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2月4日頭條新聞發布#離婚冷靜期實施條款#話題，一天的時間閱讀量超過3.7億，相關內容多次衝上熱搜。
關於離婚冷靜期，今年5月末已經引發過一輪討論。2020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發布了《民法典（草案）》全文，其中設立離婚冷靜期這一條，掀起了公共媒體和網際網路的討論熱潮。《新京報》當時做過一個如何看待離婚冷靜期的微博投票，1.4萬人參與投票，明確反對或不支持的人超過88.4%。
在離婚冷靜期即將生效的前夜，人們擔心的是離婚這個原本應該屬於個人的選擇，被無限幹擾。離不離婚是一個成年人的自我選擇，冷靜期增加離婚時間，增加了離婚難度，其實質在人為幹預個人選擇。而近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親密關係中一方被傷害的新聞報導出現，很多人發現離婚冷靜期對這些被傷害的人來說並不友好。
這樣看來，離婚冷靜期不只是一個關乎於婚姻的話題，更是一個與人自我選擇權、親密關係中弱勢一方能否保護自己有關的話題。
離婚很多時候是蓄謀已久的。
一位女士被丈夫起訴離婚了。當時女方剛剛因為腦溢血做完手術，第二天就收到了丈夫的傳票，男方去法院起訴離婚。
張嘉玉作為女方的離婚律師，私下裡盤算了一下男方去起訴離婚的時間，「我們估計對方就是趁著女方做手術或手術前去起訴的。」
以她的經驗來看，離婚，尤其是找到離婚律師的夫妻兩人，雙方的婚姻已經無可避免的走向終結，「如果真的想離婚，怎麼樣都會離，登記離婚不行，就去訴訟離婚。以這樣的決心，離婚冷靜期起不到太大降低離婚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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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七天，張嘉玉總是能接待幾個向她諮詢離婚的人。
有一位女委託人來律所問她，怎麼才能阻止丈夫想要離婚的打算。委託人的丈夫是一個大學教授，打定主意要和她離婚。男方事業有成，甚至在學界也有地位，委託人是一個普通的女工。他們的年紀大概五十多歲，結婚的時候，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迥異於如今的年代。
教授有自己的打算，堅決要離婚，甚至不惜把車子房子都留給委託人，淨身出戶。張嘉玉也問過委託人，是不是男方有外遇，但得到了否定答案。她推測在這樁身份不對等的婚姻中，男方是因為精神世界得不到滿足而要離婚。她的委託人用盡了辦法拒絕離婚，去丈夫的學校鬧，去丈夫老家鬧，親戚家吵，「她甚至問我，能不能去上訪。」
訴訟離婚是一條萬不得已才會走的路，委託人的丈夫一定是早已想好了所有可能，才向法院提出離婚。一旦到起訴離婚，常常意味著兩個人的感情已經破裂到無法挽回，甚至願意當庭對峙，拿出可以證明彼此感情破裂的種種證據。在離婚案件中，法官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的判斷多出於原告方能提出什麼樣的證據。
我國的離婚制度實行登記離婚和訴訟離婚雙軌制。如果雙方對子女、財產和債務問題協商一致並自願離婚，就可以去登記離婚，如果有一方不願意離婚，雙方當事人對相關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才需要走訴訟離婚渠道。
還有一對七十歲的老夫妻向她諮詢過離婚事宜。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五十多歲，彼此都是二婚。現在七十多歲，丈夫過於衰老，妻子不想再承擔照顧他的義務了。他們兩個人是同一所大學的教授。但最後礙於旁人的目光，妻子並沒有真的提起離婚，「其實找我的人，真的都是有離婚打算的人，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都有。大部分當然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彼此沒有感情了。」
但凡找到離婚律師的人們，通常已經不是在思考該不該離婚了，而是希望離婚律師告訴他們如何能在這場婚姻的結束裡，分得更多財產或爭取到撫養權。「很多人意識不到，婚姻是什麼。婚姻是合同，是協同作戰，要保證自己穩住不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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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世界中，離婚有的時候不只代表著情感的破裂，有的時候甚至是一種試探。家庭裡，人們甚至可能用離婚保證自己的權力。
張嘉玉曾經接到過一個離婚案子，男女剛結婚的時候，一切都好，妻子迅速生了孩子，共同組建了一個小家庭。運氣更好的是，丈夫跟著一個好老闆做生意，開了一家小公司，賣空調家電類產品。生意越做越大，丈夫從普通的打工仔成了老闆，年收入上百萬。
在他們結婚七八年的時候，孩子正好五六歲，女委託人找到她要起訴離婚，「起訴離婚是因為委託人想要『治』一下對方，她有信心老公絕對不會同意離婚的。」在做諮詢的時候，女委託人告訴張嘉玉，她覺得男方有小三了，但是自己拿不出證據。
「她有很多懷疑的細節，比如老公晚上十點回家，還一直看手機，和另一個人聊天。或者是，每天都很晚回來，身上有別人的香水味。」但當張嘉玉要求她拿出實際證據，比如聊天記錄或有沒有親眼看到什麼的時候，委託人表示沒有。只有她發現的無盡的蛛絲馬跡。但她同時也告訴張嘉玉，丈夫是絕對不會答應離婚的，「在開庭前一天晚上，她老公還說死都不會和她離婚。」
第二天開庭，法官按照流程，問被告男方同不同意離婚。男方在法庭上沉默了幾秒後，出乎意料地當庭表示，同意離婚。張嘉玉的委託人當場呆住，整個人和丟了魂一樣。無論她如何喊她，對方都沒有反應，一句話也講不出，只是掉眼淚，「我們後來問她到底離不離婚，她壓根不理我們。」
因為原告哭的太厲害，情緒不穩定，法官宣布擇日開庭。張嘉玉試圖跟委託人溝通但無果，「情緒有點崩潰，她不願意接我們的電話，打通了電話也是說什麼都不接受。」後來，法官親自給對方打電話，委託人才接電話表示自己根本不願離婚。
「委託人還算是聰明，給法官說不想離要撤訴了，不然真的離婚，她的處境也不會輕鬆。」從旁觀者的角度，張嘉玉有時候可以看到婚姻內當事人不願承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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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出現了角力，從某些方面來說，甚至是一種好事。有角力意味著彼此都看中家庭，也可能都願意為了對方而退讓。作為離婚律師，她聽過也經歷過一些案子，最終以婚姻中弱勢一方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有一個女性委託人想要離婚。她與老公因為相愛在一起，意外懷孕而結婚。丈夫的缺點在結婚後漸漸顯現，儘管已經有了小家庭，但是丈夫仍然不願出門工作，也不關心家庭和孩子。到後來，委託人的丈夫染上了毒品，後又因為其他原因被判處有期徒刑。她實在忍耐不了，提出起訴離婚。
根據《婚姻法》第3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的時候，應該進行調節；如感情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而有幾個條件是法官一定要判離的，一是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二是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三是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四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的，五是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但是從取證的角度看，上面五條的舉證都不容易，「就以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來說，與他人同居的概念是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的名義持續穩定的共同居住。誰提出誰舉證。這就要求原告要搜集同居雙方共同籤字的租賃或購房合同，對普通人來說，很難獲得這些證據。」張嘉玉的委託人在離婚案中敗訴了。從家裡搬出來後，因為長時間不出去工作沒有社會經驗，也沒有學歷，女人只能找臨時工作洗洗盤子，身邊還帶著孩子。
婚姻中全面性潰敗，經常出現在全職媽媽身上。在離婚的時候，無論是作為離婚案件的原告還是被告方，主動權從來不在她們手上。
有一對夫妻想要離婚，丈夫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兩個人相識於微末，共同奮鬥，丈夫做生意，妻子選擇辭掉了在外面的工作，協助男方的生意。隨著男方生意越做越大，女人放手不管，徹底回歸了家庭。在外人眼中，這是一對共患難夫妻的溫馨路線。
這對夫妻開始結婚的前十年裡，因為忙於工作，沒有要孩子。想要孩子的時候，女人年齡大了，做了幾次試管嬰兒後，好不容易生下孩子。沒想到在孩子三歲的時候，男方提出離婚。在張嘉玉看來，卡在孩子三歲離婚，是男方經過找專業人士諮詢後有計劃進行的，「按照我國《婚姻法》的規定，兩周歲以下的子女一般都會跟著母親生活，孩子三歲的話，法官要考慮的因素更多了，能替孩子帶去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就有更大的機會爭得撫養權。在這種案子裡，女方沒有什麼經濟能力，不要說孩子了，怎麼養自己呢？」
除了孩子，男方的資產隔離也同樣做的很好，名下甚至沒有什麼財產。房產在父母名下，他自己只有一輛車和30萬的存款，在法庭上，他願意把這些都分一半給女方。夫妻二十年，患難走過，在最後離婚的時候，女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還有哪些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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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對離婚冷靜期的爭議，張嘉玉和她的同行們也一直在關注。
參與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纂研討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院（教授）薛寧蘭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認為離婚冷靜期條文的出臺目的不全是為了降低離婚率，而是為了讓人們更慎重的對待婚姻，維護婚姻的神聖性。
中國《婚姻法》的發展歷程，是一段帶有「解放」意味的歷程。
1950年《婚姻法》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律。當時婚姻法起草小組專門對婚姻問題進行過調查，在山西、河北、察哈爾等省已解放的農村和北平、天津、西安、哈爾濱等已經解放的城市裡，離婚原因主要是包辦、強迫、買賣婚姻、虐待婦女、重婚、通姦以及遺棄，女方作為原告而提出離婚的佔大多數，比例從58%到92%。
主持《婚姻法》編纂的鄧穎超在中央婦委討論《婚姻法》的時候，主張「不加條件，一方要離就可以離婚」。她認為，中國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最受壓迫的是婦女，婚姻問題上婦女所受的痛苦最深。
到1980年的時候，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婚姻法進一步修改。業內普遍認為這次修改維護了個人權利、尊重個體情感和現代家庭的觀念，中國人的婚姻家庭逐步擺脫政治化的色彩。在這次婚姻法的修改中，重新對離婚加了限定條件，即「感情破裂」。儘管如此，離婚仍然不容易。黃傳會在《天下婚姻——共和國三部婚姻法紀事》中寫到，八十年代現實中的訴訟離婚非常困難，「對於一個離婚案子判離還是判不離，並不是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為第一因素，而要考慮方方面面的因素。」
2001年的《婚姻法》修改，在法律規定上進一步明確了離婚自由。學界普遍認為這次修改是將離婚自由的範圍擴大，離婚與否進一步回歸個人選擇。兩年後，《婚姻登記條例》取消了1993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裡規定的「審查期」。這次動作，在很多學者看來是減少了行政管理在婚姻登記中的色彩。恰逢中國加入WTO，公權力機關逐漸減少對私人生活的幹涉。
2020年1月1日起實行的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在張嘉玉和同行們看來，確實有可能會減少衝動型登記離婚的夫妻。有朋友告訴過她，自己遇見過每個月都來離婚的夫妻，他們私下給這樣的夫妻起了個「逢月離」的外號。
但這畢竟是少數。隨著2020年西安離婚率突破40%（離婚率實為結離比），離婚人數增加是離婚律師們共有的感受。她的一位同行，是行業內資深離婚律師，一年接了50多起案子，「稍微有點難度的案子一個律師一年可以接30多起，但是他能接50多起離婚案子，離婚案子是真的挺多。」
「4月份的時候因為疫情影響，西安的預約離婚已經排到了8月份，」如果用打比方來說離婚冷靜期和離婚率的關係，她用了一個類似的比喻，「奢侈品包那麼貴，還在漲價，但是該買的人還是會買。離婚冷靜期推行第一年的時候，可能登記離婚率確實會下降一些，但是第二年就說不定了，該離婚的人還是會離婚的。可以預見的是，冷靜期可能會導致訴訟離婚數量增加。」
而在我們國家，訴訟離婚的難度之大，學界業界都有共識。
「起訴離婚的訴訟期很長，有的法院案件多，三月去起訴，六七月可能才開庭。而且很多法院的辦案習慣是離婚案件除了法定情況以外，一審不判離婚。」
薛寧蘭在媒體採訪中也這麼認為，「在我們國家訴訟離婚的程序往往複雜繁瑣，甚至有『久判不離』的結果。」
從傳導過程來看，離婚冷靜期確實可能增加離婚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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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冷靜期的出現，還會面臨很多實際操作上的問題。
比如，在離婚冷靜期中，如果一方進行財產轉移，收入較低的一方，可能很難察覺財產轉移的問題。或是出現家暴，按照現在出現的條例來說，會立馬中止冷靜期。但是家暴認定一向比較困難，認定家暴需要證明「持續性，經常性的家庭暴力」，在離婚冷靜期的實施中間，誰來認定家暴與否？
在接受《南方周末》的採訪中，薛寧蘭設想，離婚冷靜期也是民政機關的審查期，來判斷婚姻雙方是否感情已經破裂，也要防止離婚協議在財產分割、子女撫養等方面的問題。但是她也承認，民政機關是行政機關，沒有能力做實際調查。
家暴是婚姻生活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從司法大數據中看，因家暴申請解除婚姻關係的比例已經佔比14.86%，位列離婚原因的第二位。張嘉玉沒有接手過因家暴離婚的案子，但遇見過一些向她諮詢的人。
有一個當事人來找他們，第一次找被老公扇了一個巴掌，耳膜穿孔。第二次當事人來找他們的時候，三根肋骨骨折，右手骨折剛剛出院。「家暴是一旦開始，就沒有結束的。在中國，很多經受家暴的人是離不了婚的。」
以她的從業經驗看，因家暴而離婚案件沒有外界猜測的那麼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的人在第一次被打的時候，會果斷離婚，這種情況無法構成家暴的法律定義，歸屬於情感不和。還有很多人不願意離婚，或是出自於個人情感或是來自於身邊的壓力。她和同事們會建議那些受到過家暴傷害的人，先去做一些心理幹預，擺脫肉體被傷害過的羞辱感，以及在感情中被控制的陰影。
在這次的婚姻法修改裡，沒有關於家暴方面的進一步規定，仍然延續了「只要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離婚時就有權提出『離婚補償』」，保護了家庭中付出心血更多的一方。但是一切的出發點，婚姻法還是在保護婚姻家庭的完整性。
「我看過對立法者的採訪，我覺得離婚冷靜期的本質目的還是為了降低離婚率，而不是保護婚姻關係中的事實弱者。」作為離婚律師，張嘉玉還在等待後續出臺的司法解釋。
就在2019年12月，有記者參加了一場民法典婚姻家庭的研討會，一位女性主義法學研究者在會上詢問：「閃婚閃離有什麼錯嗎？它傷害了誰？法律到底是要保衛婚姻家庭的完整性，還是要保護婚姻家庭的當事人？」
作者 | 鐺鐺 | 貞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