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內首部女性獨白劇《聽見她說》火遍全網，影片以8個小短劇為主，採取獨白劇的表現手法，一個演員、一臺攝像機、一條故事線，分別聚焦當代女性的生存痛點。
第一集《魔鏡》說的是女性普遍存在的外貌焦慮：女主用著琳琅滿目的護膚品，每天都精心打扮，操心最多的是「什麼樣的穿搭和包包可以襯得人更好看「，她獲得了別人的稱讚，但也成了一個「裝在套子裡的人」。不敢胖、不敢老，努力地保持身材和容貌。這樣的生活很累，但她無法改變，更無法接受那個「不美」的自己。
容貌焦慮的世界，美即是正義，這像是一個四面八方都是魔鏡的陷阱，對女性外貌過度的要求和審視之下，有多少女孩變成了犧牲品，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會懂。
其實，這並不是女性話題第一次「亮相」，在這一年中，太多老生常談的問題以迅雷之勢捲土重來，大大小小關乎女性權益的事情儘管在短時間內引發了關注，但是隨即在大眾視野裡消失：點燃我們憤怒的鮑毓明案、引發全國關注的杭州男子殺妻案、還有登上熱搜的月經羞恥……「男女有別」的觀念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根深蒂固，「女性化」這樣的詞語更是隱含著太多存在於我們集體無意識中的刻板印象。
生為女性意味著什麼？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了哪些刻板印象？《新記者》分別採訪了幾位女性，一起來聽聽她們的故事。
為什麼我只適合讀文科？
見到劉欣是在周一的晚上。已經大三的她，化著淡妝，穿著一身風衣，看上去文靜而優雅。
劉欣來自上海，是一所雙一流大學新聞專業的大三學生。在此前的問卷調查中，劉欣談到了自己在升學中遇到的困境。她覺得作為一個女生，自己在志願選擇上受到了男生不會有的限制。家裡人希望她能報考師範專業，因為「在家長看來，女孩子似乎就應當保守一點，選擇不那麼『費腦』的專業」。
當問及為什麼最終選擇學新聞時，劉欣有些尷尬地笑了笑，「當時其實沒想太多，可能主要是叛逆吧，我當時覺得師範對女生來說很好，但我更想學新聞。到大學才發覺，其實不止我一個女生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女生就該報師範類』這樣的勸誡，以至於這句話成為了一個魔咒，讓很多女生不去考慮其他的出路，比如經濟、比如新聞……」
而這句話部分地可以從師範類學校的男女比例中得到印證：2020年，南京師範大學新生中，男生1385人，女生3237人，比例達到了3：7；華東師範大學同樣達到了3：7的比例。在一些師範大學校園的道路上甚至看不見男生的影子。
雖然今天不少專業和院校都存在女生扎堆的情況，但「女師範生多」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生物分配結果，對於許多家庭來說，師範與他們的女性認知是契合的。
「我的家裡人就傾向女生應該去報好就業、也相對安逸穩定的專業。「說到此，劉欣提及了自己的表姐。
她的表姐就讀於師範院校，今年想考研繼續深造，但是姑姑極力勸阻，認為女孩子不需要有太高的學歷，更希望女兒在畢業後趕快找一份安定的工作，之後找對象結婚。表姐對母親強加給她的期望很不滿。在經歷許多次對峙、爭吵、冷戰之後，這場關於表姐出路的戰爭以表姐保研成功告終。
亦舒在《玫瑰的故事》中借書中人物之口說出了當時女性的悲哀：「大學文憑實在只是美麗的裝飾品，毫無實際用途。我只希望快快尋張飯票，嫁掉算數。」而四十年之後的今天，兩相對照，我們會發現，當下女性面臨的困境似乎與之前並無太大差別。
「上了大學之後，我的知識面更廣了一點。我在新聞傳播學院選修了《媒介與社會性別》等課程，這些課程會提到，在我們社會中，很多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以至於女性都把這種規訓當作是正常的。」
誠然，在較為寬鬆的現代，女性避免了被困在家中的唯一命運，她們可以選擇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教育和就業機會，踏入社會。她們在一定程度上，從附屬品變成了主體。但是，在社會發展和自我爭取這條嶄新的道路上，仍然充滿著荊棘。
「別看現在中國女性本科入學率是高於男生的，但是到後期找工作時，女性往往是處於劣勢。」在專業課上，劉欣回憶起她的老師王蕾曾提到，「職場上，女性存在一個『玻璃天花板』——這是對女性升職的無形限制。」老師還舉了一個相關的例子，在業內能做到報刊主編等高層的，往往是男性，儘管新聞學的課堂上男生寥寥無幾。
在中學階段，劉欣並沒有考慮很多關於性別刻板印象的事。「當時覺得這些刻板印象非常自然，就像是一個公理」，到了大學，她則開始更多地、甚至是有意識地關注這方面，「我感覺我身邊很多女性自然地會關注女性話題、女權主義，像是一種默契。有一節課上，老師讓我們每人選一個選題，在毫無溝通的情況下，我們班四個女生全都寫了關於女性的研究話題，可能是大家在冥冥之中都意識到了作為女性是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的，有一種天然的共情和關注」。
在採訪的最後，劉欣談到，如果她有一個女兒，那麼她「希望女兒成為一個愛自己的人」。
「以我自己的成長經歷而言，受刻板印象的影響，我會對自己的長相身材比較自卑，所以養成了比較內向的性格。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意識到作為一個女性，不論外貌身材，她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並且接受、尊重、愛惜自己的身體，而不要因為刻板的審美去貶低、否定自己。這個社會中確實存在太多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和規訓，我覺得作為個體很難去完全改善這樣的現狀，但是起碼在對待自己身上，每個女孩都應該認真地愛自己。」
憑什麼家務活要由我來做？
「我們那邊就是農村比較多。經濟不發達，他們觀念還都是那樣的。」談及女性在家庭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小寧的聲音有點顫抖，不知道是因為剛運動完還是因為激動。
小寧說的是自己同學的姐姐——王珍的故事。王珍今年二十多歲，已婚，有一個孩子。在她的家鄉，一般年輕的家長由於工作忙碌，小孩會留給父母帶，可在王珍這裡卻成了難題。「她的媽媽不願意幫她帶孩子，說她不是本家人」，小寧如是說。她表示，其實這種現象在他們那裡很普遍。而王珍的哥哥，待遇卻與王珍截然不同。不僅家務活用不著他出手，而且按習俗，哥哥結婚的時候，姐妹倆都得拿錢。
除了自己帶孩子，王珍還要承擔娘家的家務勞作。「她媽媽什麼事都讓她幹，做飯洗衣服的活每天都是她幹。她媽媽就當甩手掌柜。」。
家務活都由女性做，這種現象很普遍。小寧表示，在他們那裡像她自己這樣每天在家不用幹家務的女生不多。小寧的另一個同學——十八歲的劉雨，在家也是「什麼活兒都幹」。與她們相比，十七歲的周葉（記者的另一個採訪對象）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她並沒有被要求做太多家務。但也正因如此，周葉的母親在和朋友交談時遭到了朋友的責備，「我媽講起我早上沒有自己燒早飯，然後朋友就和她說『快點教教孩子吧，以後是要嫁人的，不會洗衣服、做飯的話以後這種活怎麼出手呢？』」
不難看出，家務勞作似乎成了女性的「嫁人必修課」。從2010年12月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三屆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數據來看，最耗時、最瑣碎的日常性家務勞動主要由女性承擔，且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在家務勞動上所花費的時間為2.38小時，約是男性的2.8倍(0.83小時)。此外，女性對家庭地位自我評價也明顯低於男性。調查數據還顯示，家務分配滿意度是家庭地位滿意度最重要的預測變量，在家庭中，女性認為家務分配不公平的比例明顯高於男性。
此外，記者發現，很多受到刻板印象困擾的女性出於個人隱私、家庭聲譽、擔心家人責備等多種因素的考慮，甚至不願意或者不敢將自己的真實經歷說出來。這幾位女性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牴觸情緒。除了周葉是直接向記者透露的之外，王珍和劉雨的故事都是由小寧告訴記者的。她們覺得這些都是「家醜」，不方便對別人說。「這個同學（指劉雨）本來是覺得跟我關係好才說這些的。這種事情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事情」。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菊華在《時間、空間、情境：中國性別平等問題的三維性》中寫到：「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同時追求眾多的目標，而性別平等只是其中之一， 且僅是一個次要目標; 雖然得到高調倡導，但難以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呼籲女性回歸家庭、將公共領域留給男性的呼聲時而高漲，特別是近些年，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 包括些幼兒園在內的機構開讓兒童背誦《女兒經》等文獻，無意之中又在向嬰幼兒和年青一代灌輸著傳統性別觀念。……所有這些因素註定了中國現階段的兩性平等難以突破停滯不前的狀態。」
做什麼才能和你一樣？
「我自己認可的『好』，是我有權利去做自己的決策，有權利去自由地發展。沒有選擇自由，平等就毫無意義。」
陳菁給記者發來這句話的時候，已經是美國的深夜，一年前她拒絕了父母來美國陪讀的安排，選擇獨自踏上這段求學之旅。她告訴記者，「作為獨生女，小時候被爸爸媽媽當成寶貝寵著的我並沒有覺得和男孩有什麼不同。直到長大之後，去外地讀書，和形形色色的人有了接觸，我才意識到生為女性意味著什麼。」在她看來，成為一位女權主義者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
與好朋友的相識是在小學三年級，這段友誼經歷了升學、去外地讀書，她和小A的感情也沒有太大影響，「每天都會在微信上聊天，偶爾還會視頻」。這種局面在陳菁出國那年終止。「在我準備出國那段時間，小A在家裡的安排下結婚了。」陳菁和我們袒露，其實聽到小A要結婚的消息更多的不是欣喜，而是震驚，隨之而來的是無奈。
「那種無奈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就覺得像是挨了一記悶棍，這種憤怒無處發洩也無法排解，最終變成了對自己性別的委屈乃至失望。」
也就是從那時候起，陳菁第一次感受到了強烈的性別偏見，因為好友是個女生，所以家裡人覺得女孩成績好有什麼用，以後還不是要嫁人？那乾脆別讀書了，早早嫁人。她說，「我的初中是一個比較推崇應試教育的學校，成績好幾乎是每個學生孜孜以求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我尚不明白為什麼因為我是個女孩就連取得好成績都會被人認為沒用。」
後來，一個人去美國求學，作為一個女性面對真實的生活時，覺醒的抗爭意識不過只是要為自己爭取一點可憐的權益。細枝末節太多了，印象比較深的比如在坐地鐵就經歷過好幾次被airdrop發猥瑣照片到手機上要求接收的噁心事件，穿吊帶短裙會遭受一些男生很輕佻的口哨挑逗，那種真實的恥辱感，陳菁到現在都記憶猶新。
「女性憑什麼要遭遇這些？」她問，「我們只能遠遠躲開外界那些惡意的回應，並且開始審視自己，找自己身上的問題。沒有人能給你答案，他們在那個時刻閉口不言，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找尋。」
在國外求學，她見到了很多更加激進、各種類型的女權遊行示威，比如「我的身體我做主」的抗議、呼籲stronger women、鼓勵女性發聲的遊行.....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她開始更加認真地思考性別問題，在看了一些關於女性話題的書之後，她才慢慢理解女性的角色之所以演變為今天這樣，是有歷史和社會原因的，不是某個人或某件事導致的。正如波伏娃所說——One is not born a woman, one becomes one.
「現在提起女權主義者，往往在我們的語境裡不是一個褒義詞，更有甚者會調侃，你們又要打拳了嗎？這讓我感到沮喪，」她說，「我們追求性別平等是為了讓自己更有力量，而不是局限在受害人的視角去看待生活」。
在假期回國的時候，她參與了朋友舉辦的「女性生活想像」討論會，也會加入一些組織參與性教育服務。她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夠聯合起來。
「我感同身受每一位在男權社會裡受到迫害的女性就像在感受我自己的傷口。並不是想要藉由女權站在道德高地指責什麼，社會給女性的枷鎖很多，要求很高，我們加倍珍惜女性同盟，從性別覺醒、到肯定平權的必要、到支持平權，這段路道阻且長。」
如何讓受禁錮已成習慣的女性意識到她的珍貴和她身上的枷鎖，如何讓對女性所處境地完全沒有理解的男性試圖去理解、甚至能夠有意識地試圖去理解，是陳菁一直關注的問題。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泰戈爾在《飛鳥集》裡寫道：
長日盡處，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將看到我的疤痕
知道我曾經受傷，也曾經痊癒
我們出生只被安排了一種生理性別，對於另一種生理性別的諸多體驗是十分陌生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可能。在男女問題緊張對立的當下，希望我們都能少點偏見和戾氣，多點理解和耐心，願我們彼此連成線，在傷口的癒合中找到同行的夥伴，然後在傷口癒合後成為更加堅強美好的人。
「如需轉載，請註明來自南京大學新記者<NJUXJZ>」
記者｜唐可巍 沈文豪 張宸
責編｜唐可巍
美編｜唐可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