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川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指導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其一，奉行「美國第一」的思想，質疑自二戰結束以來指導美國對外大戰略思想的自由國際主義；其二，以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識大國關係。受這種思想的影響，該戰略報告從安全、繁榮、實力與影響力等四大方面重新界定了美國國家利益。基於「美國第一」的現實主義思維，該戰略報告更多地從競爭的角度認識中美關係，這必將從經貿關係與地緣政治兩方面對中美關係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該戰略報告的出臺意味著未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長期奉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對外大戰略將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化。
【關鍵詞】川普政府 國家安全戰略 國家利益 中美關係
【中圖分類號】 D8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1.009
2017年12月18日，川普政府公布了其任內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烙有鮮明川普主義印跡的戰略報告因川普政府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反建制派舉措，以及美國在世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從而引發世人廣泛的關注。本文在全面解讀這份戰略報告的基礎上，著重分析該報告所體現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思想的轉變、美國國家利益的四大內涵以及該報告對中美關係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
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思想
自2016年川普被提名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以來，川普就打著「美國第一」的口號，提出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其競選口號及其言行體現出鮮明的反建制派特色。川普總統執政以來的舉措不斷驗證著這種反傳統特點，這種反傳統的思想在川普政府公布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得到充分體現。透過這份戰略報告，我們可以發現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思想的兩大突出特點：
其一，奉行「美國第一」的思想，質疑自二戰結束以來指導美國對外大戰略思想的自由國際主義。20世紀初，威爾遜主義開始挑戰自19世紀以來美國外交中以孤立主義為特色的現實主義。威爾遜主義強調以美國式自由民主的政治與經濟理念改造世界，其外交思想具有鮮明的自由國際主義特色。二戰後美國歷屆政府大致沿著威爾遜式自由國際主義的思路，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一個政治自由、經濟開放的外部世界息息相關。冷戰結束後，柯林頓、小布希與歐巴馬政府繼續奉行威爾遜式自由國際主義的對外大戰略，向全世界推廣美國式自由國際秩序。但是，2017年初上臺的川普政府在「美國第一」的口號下並不認為一個自由民主與經濟開放的世界事關美國國家利益，因為川普所強調的安全、繁榮、民主都是美國自身的，而不是世界的。所以，川普政府在事實上質疑美國對外奉行達70年之久的自由國際主義。故此，美國政治精英中的建制派才會擔憂美國主導達70年之久的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發展方向問題。[1]該戰略報告開篇就強調，認識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應該從美國人民出發，而非世界人民出發。美國人民的利益是認識問題的出發點，是美國政府思考問題的真正「指路明燈」（North Star）。「美國第一」戰略就是美國人民、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美國利益第一位。報告認為「美國第一」是本屆政府的職責，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基石。「美國第一」的國家安全戰略是基於美國的原則，對美國利益的敏銳洞察，以及對美國面臨挑戰的應對決心。[2]川普在該戰略報告發布當日發表的演講中指出，之前美國處處為別人著想，但現在美國要為自己而活。川普「美國第一」的思想秉承其競選期間的一貫立場。2016年7月22日，川普在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美國第一」口號時就指出：「美國主義，而並非全球主義，將是我們的信條（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 will be our credo）。」[3]從政治正確性角度講，任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聲稱代表著美國人民的利益，但川普政府的這份戰略報告刻意強調其代表著美國人民卻有著特殊的用意。因為在川普政府看來，此前的歷屆華盛頓政府都沒有能夠真正代表美國人民，只有本屆政府才是美國人民的代表。但是，從川普競選期間的民意基礎來看，川普主要代表著美國南部與內陸地區廣大中產階級與藍領白人的利益。這類力量代表著當今西方世界中的反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政治勢力。按照美國學者米德（Mead）的解釋，川普政府的執政理念體現了一種美國外交傳統中的傑克遜主義回歸。[4]米德認為，川普浪潮的出現標誌著二戰後美國社會中傳統的自由一致的崩塌以及安德魯·傑克遜精神以咆哮般聲勢進入美國政治的辯論舞臺。[5]美國學者雅各布·海爾布倫（Jacob Heilbrunn）也認為川普對外政策意味著其回歸到美國歷史上獨特的外交傳統，即傑克遜大眾民族主義的世界觀。[6]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卡贊斯坦（Katzenstein）認為，在川普的政策背後，隱約可見的是保守主義和民族國家主義的傳統。前者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對於大蕭條的反應，而後者更是自傑克遜時代就已經存在。[7]故此，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思想是美國國家利益至上，反對自二戰結束以來在美國對外大戰略中居於主導地位的自由國際主義。
其二，以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識大國關係。川普在為該戰略報告發布而發表的演講中強調，美國正進入一個新的競爭時代。[8]該戰略報告明確指出，這是一份結果導向，而並非意識形態導向，原則性強的現實主義戰略報告。該戰略報告坦承權力在國際政治中起著核心作用。[9]報告認為，國際政治的競爭要求美國重新思考過去20多年所奉行的政策，即這種政策主張讓對手參與並融入到國際制度中，在全球商業中將對手改造成一個友好的行為體與值得依賴的合作夥伴。報告認為，「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假設前提是錯誤的」。[10]報告儘管也承認競爭並不總是意味著敵意，並非必然會導致衝突，但又堅持認為國際政治中的競爭不可能是短暫的，將會是一種長期的趨勢，要求美國持續性地關注。[11]該戰略報告強調以競爭而非合作，零和而非雙贏的邏輯認識大國關係。沿著這種思路，美國將中國、俄羅斯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報告認為中國與俄羅斯挑戰著美國的實力、影響力與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12]從國際政治理論角度上講，現實主義從權力角度認識國際政治，認為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對權力的追求是永恆的。同時，現實主義強調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認識權力，認為大國之間的競爭是永恆的時代主題，軍事作為對外政策的優先選擇永遠不會過時。現實主義也注重外交，但更強調實力，尤其是將軍事實力作為外交的基礎。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最大的道德義務是關注國內問題，國際社會中的道德問題並非優先關注對象。現實主義對過度的戰略擴張持謹慎的態度。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這種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邏輯高度契合。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史蒂芬·沃特（Stephen Walt）認為，川普代表著一種準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將現實國際政治視作「霍布斯式」的世界。[13]關於川普政府的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美國戰略學家布蘭茲（Brands）與費韋爾（Feaver）在文章中也有深入論述。布蘭茲與費韋爾認為，川普式現實主義的對外政策有三大支柱：第一，川普政府將國際政治視作零和博弈的舞臺；第二，川普政府將所有國家視作美國的競爭對手；第三，川普政府信奉超越道德，反對在國際社會倡導人權與促進民主。[14]如果將川普政府的這份戰略報告與冷戰結束以來從柯林頓到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做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少了些雄心勃勃和理想主義。該戰略報告並沒有提到自柯林頓政府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所特意強調的價值觀是美國政府追求的國家利益，甚至明確提出，美國政府認識到美國人民的生活方式不能強加於他國，人類發展的終點並非必然一致。[15]這就在事實上表明，美國政府反對輸出民主。有學者將川普政府與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比較後發現：歐巴馬201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外圍加入了建構主義的理想主義希望清單，而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體現出易怒且用現實主義偽裝的自我中心主義（petulance and solipsism masquerading as realism）。[16]事實上，歐巴馬政府出臺的兩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兼具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儘管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價值觀與國際秩序的重要性，但歐巴馬政府在許多問題上卻採取實用主義的策略，雖然價值觀問題被高調提出，但在外交實踐中很少運用。[17]
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國家利益觀
自1987年裡根政府出臺美國歷史上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重點闡述其在現階段面臨的安全威脅、國家戰略目標、國家利益的內涵以及可能實施的戰略手段。這當中尤其以美國政府對國家利益內涵的認知最為重要。就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言，在「美國第一」以及現實主義思想指導下，該戰略報告從安全、繁榮、實力以及影響力等四大方面著重闡述了現階段的美國國家利益內涵。
第一，安全方面。儘管美國歷屆政府都將安全界定為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但對安全的內涵每屆政府的理解並非能夠完全一致。在川普政府看來，美國安全的內涵僅局限於美國人民、美國本土、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包括美國的盟友與戰略夥伴，反對給美國盟國、夥伴國提供安全保護。就對安全的理解而言，由於川普政府反對為國際社會提供安全保護，導致其安全觀迥異於美國歷屆政府。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要強化美國與盟國的同盟關係，認為美國對國際安全負有獨特的責任。歐巴馬政府的安全觀強調美國本身的安全、公民的安全、盟國及其夥伴國的安全。[18]小布希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基於獨特的能夠體現美國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的美國國際主義。美國的戰略目標是促使世界不僅公正、安全而且更加美好。[19]1994年7月，柯林頓政府出臺首份《參與和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在這份戰略報告中，柯林頓政府提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是：用軍事力量捍衛美國可靠而持續的安全環境；支撐美國經濟復甦；促進海外民主。[20]柯林頓政府所強調的安全是全球安全，而不僅僅局限於美國本土安全。在「美國第一」安全觀指導下，川普政府認為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的主要因素有核武器，化學性、放射性、生物性物質的攻擊，有組織的恐怖活動，毒品與人口非法交易，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為此，美國政府應該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強化美國邊界控制與移民政策，防範大規範殺傷性武器擴散，尋找恐怖威脅之源，拆除跨國犯罪組織，保持網絡時代的美國安全，促進建立一個具有恢復力的美國社會。
第二，經濟繁榮方面。經濟繁榮是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所強調的國家利益之核心。川普政府認為強大的經濟才是美國安全的基石，美國力量之源，增長與革新的美國經濟才能促使美國維持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實力，保護美國本土安全。川普政府認為近些年美國經濟實力在全球經濟體發展中相對下降，所以，美國必須重振經濟實力。重振美國經濟首先要恢復民眾對經濟發展模式的信心。在川普政府看來，全球化時代以來，美國工廠、公司與就業崗位大量轉移國外。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民眾對美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質疑日益增加。在對外貿易方面，不公正的貿易協定是導致美國貿易赤字日益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報告認為振興美國國內經濟的主要措施有：復甦國內製造業，為中產階級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鼓勵革新，保持科技優勢，保護國內環境，實現能源優勢，建立一個公平互惠的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使其更多地讓美國受益。在闡述經濟繁榮方面，該戰略報告就美國主導達70年之久的戰後經濟秩序進行了一番反思，認為美國將一個自由經濟的貿易體系向那些沒有分享美國價值觀的國家擴展，希望這些國家建立一個自由的經濟與政治環境，並相應地使美國也受益。但實踐表明這些國家只是口頭上贊同自由貿易，並沒有進行相應的經濟與政治改革，相反還扭曲並破壞著這些經濟制度的關鍵內容，並從中受益。報告認為，美國再也不能漠視這種不合理現狀的存在。美國將聯合那些與美國有著共同志趣的盟國、夥伴國以確保這些經貿原則得以貫徹。[21]
第三，以實力促進和平。相對於安全與經濟繁榮這些美國國家利益的「常態化」議題，該戰略報告將「以實力促進和平」作為美國國家利益，確屬川普政府的首創。該戰略報告秉承現實主義的視角，認為權力競爭始終處於歷史的核心並具有連續性。美國面臨的現實挑戰主要來自三大方面，即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修正主義國家」；伊朗與北朝鮮這樣的「流氓國家」；跨國威脅性的國際組織，尤其是伊斯蘭聖戰者恐怖主義組織。報告強調當今存在著贊成集權性政體與主張自由社會兩者之間的基本性政治競爭。中國與俄羅斯試圖構建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相對立的世界。中國正在尋求一個能夠替代美國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戰略，正以擴展國有經濟影響力的模式，用自己的價值取向重新整合東亞地區。俄羅斯試圖重塑其強國地位，在邊界地區外圍建立其影響力輻射的區域。[22]所以，美國必須保持其軍事實力的絕對優勢，美國與其盟國以及其他權力部門之間的關係要充分整合。[23]報告指出，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表現出極大的戰略自滿。美國自認為其軍事優勢足以高枕無憂，民主和平不可避免，自由民主的擴展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關係的特點，國家之間的競爭讓位於和平與合作。與建立強大的軍事實力相反，當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日益增加時，美國卻大規模減少其軍事投入乃至達到194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報告對美國近年日益減少的軍事投入表現出極大的不滿，認為外部的安全威脅日益增加，而美國的軍事優勢卻日益遭受侵蝕。當美國不斷削減軍費投入之際，大國競爭卻正在回歸。中俄不斷在國際舞臺展示其軍事實力從而顯示其具有在危機時刻與和平年代抵制美國軍事介入的能力。中俄正在與美國具有地緣優勢的地區展開競爭，試圖按照自己的偏好改變國際秩序。在競爭對手強化軍事投入之際，報告強調美國應該重視軍事威懾的現實意義，強化美國在陸地、天空、海洋、外層空間、網絡空間方面的威懾能力，以應對可能的戰略威脅。[24]第四，提升美國的影響力。將「提升美國的影響力」作為國家利益是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又一創舉。報告認為美國的影響力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具有積極的作用，美國的民主與經濟繁榮具有世界示範性與影響力。美國應該與夥伴國分享其對自由民主與經濟繁榮的渴望。這樣，美國對這些國家就具有典範性的影響力。報告借用漢密爾頓當年的言論指出，世人的眼睛關注著美國，美國為自由而奮鬥的事業引發了人類思想觀念的革命，美國典範的影響力已經穿透了被黑夜籠罩的獨裁專制地區。[25]報告認為提升美國影響力的方法就是美國要與其盟國、夥伴國建立緊密的價值觀認同聯盟，利用外交手段加強對美國價值觀有認同度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另外，美國要幫助那些對美國有認同感而相對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將這類國家納入西方陣營，為美國商業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最後，美國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投資，積極參與多邊論壇，增強競爭力，提升美國在這些論壇中的影響力。強化美國的影響力，其潛在用意應該在於與中俄等國家爭奪全球影響力。因為美國認識到中國與俄羅斯在不斷擴大其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贏得了相對於美國的競爭優勢。美國應該取代中俄等國家控制下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擴大在這些國家的經濟、政治與安全利益。
報告對中美關係的消極影響
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基於「美國第一」的現實主義思維，更多地從競爭的角度認識大國之間的關係，這種零和式的思維邏輯在美國的對華戰略中得到充分體現。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競爭性大國（rival power），認為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面臨的首要挑戰，中國挑戰著美國的實力、影響力與國家利益，中國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26]報告認為美國通過20年之久的接觸，讓中國這樣的競爭者融入國際社會的假設前提是錯誤的。與美國的期望相反，中國試圖構建同美國價值觀與利益相對立的世界，尋求替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角色，擴張國有經濟模式的影響範圍，重塑有利於中國的地區秩序。[27]該報告在闡述美國在印太地區面臨的地緣競爭與挑戰時指出，儘管美國尋求繼續與中國的合作，但中國正在利用經濟誘惑、懲罰、有影響的操作、含蓄性的軍事威脅說服其他國家接受中國的政治與安全議程。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以及貿易戰略強化了中國的地緣政治意向。中國在南海建立的軍事前哨威脅到該地區的自由貿易流通，威脅到其他國家的主權，破壞了地區穩定。中國日益發展的軍事現代化意圖在於限制美國進入該地區，為中國在該地區提供自主權。中國展示一種要國家間彼此受益的雄心，但中國在該地區的優勢地位削弱了其他國家在印太地區的主權。該地區國家正在呼籲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能力，堅持該地區秩序要尊重國家主權與獨立。[28]
縱覽整個報告，「中國」一詞可能在報告中出現的頻率最多。但大多數情況下，美國對中國更多地使用「競爭者（competitor）」「挑戰者（challenger）」「競爭對手（rival power）」或「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這樣一些具有消極含義的定位。不難看出，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多以競爭而並非合作、雙贏的眼光認識中美關係，在許多戰略性議題上處處將中國作為潛在或現實的競爭對手，例如，安全、繁榮、實力與影響力四大主題。報告每強調一大主題重要性的同時，就會本能地認為中國威脅到美國在這些方面的利益。就新世紀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言，川普政府的這份戰略報告對華戰略定位最為消極與負面。儘管小布希政府在執政初期曾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但其在2002年出臺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對中國的定位又相對正面。報告強調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中國的出現，美國尋求與中國建立一種建設性的關係。[29]在2006年出臺的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小布希政府大致沿襲了這種思路。歐巴馬政府於2010年出臺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的評價也相對積極，報告強調美國將繼續尋求與中國建立一種積極、建設性與廣泛的雙邊關係。[30]正是帶著這種競爭性思維認識中美關係，川普政府的這份戰略報告不可能正面呼應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建立新型中美關係的設想。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涉及中國的內容大致奉行自由國際主義的戰略思維。這種戰略思維認為，美國應該用制度構建將「體制外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中。柯林頓政府出臺的「參與和擴展戰略」就是這種戰略思維的集中體現。具體到美國的對華戰略，美國奉行接觸加遏制的戰略：通過接觸，試圖對中國這樣的「體制外國家」進行「改造」；通過遏制，防範中國這樣的潛在大國對美國構成威脅。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日益強大及其大國自信不斷動搖著美國對華戰略中「改造論」的思想根基，2015年美國戰略界出現的「十字路口論」就是這種對華戰略爭議的集中體現。在這場辯論中，一類觀點就認為美國應該以現實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政治邏輯認識中美關係，強調對華政策中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性。川普政府公布的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大致就順應了這種思想。儘管我們清楚戰略報告所宣揚的戰略思想與具體的政策執行之間有一定的差異，但該報告較之歷屆美國政府而言體現出對華更具競爭性的現實主義戰略思維，這必然會使未來的中美關係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可以肯定，未來的中美關係在這樣一些議題方面會受到消極影響：其一，經貿關係。川普政府的「美國第一」思想會更多地體現在經濟層面，要求中國做出有利於美國的讓步，否則雙邊關係中的經貿摩擦會進一步加劇。其二，地緣政治方面。川普政府提出的加大對印太地區的全方位關注，其防範中國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在其強調以軍事實力促和平的思想指導下，朝鮮半島衝突與對抗乃至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劇，這對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地緣安全會產生負面影響。此外，川普政府加大軍事預算投入的舉措必然會體現為美國對印太地區軍備投入的增加，這必然會強化對中國的安全威脅，加劇中美兩國的大國地緣政治博弈。
結束語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外大戰略方面都秉承自由國際主義的政治邏輯，強調用威爾遜式自由國際秩序領導世界。冷戰結束後，從柯林頓政府、小布希政府到歐巴馬政府，美國歷屆政府繼續秉承自由國際主義對外大戰略，強調美國要持續推動升級版的威爾遜主義國際秩序全球化，歐巴馬政府甚至在其出臺的兩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國際秩序是美國四大國家利益之一。但是，川普政府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指導思想卻背離了這一兩黨一致並奉行達70年之久的自由國際主義政治邏輯，用「美國第一」主義取代自由國際主義。應該看到，川普政府看似背離美國兩黨一致對外大戰略傳統的舉措其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早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克魯茲（Cruz）與川普都反對美國奉行價值觀外交，主張美國不能再做世界警察，再也不能在海外搞民主化的國家建構，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到國內。只不過川普的觀點情緒化、極端化，而克魯茲的觀點更具有思想性、細緻性。為此，媒體稱之為川普—克魯茲對外政策。[31]前美國駐北約大使，現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主席伊沃·達爾德（Ivo Daalder）曾撰文指出，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Sanders）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都一致質疑美國在戰後長達70年之久的國際領導地位。許多美國民眾也質疑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32]美國學者阿納託爾·利芬（Anatol Lieven）也認為，儘管桑德斯與川普就社會與經濟正義、國家的作用、種族、包容性與文化多元性等議題有重大分歧，但他們就經濟民族主義、贊同美國減少對海外的承諾與介入等議題的立場幾乎完全一致。[33]所以，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所體現出的對外大戰略思想轉變就存在著一定的必然性，是偶然中的必然。一位韓國學者認為，川普政府上臺後，美國現存的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很可能要修正，轉向新孤立主義。在這位學者看來，「我們正目睹著一個歷史的分水嶺，即美國霸權與戰後自由世界秩序的方向正開始發生著轉變」。[34]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經濟體量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量中的比重日益上升，權力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的轉移成為時代趨勢。故此，國際秩序正日益進行著深度調整與變革。國際秩序的大轉型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傳統上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一統天下的格局將成為過去。有學者甚至提出人類正經歷著四百年未有之巨變。[35]在這種大背景下，美國政府對其傳統的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進行反思與調整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正因如此，美國政府對國家利益的認知才會做出不同的判斷。從裡根政府到小布希政府的20餘年期間，美國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基本都能夠達成一致，即安全、經濟繁榮與民主價值觀是美國政府所追求的三大主要國家利益。但是，從歐巴馬時代開始，美國政府對國家利益的認知開始出現變化，歐巴馬政府首次將國際秩序納入美國國家利益範疇並引發爭議。[36]到了川普時代，美國政府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川普政府將安全、繁榮、實力與影響力作為美國國家利益的新四大支柱。川普政府對美國國家利益做出了最為狹義的界定，不太強調一個繁榮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不認為一個自由民主的世界政治秩序事關美國國家利益，也不太在意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力。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儘管反映了美國國內「傑克遜主義」的國家利益觀，但這種國家利益觀的重大轉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經濟實力相對下降，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在世界經濟與政治舞臺影響力日益上升的一種體現。需要指出的是，川普政府對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的反思與調整應該不是一種權宜之計，很有可能是一種影響美國對外大戰略的常態化趨勢。
注釋
[1]美國《外交》期刊2017年第一期發表的系列論文就是這種憂慮思想的集中體現。
[2]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1.
[3]"Donald Trump's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Speech", July 22, 201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7/21/donald-trumps-leaked-republican-national-convention-speech-in-fu/
[4]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Vol. 96, No. 2.
[5]Walter Russell Mead, "Andrew Jackson, Revenant",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uary 17, 2016.
[6]Jacob Heilbrunn, "The New Foreign Policy Populism", National Interest 142, March/April 2016, pp. 5-9.
[7]《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卡贊斯坦教授應邀來我院講座》，http://www.sis.pku.edu.cn/cn/News/0000000918/do。
[8]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1.
[9][10][11][12]Ibid, p.55; Ibid, p.3; Ibid, p. 4; Ibid, p. 2.
[13]Stephen Walt, "No, Real Donald Trump Is Not a Realist", Foreign Policy, April 1, 2016.
[14]H.Brands & P.Feaver, "Saving Realism from the So-Called Realists", Commentary, Aug.16, 2017.
[15]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4.
[16]James Joyner, "How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reaks with the Past" , December 19,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trump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breaks-the-past-23715.
[17]關於這一問題的深入論述，參見楊衛東：《歐巴馬外交：主義意識還是問題意識》，《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年第4期下，第78～86頁。
[18]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17.
[19]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 1.
[20]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July 1994, p.1.
[21]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17-18.
[22][23][24][25][26][27][28]Ibid, p. 25; Ibid, p. 26; Ibid, p. 27; Ibid, p. 37; Ibid, pp. 2-3; Ibid, p. 25; Ibid, p. 46.
[29]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p. 27-28.
[30]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0, p. 43.
[31]Max Boot, "Is a New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Emerging?" Commentary, February 2016.
[32]Ivo Daalder and Robert Kagan, "The U.S. can't afford to end its global leadership role",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2016.
[33]Anatol Lieven, "Clinton and Trump: Two Fac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Survival, Vol. 58, No.5, 2016, p. 8.
[34]Taesuh Cha, "The Return of Jacksonianism: The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Trump Phenomenon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17, p. 84.
[35]袁鵬：《四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美國與世界新秩序》，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
[36]Christopher Hemme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30, Issue. 3, 2011, pp. 269-270.
責 編∕周於琬
Comment on the 2017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Yang Weidong
Abstract: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major aspects: first, put America first, which questions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at has guided the US foreign strateg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econd, it recogniz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 with a realistic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ideology, the strategy report has redefine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S in terms of security, prosperity, strength, and influence. Based on the realist thinking of "put America first", the strategy report mainly understands the Sino-US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on. This will certain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geopolitics. The release of the strategy report means that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strategy which has long been pursued by both th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ill change to some ext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Trump governmen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ational interest, Sino-US relations
楊衛東，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美關係、國際關係理論思想。主要著作有《擴張與孤立：約翰·昆西·亞當斯外交思想研究》《信仰的構建與解讀：宗教與美國外交》《國際秩序與美國對外戰略調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