌子的空屋子裡,只有一塊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
兒童閱讀推廣所面對的問題錯綜複雜,為何讀?讀什麼?怎麼讀?對過往的反思勢在必行,對未來的探索不斷前進,一場閱讀實驗正在進行。
鄉村小學的一年級教室內,班長帶領同學早讀
為何不讀?——新時期的「讀書無用論」
「我們為什麼要閱讀?」這是導演關正文在「陽光關愛·i讀計劃」課堂上的提問。
「閱讀可以學習到課外的知識。」
「閱讀可以讓我們懂更多更深的道理。」
「閱讀可以讓人增長見識。」
孩子們一個接一個說出自己的答案。這堂課發生在海南屯昌縣的一所村小裡。而在數千公裡外的河北省阜平縣山區,相同問題所得到的回答截然不同。
面對輪崗到村小的老師王丹,講臺下坐著的十幾名同學鴉雀無聲,教室最後面的小男孩操著一口濃重的方言喊道,「讀啥書啊?」說罷,臺下一陣鬨笑。
王丹對這群即將升入初中的小學生感到陌生,這與她小的時候完全不同。她說,這種不同是深植在骨子裡的。
「他們覺得自己有很多機會,但我又覺得他們的機會並不多。」王丹在一次班會上問「夢想」時,孩子們回答的多數是「電競選手、主播、有錢人、大明星……」對於這些,王丹有些詫異,仔細想想又覺得可以理解。
這種矛盾基於王丹在這所村小及家鄉的認知,「他們基本上都刷短視頻,也都能弄到手機。」王丹認為,鄉村孩子如今能獲取到的網絡信息,幾乎與城裡孩子別無二致,「城市裡火的BGM,這裡也火。」
在那堂班會課上,王丹被那位小男孩嗆了一句,「你看那誰誰誰(指某主播),他小學畢業的,現在一場直播賺好幾十萬。」
「讀書無用論」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有了新的「支撐」,王丹不知該怎麼駁回去,但視這種情況為洪水猛獸。
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於2020年5月聯合發布的《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網際網路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城鎮未成年人網際網路普及率達到93.9%,農村未成年人達到90.3%。
基於數據的直觀感受是:在鄉村,獲取一部手機的難度越來越小,玩手機的門檻越來越低,家長的管制態度越來越弱。
相比於王丹眼中的「洪水猛獸」,在長春市某區教師進修學院工作的姜怡則將手機應用視為雙刃劍。
「我小的時候,課外認知大都來自收音機。」姜怡說,「網際網路的出現將信息門檻放低,很多東西都可以看到,孩子們能獲得內容越來越多。」
不過,姜怡也對「過度遊戲」「碎片閱讀」和「視力傷害」三件事情表示擔憂,其中最為關注的便是「碎片化閱讀」。
「碎片閱讀是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快感,現在孩子不愛讀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愛長篇幅閱讀。」姜怡在一線教了二十六年的語文課,「這樣的危害很大,習慣碎片閱讀的孩子很難形成系統的思維架構。」
課堂瞬間
另一種「讀書無用論」則來自家長。靳元把原因歸結到認知上,認為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家長的「讀書無用」,「我說的不是課本,」是指讀書這件事情,「家長們話說得最多的就是,『看這個幹啥,考試又不考』。」
這些無用的論調在內生層面抑制了孩子閱讀的興趣。勉強逃過這種無用論的孩子,還要受困於閱讀本身的一些要求。
王丹說,「我幾乎沒有看到他們會帶什麼書到學校,課本和漫畫除外。」
書少,在一定程度上因為不買,但更重要的是買不到。「買書這件事情本身就不在這些家庭的開支之中,」王丹說,「鄉鎮根本就沒有書店,孩子們網購又不會買書。」
這種情況在大部分縣市的民營書店可見一斑,往往教輔類圖書佔比最高,有的書店甚至直接開到小學邊上,只賣教輔、文具和玩具。
在哪閱讀?——城鄉大不同
家裡不買書,附近不賣書,學校發的都是教科書。在鄉村,私有閱讀空間的建設幾無可能,如何拓建公共閱讀空間成了鄉村兒童閱讀推廣的核心舉措。
在公共閱讀空間的初探索裡,圖書角是最經濟實惠,也是最可能實現的方式。
不過難管理、沒實效、缺書源等問題也頻頻發生,志願者老徐在支教過程特別關注學校的圖書角,據他觀察,校園已有的圖書角在質量及數量上並非都能達標,許多書甚至沒有被翻閱的痕跡。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合適的閱讀空間被迫切需要,閱讀室應運而生。
2020年,南方周末公益研究團隊就兒童閱讀室問題,先後赴雲南、貴州、湖南、內蒙古、湖北、甘肅、青海、四川、河北等地調研,並與廣東、江西、江蘇等地學校教職員工以電話訪談的形式進行遠程調研,涉及學校六十餘所,涵蓋高中、初中、小學及學前各階段。
調研結果顯示,其中90.1%的學校擁有多媒體教室,超80%的學校擁有獨立的圖書閱覽室,各小學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健全。
但不可忽視的是,其中過半數閱讀室沒有按照年級進行明確的圖書分類,能夠定期在其中進行閱讀活動的少之又少。
「利用率很低,」志願者感觸很直觀,「客觀上有一部分學校情況如此。」而王丹所在的學校的閱讀室乾脆上鎖。
「我們學校的閱讀室窗明几淨。」王丹打趣地解釋圖書室只有兩個時間開門,一個是上級領導檢查,另一個是東西沒地方放了,「不過後者幾乎沒可能,學生走得差不多了。」
城市的情況與鄉村截然不同,「在哪讀書」幾乎不成問題。
負責區域內老師培訓的姜怡對此認識非常深刻,「我前一陣子去一個市裡的小學調研,閱讀室非常完善,書很多,不同年級有不同的閱讀空間,內容也非常豐富。」
靳元所在的國際部則要特殊一點,高昂的學費和基礎設施能力成正比。「華麗」的圖書室近乎重點高校圖書館的一角,現代化的設備、專職的圖書管理員、明確的空間區分一應俱全,並且對學生「徹底」開放。
「我們專門設置閱讀日和閱讀課,周末也向學生們開放,」靳元對此頗為驕傲,「我在教學中也會結合圖書進行深入挖掘,課後會要求學生前去閱讀。」
閱讀什麼?——從「能看」到「愛看」
對於靳元來說,日常所需要的圖書基本可在學校圖書室找到。不過他也有擔憂,「這些書功利性比較大,大都與我們學校實際教學有關。」他自嘲道,「課外書都與課內有關。」
這種情況尚且可理解,更需關注的問題是書不對「板」,且其往往發生於欠發達地區的鄉村學校。多次參與支教活動的閆東曾在一所村小的圖書室裡看到名為《會計電算化》的高校教材,其他的書還有《大學英語》《如何處理兩性關係》《獨霸天下》……
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我國公益類型相關閱讀室的圖書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相關部門採購,另一方面是社會捐贈。
前者一般比較有保障,保證基本的兒童閱覽需求。但問題是,這些圖書一經採購便「端起鐵飯碗」,無法有效地做到針對學校精準投放、針對年級精準調配。而社會捐贈則面臨著圖書「供求關係不相稱」,一次性的捐助後往往沒有後續跟進。
當然,只解決「什麼書能看」,遠遠無法達到目的。對於面向學生尤其是少年兒童的閱讀推廣而言,更重要的是解決「什麼書孩子愛看」的問題。
學生正在閱讀
「不要什麼書都像課本一樣,」靳元對所在學校圖書室的情況也有一定程度的質疑,「我就覺得漫畫中國史這類的圖書很好看,形式新穎,內容活潑,還符合年輕人的語言體系。」
除了風格上的年輕化,對於「閱讀什麼」這個話題,最優的解答似乎是「多元」二字,浩如煙海的書籍背後蘊含著無窮力量。
從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科普作家羅會仟的角度來看,兒時從堂兄家藏書裡翻出的那套《十萬個為什麼》叢書是他的「一元」。這套「意外之喜」讓他如獲至寶,佐著《新華字典》,他把這本書從小學翻到高中。
對於中國作協副主席、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而言,小時候讀過並深受影響的《哈克貝裡·芬歷險記》是他的「一元」。或許正是從這個歷險開始,他有了《顏色的名字》,到達《紙現場》,講起《河邊的日子》。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苟利軍在1994年第二次徵戰高考,終於如願考進南京大學天文系,並接觸到了彼時剛出版不久的《第一推動叢書》。二十餘年過去,他特別撰文,將這系列書籍稱為自己的科學啟蒙之書。
無論是科學家、作家、畫家,還是主持人、演員、醫生,無數個來自社會的「元」匯集,從不同角度釋放閱讀的魅力。
此時的閱讀,與任何事情無關,只與孩子們連結。
如何閱讀?——藏於書中的「多元」力量
這些「元」該如何連結?它們以何種形式存在?
答案是經驗。是過來人的閱讀心得,更有他們在人生道路上行進多年後的真切體會。兩者相融,才讓關於如何閱讀的探討有了更深意義。
李敬澤、羅會仟、苟利軍的「經驗分享」,便發生在由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東風日產、南方周末聯合發起的「陽光關愛·i讀計劃」現場。與他們一道走進鄉村小學的,還有奧運冠軍鄧亞萍,演員婁藝瀟、李光潔,主持人張騰嶽、李艾,導演關正文、科幻作家韓松,繪本作家熊亮,學者張秋,援鄂醫生代表鄧醫宇等來自各領域的「領讀大使」。
他們匯集在一起,試圖從多元角度探討如何閱讀。
疫情期間在抗疫一線戰鬥的鄧醫宇認為閱讀是永遠的,「永遠都需要保持學習的狀態,否則一次錯誤都可能是一條人命。」
這位曾經直面病魔不打退堂鼓的「戰士」在課堂上有些緊張,這是他第一次給小學生上課。
鄧醫宇為學生授課
「你們要精讀教材,」鄧醫宇的閱讀方法是精讀與泛讀相結合,「泛讀可以讓你的思想插上翅膀,能夠在天空中飛翔,看得更高,看得更遠。」
而主持人張騰嶽則用「問問題」的形式,希望引導孩子們找到「如何閱讀」的答案。
「變色龍為什麼會變色?」「長頸鹿的脖子為什麼那麼高?」「小熊貓肚子的顏色是什麼?」頻繁的互動交流既是興趣引導,張騰嶽亦希望藉此教會孩子們如何在閱讀中提問,「重要的是,他們要學會一種讀書的方法和學習的方式。」
除了這些硬視角,「陽光關愛·i讀計劃」的課堂上還有很多軟視角。
「愛」與「責任」,這是奧運冠軍鄧亞萍希望孩子們從《小王子》中體會到的關鍵詞。而談及自己的乒壇職業生涯及求學經歷,她則將講述的重點定格為「做自己」。無論是閱讀一本書或是終身學習,「一定要找到更加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鄧亞萍帶領學生閱讀
此外,課堂上還有更多打動人心的瞬間:演員婁藝瀟將自己與親人的故事娓娓道來,引導孩子們思考愛的意義;科幻作家韓松寄語孩子們,「想像力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繪本作家熊亮鼓勵孩子們睜大眼睛、觀察身邊的人與事,珍惜屬於他們的獨有感知力……
王丹老師最喜歡的書,是主持人李艾向孩子們推薦的那本《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
在閱讀課上,李艾回憶起拼命想成為「別人家孩子」的童年。她以過來人的身份道出成長後的體悟,「如果我不是這個樣子的話,這個世界上恐怕就沒有我。」
王丹同李艾一樣,站在講臺上回望自己,不免說出「閱讀改變了我的命運」,那本父親兒時送的《堂吉訶德》,給了她闖出大山又回到大山的力量。
「閱讀本身就是最終答案,」靳元在回答「如何閱讀」時,沉默了很久,「無論是在哪讀書還是讀什麼書,開始讀書最重要。」
如何推廣?——從1到N的進階之路
從2019年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東風日產、南方周末聯合發起「陽光關愛·i讀計劃」以來,優質閱讀課程便是一大關鍵,另一個關鍵的「抓手」,則是基於鄉村小學的閱讀空間,「東風日產陽光關愛閱讀室」由此應運而生。
從2019年的甘肅、貴州、廣西、陝西,到今年項目走進的江西贛縣區、湖南龍山縣、海南屯昌縣、廣東連南縣四地,至今已有8間「東風日產陽光關愛閱讀室」相繼落成,共計配備超過20000本全新圖書。
「東風日產陽光關愛閱讀室」實景
龐大的書籍數量並非唯一亮點,「數據化」「智能管理」在鄉村小學的實現同樣備受矚目。
哪一個年級的學生最積極?各年級學生的借閱喜好有何差異?哪些類型的圖書是學生的「心頭好」?智能化借閱系統的存在,讓校方得以實時了解學生的借閱情況,也讓項目組後續的長遠維護及書籍更新真正實現「心中有數」。
面向孩子的閱讀課暫告一段落之後,閱讀室並未緊閉大門,而是迎來了一批又一批新「客人」。「陽光關愛·i讀計劃」每到一處,即與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合作,邀請閱讀推廣專家面向當地一線教師開展培訓,傳遞校園閱讀的前沿理念與實踐模式。
除此之外,項目還輻射至家長群體,希望喚起家長對家庭親子閱讀的關注,放下手機成為孩子的「閱讀陪伴人」,而非孩子的「玩手機效仿者」。
教師及家長培訓現場
在實踐中,站點數量、課程數量、覆蓋人數等硬性指標並非「陽光關愛·i讀計劃」的核心聚焦所在,項目真正所致力於達到的,是設計出一個有效果、可複製的閱讀推廣模式。
如今這個模式正投入到一次又一次檢驗中,從教導學生到影響家長、教師乃至決策者,在項目發起方、當地教育部門、校方及廣大社會力量的聯動之下,項目的可持續價值逐步顯現,所引發的輻射效應亦不斷擴散。
「希望不僅僅是為了建一所閱讀室、送幾本圖書、上幾節課,」正如一位參與「陽光關愛·i讀計劃」的志願者所說,「更希望讓改變從此開始。」
對於項目聯合發起方東風日產而言,這種「改變」還可一路向前追溯。自2009年以來,東風日產「陽光關愛」公益行動連續十二年未曾停步,為欠發達地區師生持續提供精神與物質扶助。更值得關注的是,基於「陽光關愛」平臺,東風日產不斷整合全價值鏈體系的優質資源,並實現與社會資源的廣泛連結,打造著眼長期的創新公益模式。
「陽光關愛·i讀計劃」項目既是對過往的延續,又瞄準未來希望開創新裡程。「我們正在努力改變的,是中國兒童閱讀事業發展的一角」,一個可循環、有實效、易推廣的兒童閱讀模式已經在探索中建立,但仍需不斷完善,並讓更多個體參與進來,讓更多的孩子受益。
王丹所輪崗的鄉村小學已經被撤銷了,併入鄉中心小學,但王丹決定擔起學校閱讀老師的重任;姜怡鼓勵已經畢業的孩子堅持閱讀,並決定往城中村學校、打工子弟學校多看看,爭取推動兒童閱讀往更深處發展。
而靳元則選擇加入「陽光關愛·i讀計劃」,「明年志願者報名的時候記得提醒我,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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