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革命火種 培育革命英才
——記首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田伯英
李 林 任明節
田伯英，原名田毓藩，字伯蔭，後改為伯英。1897年2月23日，出生於陝西藍田白鹿原田禾村。父親田實秀，曾考取甲等醫師，以教書為業兼做中醫。
田伯英9歲入本村私熟，14歲入縣立高小。辛亥革命爆發後，一批陝籍留日學生回國投身革命，並於1912年在西安創辦三秦公學，田伯英隨即入三秦公學。受辛亥革命的影響，田伯英決心把自己融入到社會的進步發展之中，他尤其推崇李儀祉先生「感念祖國之危，復思家門之難」的愛國熱忱。銘記李儀祉先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要講求實際，不要爭虛名，時時想到如何使可供一般人民受到我的益處」的教誨，並躬身力行。
19歲，田伯英由三秦公學畢業，因家境貧寒無力升學，在家務農年餘時間。但白鹿原的肥水沃土無法拴住他渴望飛翔的心。他立志做一名優秀教師，為改變文化教育落後的家鄉作出奉獻。1917年，他帶著二弟和幾位同齡夥伴，抱著「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遠大志向，不畏艱難困苦，長途跋涉到達湖北漢口，追尋辛亥革命的遺蹟。1918年，田伯英返回家鄉，在康禾村初級小學當了一名小學教員。他既注重教書，同時更注重育人，堅持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灌輸予每個學生。他的學生趙伯平（解放後曾任陝西省人民政府省長）不忘恩師栽培教養之恩，每逢春節堅持登門拜訪，趙伯平在晚年回憶中寫到，自己一生中有兩位難忘的老師，其中「一位是1918年在本村初級小學的青年教師田毓藩，字伯蔭，有較高的反封建的政治思想」。
1919年秋，田伯英考取了北平高等師範學校（公費資助）學習英語。次年署假，因母親不幸病故，由北平回鄉奔喪。期間，他聯絡召集同鄉進步青年劉子南、鬍子琪、張允吉、趙秉彝等40餘人，在孟村成立了「勉學會」，旨在「了解社會動向，關注民生疾苦」。並與「勉學會」成員共同努力，在原鞏村「朝陽觀」舊址創辦了 「藍田第一小學」，成為白鹿原培育英才的革命搖籃。
在北師大求學期間，田伯英深受校長陳寶泉、教員範源濂的影響，閱讀了大量中英文書刊。通過研讀《嚮導》、《新青年》等雜誌，民主、科學和愛國的理念，在他純潔的心靈生根發芽。他初步接受了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即「謀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西方哲學理念，從而樹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思想。田伯英刻苦學習，勤奮上進，曾撰文投稿《秦鍾》雜誌，獲省長津貼嘉獎。在北師大期間，他參加陝西旅京學生會，並當選北師大同鄉代表。1923年，田伯英由學長魏野疇介紹，加入旅京陝西青年進步團體共進社。其刊物《共進》，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陝西社會」為宗旨。在黨的創建和大革命初期，共進社成員大多數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成為陝西地區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中堅力量。
1924年7月，田伯英從北平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應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李子洲聘請，到綏德四師任英文教員。田伯英到達四師後與國文教員王懋廷（雲南祥雲縣人，1922年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居一室，關係甚密。王懋廷向他推薦閱讀《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新青年》、《獨秀文存》等馬克思主義進步書刊，共同探討和研究社會、時局問題，並積極宣傳新文化、新思想。在王懋廷的建議下，田伯蔭將自己名字中的「蔭」改為「英」。同年10月，田伯英由王懋廷介紹，向中共北京區委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由學友屈武介紹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成為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黨員。他以公開的國民黨員身份，在綏德四師秘密開展創建CP（共產黨）和SY（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活動。11月，在綏德四師首先組建成立了中共綏德小組，因田伯英具有公開的國民黨員身份為有利條件，加之他老成持重，從不張揚的內向性格，李子洲、王懋廷推舉他擔任中共黨的小組組長。1925年初，在中共北方區李大釗派遣的中共黨員耿炳光的幫助下，在綏德四師建立了陝北第一個黨的支部——中共綏德支部，支部書記初由李子洲擔任。不久，為工作便利計，田伯英任支部書記。同年春夏之交，由黨支部擴建為中共綏德特別支部，田伯英繼任特支書記。1924年12月，在綏德四師建立了陝北地區第一個青年團組織——SY（社會主義青年團）綏德支部。
田伯英在擔任四師英文教員期間，任課較少，他集中大量時間和精力同王懋廷首先積極發展共進社社員，吸收白明善、杜嗣堯、羅百福、李明軒等進步學生加入共進社，並在四師建立了共進社綏德分社。不足半年時間，先後在榆林、延安、清澗、米脂、葭縣、橫山、定邊、保安、神府等地發展共進社員五六十人，為綏德四師和陝北各縣社會主義青年團和黨組織的創建，打下了可靠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1926年5月，遵照中共北方區委指示，中共綏德特別支部改建為中共綏德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綏德地委），田伯英任地委書記。地委下轄支部3個，特支3個，黨員發展到30多人。四師黨團組織的活動，影響、波及陝北各地，政治空氣空前高漲。綏德四師被譽為陝北的「上海大學」、「蘇聯駐華大使館」和「西北地區革命搖籃」。
1926年署假，田伯英赴北平出席共進社代表大會，由中共北方區委宣傳委員耿炳光引領，田伯英去蘇聯駐華大使館，接受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的接見。田伯英向李大釗先生匯報了陝北黨組織的發展和工作情況，並聽取了李大釗先生對陝北工作的指示。同年11月西安解圍後，綏德四師校長李子洲應聘出任西安中山學院訓育長。同時，為開拓陝西的國共合作新局面，秘密從事統一戰線工作。不久，四師教員楊明軒也赴任陝西教育廳長，在他啟程的前一天晚上，田伯英主持召開中共綏德地委會議，在徵得本人同意後，田伯英介紹楊明軒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此，李子洲在給田伯英的回信中稱讚「你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1927年2月，遵照黨的決定，田伯英調任延安四中校長，並秘密組建成立了中共延安地方執行委員會，田伯英任地委書記。按照黨的「到農村去」的指示，在延安四中田伯英積極組織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學生，利用星期天和節假日下鄉，向農民群眾宣傳革命思想，幫助各地建立農民協會。號召廣大勞苦民眾抗糧、抗稅，開展反帝、反封建、反貪官汙吏和反土豪劣紳的革命鬥爭。農會會員迅速發展壯大，農民運動如火如荼，氣壯山河。黨團組織不斷發展壯大，為開展土地革命戰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到延安後，5月9日，在延安城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各界群眾集會，田伯英應邀出席大會。在會上田伯英聲色俱厲，痛斥蔣介石判變革命、屠殺工農、破壞國共合作和實行法西斯獨裁的滔天罪行，誓言為李大釗先生雪冤報仇。
「四·一二」政變後，馮玉祥緊步蔣介石後塵背判革命，國共在西北地區攜手合作、共同開創的國民革命遭到徹底破壞。不久，延安駐軍參謀張採芹，召見四中校長田伯英，下達陝北鎮守吏井嶽秀查封學校的指令。田伯英沉著鎮靜，立急返回學校，將黨的秘密文件，黨員名冊焚毀，將有關書刊裝箱，委託學校雜役宋光祖帶出學校藏匿，然後交待辦理了學校的相關手續。至此，延安四中被查封，黨團組織遭到破壞，白色恐怖瀰漫陝北大地。師生中的黨團骨幹星散隱蔽，局勢急轉直下。延安已無立足之地，田伯英決定隻身返回西安，向黨組織匯報工作。且傳來著名共產黨人劉含初在家鄉黃陵慘遭國民黨反動軍閥殺害的消息。他只得繞道小路，經洛川、過宜君、行至三原，又傳來白色恐怖籠罩西安，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的消息，他又輾轉返回家鄉白鹿原。由於諸多原因田伯英失去了黨的關係。
1928年，西安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侯佩蒼寫信約請田伯英來校任教，他再次離開家鄉，出任一師教務主任。1931年秋，一師校長被學生驅逐離校，次年1月，田伯英繼任校長。同年4月，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來陝，在西安鼓吹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片面抗戰政策。25日，數千名愛國學生齊集民樂園禮堂，高呼：「反對不抵抗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立急出兵抗日！戴季陶滾回去」的口號，會場亂作一團，憤怒的學生放火焚燒了戴季陶的汽車。次日，學生繼續上街遊行示威，女師等校學生和一師學生盧成鍅在遊行中與軍警發生衝突，不少學生受傷或被憲兵抓捕。校長田伯英帶著慰問品親臨醫院、警察局看望交涉，並感嘆：「愛國有罪，校長不好當」。他親自趕到教育廳面呈廳長李百令，通過警察局釋放了他的學生盧成鍅。他的正義舉措，受到廣大愛國學生和家長們的高度讚揚。
1929年，關中大旱，飢殍載道，人相食，百姓流離失所。民間請願興修水利的呼聲日益高漲。1930年揚虎城督陝，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他傾聽民意，決定在關中地區率先興修水利工程。遂聘著名水利專家李儀祉（陝西蒲城人）先生出任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並籌資百萬，興建涇惠渠水利工程。1932年6月，一期工程竣工通水，可灌農田50萬畝。
為管好、用好這條惠及關中人民的水利工程，楊虎城決定選擇一位勤政愛民，踏實肯幹的人擔任涇陽縣長。由于田伯英在陝西教育界德高望重、清正廉潔的聲望，在陝西省政府秘書長、共產黨員南漢宸的舉薦下，田伯英被選定任命為涇陽縣長。
同年秋，灌渠主渠道竣工，但澆地鬥分引渠尚未建成，一旦開閘放水，將會衝毀新修的渠堤，發生水患災害。但持續大旱，禾苗乾枯，迫切渴求放水澆田的群眾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剛剛履新赴任的縣長田伯英，目睹枯萎的麥田和群情激憤的民眾，心急如焚。他沉著冷靜,審時度勢，既理解群眾的迫切需求，又考慮灌渠的安危。他一邊向民眾耐心解釋不能開閘放水的利弊，一邊動員旱區群眾挑水澆田。同時，動員受益灌渠群眾，實行以工代賑，儘快修建幹、支、鬥分引渠。並通過丈量土地，堅持合理負擔，以灌養渠的原則。田伯英深入細微的群眾思想工作和實事求是的決策，得到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擁護。
1935年，涇惠渠全線貫通，惠及關中5縣，灌溉農田面積140多萬畝，從根本上改變了灌渠的農業生產條件，糧棉產量穩定高產，經濟效益逐年迭增，人民生活空前改觀。涇陽縣獲得了關中地區「白菜心」的美稱。田伯英為官一任，富民一方，千秋功業，永垂青史。
李儀祉先生首次募集涇惠渠水利工程款時，與捐資的「華洋義賑會」約定，灌渠建成後，堅決不得澆灌洋菸（鴉片）苗。縣長田伯英不折不扣，堅決執行禁菸決議，在全縣範圍大張旗鼓地開展禁菸運動，並自任禁菸組長，在灌區逐地逐塊檢查，發現一塊，剷除一塊。雲陽鎮民團團長趙萬裡無視禁令，違規種植洋菸。田伯英發現後，當機立斷，予以全部砍伐，群眾交口稱讚，拍手叫絕。至此，涇陽全縣無人再敢種植大煙，成為全省唯一的無煙縣。
在涇陽任縣長期間，田伯英不僅狠抓農業生產，大抓水利建設，而且特別注重文化教育。他大力倡導引進新式教育，堅持主張淘汰顢頇迂腐的舊塾師。1932年冬，涇陽縣舉辦了有150多人參加的寒假教師講習班，田伯英親臨講習班授課。1933年至1934年，全縣創辦民眾學校50所，公辦小學10所，極大地改變了涇陽縣的文化教育。為解決辦學經費困難問題，1933年2月10日，田伯英呈交省政府提案，言述：「當此國家命脈之教育破產之時，建議將本縣水捐每畝提成壹角作為教育經費，以救亡面臨的春季開學」。當年田伯英以工整小楷親書的提案原件，至今完整地保存於陝西省檔案館。
田伯英在擔任涇陽縣長期間，積極支持學生革命活動，多次掩護中共黨的地下工作者開展工作，中共負責人汪鋒、趙伯平曾與田伯英聯繫密切，並給予全力幫助。曾秘密配合著名作家馮潤章、王子常等地下工作者營救被捕的陝甘遊擊隊政委楊森、參謀長張富貴和馬赫等三名共產黨員。
1932年夏，劉子丹率領陝甘遊擊隊（後改編為紅二十六軍）轉戰涇陽縣周邊地區，迂迴發展革命軍事力量。期間，由政委汪鋒策劃了綁架安立森（美籍挪威人，系「華洋義賑會」派往涇惠區水利工程師）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此，蔣介石曾親自斥問「縣長是幹什麼吃的？」於是，撤銷了田伯英的縣長職務。正在患病的李儀祉聞訊後，當即約請田伯英會面，懇請田伯英回涇繼任，確保涇惠二期工程順利實施。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親自批示，責成省建設廳長胡毓威出面，再次任命田伯英出任涇陽縣長。田伯英難辭昔日恩師的誠懇挽留，接受了先生的重託。他不負李儀祉先生之重託和涇陽父老鄉親的殷切期望，於1935年圓滿完成涇惠渠二期水利工程。但田伯英又以「為部隊軍需催款不力」，再次撤職。不久，省政府第三次挽留任命田伯英回涇主政，但他痛下決心，堅決擺脫腐朽黑暗的政治漩渦，拒絕了按規定領取的300元（大洋）離職金，帶著涇陽庶民百姓贈送的「為我小民」橫匾，離任涇陽，返回他從事多年的教育生涯。先後執教於西安省立二中、女中、西鄉省立女子中學，並義務兼任力行中學校長等職。
1938年3月8日，李儀祉病逝西安，為了紀念李儀祉先生興修水利的豐功偉績，田伯英發起創辦一所以李儀祉命名的學校，他的倡導很快得到于右任、杜斌丞先生的鼎力支持。旋即，在西安成立了「儀祉農業學校」籌備委員會，杜斌丞任董事長，田伯英主持常務工作。隨後，校名定為「私立西北儀祉農業學園」，校址選定涇陽縣涇惠渠畔楊梧村。1941年「儀祉學園」正式招生，1943年，增設初中班。儀祉學校的創辦，培育了一大批農業水利專業技術人才，為發展陝西農業水利建設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西安解放後，田伯英被選為新政權幹部培養對象，1949年8月，進入西北民大學習，畢業後分配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大學委員會工作，1950年4月，調入陝西省水利局任主任秘書。1969年10月，田伯英病逝西安，享年72歲。
田伯英才高八鬥，甘為人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嘔心瀝血，桃李芬芳。他在綏德四師任教時間短暫，但他肩負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的重託，在李子洲的領導下，同王懋廷、常漢三、韓叔勳等仁人志士同心同德，攜手合作，在陝北地區播撒了革命火種，點燃了西北地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為中國革命培育了以馬明方、劉瀾濤、高崗、安子文、張德生、賈拓夫、崔田民、白明善、喬國禎、楊重遠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的特殊歷史時期，由於諸多原因，田伯英失掉了黨的組織關係，但他思想上和行動上一如既往，始終保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革命傳統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他的心目中人民利益永遠高於一切。
田伯英老師永遠是綏德四師和綏德人民尊敬和愛戴的良師益友。
來源：綏德老齡
作者/來源：陝北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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