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麗克的詩歌嫁接了經典文化與私人意識，始終關心不同語言的存在形式，卻不想站在身份政治的某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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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詩人露易絲·格麗克（Louise Glück），評委會的頒獎詞是「她樸實無華、無可挑剔的詩意美，令個體的生存獲得普遍性」。
自1901年首屆諾貝爾文學獎以來，格麗克是歷史上第十六位獲獎女性，是十年來繼愛麗絲·門羅（2013）、阿列克謝耶維奇（2015）和託卡爾丘克（2018）的第三位女性。
1943年，格麗克出生於紐約的一個匈牙利裔猶太家庭。因患有神經性厭食症，她沒有接受傳統的高等教育；20歲那年，她參加了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詩歌研討班，由此走上詩歌道路。
格麗克迄今最新詩集《忠實與美德之夜》（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2014），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1968年，格麗克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頭生子》（Firstborn）。隨後，她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寫作障礙，擔任兼職英語教師後才得以治癒：一邊在學院教授詩歌和英文，一邊探索詩歌的新形式。在1985年出版的《阿基裡斯的勝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她大量地從神話故事中汲取靈感，借虛構人物表現現實生活中的欲望和焦慮，又融入西方經典的文化結構中。
而到1990年，格麗克出版了具有轉折意義的新詩集《阿勒山》（Aararat），首次對準自己童年和成年家庭的故事，語調平緩地講述其中關係的痛苦，引起空前轟動。從此，格麗克的作品開始真正走入普通民眾，以至於評論家德懷特·加納（Dwight Ghana）在22年後仍然將《阿勒山》形容為「過去25年最殘酷和充滿悲哀的美國詩歌」。
《阿勒山》預示了20世紀90年代格麗克事業的上升。與此同時，她的婚姻走向瓦解。格麗克把這些引入詩歌寫作，探討愛情、生死和人際關係的失敗，迎來了寫作生涯的高產期。她也自此形成一些自己最核心的詩歌主題，例如人所遭受的各式各樣的創傷，以及反襯人類情緒的自然現象。
「她的詩歌描述自我殘餘的夢想與幻覺，在這方面，沒有人比她更加艱難。」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解釋頒獎理由，「雖然她的作品大多具有明顯的自傳色彩，但她不僅是個自白懺悔的詩人，而是追求普遍性。」他認為，格麗克是一個希望被理解的作家，她的聲音坦率而不妥協，幽默而機智，並且「力求清晰」。
格麗克擅長在簡短的故事中勾勒出細膩的心理迴路，動詞鋒利，句式自由。早年患病，她藉助心理治療重新找到了自我在世界中的存在，更加意識到感受事物的重要性。格麗克曾說，大概每個21歲的人都會寫十首詩，但造就詩人的不僅是天賦，還有充分持久的飢餓感。每個人的詩只會因為跟隨自己的熱情去生活而產生，否則他不會創造任何東西。
在詩論《反對誠實》（Against Sincerity）中，格麗克認為，詩人正是要將現實轉化為可想像、可闡釋和可持續的發現，每一首個體的詩歌都是在整體語境中實現意義。因此，個體生活和神話人物可以同樣成為敘事的主體，但她不願意把詩歌寫成自傳；每一本詩集的詩歌排列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們是從整體傳遞對世間萬物的思考。因此，她曾長期拒絕以詩選形式重版作品。
10月8日，露易絲·格麗克的作品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展出。圖片：CFP
儘管格麗克已先後獲得普立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桂冠詩人等幾乎詩人能得到的所有榮譽，但在這次開獎前，無論是中外專家的討論，還是各國媒體的預測，她幾乎沒有進入過獲獎熱門人選。
詩人胡桑告訴澎湃新聞，格麗克是當代美國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但風格上有些傳統，語言形態也不太激進。詩人李元勝則對上遊新聞表示，從人氣來看，近幾年中國詩壇確實不太關注格麗克，但她的詩歌完全值得諾貝爾獎，格麗克可以說是最接近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的美國女詩人。
諾貝爾文學獎在更慎重地考慮自身的價值尺度。去年，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德國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後者曾公開悼念塞爾維亞前總統米洛舍維奇，被認為否認種族屠殺和戰爭罪行，令文學獎招致巨大非議。此前的2017年11月，瑞典皇家文學院的委員爆出家庭性醜聞，文學獎被迫推遲了2018年的頒獎。最近兩屆來自中歐的得主，又讓委員會去年「突破歐洲中心思維」的宣言顯得有點名不副實。
瑞典媒體Dagens Nyheter的文化編輯比約·威曼（Björn Wiman）在開獎前預測，瑞典皇家科學院已經無法經受再一次危機，因此今年的文學獎會做一個安全的選擇，頒給一位歐洲以外的女作家，而且要與漢德克的政治立場、思想和形象都完全相反。
上一位獲獎的美國人是2016年的搖滾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再往前則要追溯到1993年的託妮·莫裡森（Toni Morrison）。他們都曾是諾貝爾文學獎試圖「多元化」的象徵，也都是那一代的典型美國左翼知識人，對種族、階級不平等做過深刻的敘述。
而年紀相仿的格麗克似乎從沒打算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家，她更多地繼承了美國詩歌自白派的特點，強調以私人感受書寫社會環境。普渡大學英文系教授丹尼爾·莫裡斯（Daniel Morris）在《格麗克的詩歌》（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中認為，格麗克的詩歌經常同時採用相互矛盾的觀點，以反映地位、權力、道德、性別以及語言之間的矛盾關係，反映生活的緊張感；但另一方面，她經常迴避族裔認同、宗教或性別分屬等身份政治話題，傾向於保留「居於中間」（in-betweenness）的視角。
如同對漢德克事件的回應一樣，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同樣對外堅稱，頒獎給格麗克，只是從文學作品質量本身的考慮和褒揚。但奧爾森在頒獎時特意指出，格麗克和19世紀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相似，「嚴肅且不願接受任何簡單的信仰原則」。這已經說明了諾獎的標尺。
甚至，連格麗克的出版商也對獲獎感到驚訝。一位工作人員麥可·施密特（Michael Schmidt）告訴《衛報》，格麗克並不習慣成為當下流行的運動旗手，「她甚至不試圖說服我們任何事情，而是幫助我們探索所生活的世界。她的詩歌似乎沒有太多的政治參與，關乎人類和語言的世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