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是一場騙局?

李雪健在《刺秦》中扮演的秦始皇

曾經有一首詩這樣寫道：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詩文後面闡述了一個觀點，就是中國古代政法皆是——儒表法裡。說實話，這個問題從五四運動後沒少說，並不算新鮮，直到現在，思想和學術界還在很熟練的運用這個觀點。

 

但若從問題源頭上來講，我們就要追溯到中國第一個皇帝——嬴政。

 

自秦國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王族的統治思想和手段，全被《商君書》徹底佔據了，到了始皇帝嬴政這裡，商鞅的思想更是被他發揚光大，嬴政是一位運用酷吏治國非常典型的古代君主。但是，現在居然會有很多人崇拜他，實在讓人無法理喻。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稱皇帝，不過此時的始皇帝也已經38歲，他渴望永遠統治這個帝國，但是很不幸，就其稱皇帝11年後，他在東巡途中駕崩於邢臺沙丘。

隨後宦官趙高發動沙丘政變，他與丞相李斯合謀偽造詔書，逼始皇帝長子扶蘇自殺，另立幼子胡亥為帝，隨後楚漢爭霸，公元前207年，胡亥也被趙高殺死，降格為秦王的子嬰很快就投降攻進鹹陽的劉邦，秦亡。

 

漢高祖劉邦

 

公元前202年，劉邦成為了亂世中的最後贏家，漢帝國建立了。

 

在漢代前期，大家一開始是按照周朝的大部分規則來玩的，各地藩王林立，劉氏帝王們也只不過是加強了一些王權，而然，這就導致了帝國無法集中力量對付北方的匈奴。

 

但是，到了公元前141年，這個初興的帝國遇到天降偉人漢武帝劉徹就完全不一樣了，面對國外匈奴的不斷襲擾，國內實力日增的各地藩王諸侯，他立志要振興大漢，解決大漢的貧富差距，他要改變這個天下的遊戲規則，他要做一個和父輩們完全不一樣的大漢天子。

 

雄心壯志有了，還得需要一套先進理論做支撐，按照漢代的政治規矩，變革之前劉徹得先向朝野上下吹風，然而這個理論劉徹不能親自提出來，他需要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做他的「國師」。

 

董仲舒

 

於是，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很快他就發現了屬於自己的國師——董仲舒。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理論被武帝所賞識，他在自己這篇文章中這樣提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便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開始。

於是，漢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興太學，設立五經博士，其他不以五經為博士者，皆罷黜。此舉似乎進一步凸顯出了儒家思想的地位。

 

可惜的是，此時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學思想，是一套根據漢武帝劉徹集團的根本利益進行篡改的版本，是一種雜交後的思想成果。

 

這套「儒學」中雜糅了先秦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漢朝特色的儒學體系。其思想內涵就是禮法相結合，用表面上儒家倡導的人道主義實行仁政，而其實質的內核皆是法家制度。

 

這也是後來漢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其中「霸王道」指的就是維護劉家強硬的手段，防止下屬僭越劉家權力。

 

王志飛在《大秦帝國之裂變》中扮演的商鞅

 

下面我們就來講講一下這種「外儒內法」的實質。

 

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曾提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這段話主要意思就是：「如果君主暴虐，上天就會以一些自然災害為警告或責罰他。」這就是「天人感應」學說的中心觀點。猛一看，感覺還不錯，天下一旦有大的災亂，臣子還能以上天的口吻「勸諫」君主，君主也會放下身段下個「罪己詔」意思意思。

 

然而，一但君主下完「罪己詔」後，就會想辦法止其亂，而「治亂」就需要用一些強制手段來維護社會的安定。這個時候，君主就需要運用法家手段使百姓都能夠聽從於劉氏家族的領導，兩種剛柔並濟的手段相輔相成。這樣一來，君主就能更好地治理百姓和國家。可見，董仲舒是為了刻意迎合漢武帝的想法，從而把治理天下和管理百姓有機的統一起來。

李福榮油畫《天馬來兮—汗血馬歷史的濫觴》中漢武帝的形象-局部

 

漢武帝欣賞並採納了董國師的政治主張，這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對即將實行政策有效性的預判力。董仲舒思想中不僅提出的「仁、義、禮、智、信」等「五常」，也為百姓灌輸了忠君愛國思想的「三綱」，其中「君為臣綱」明確地把百姓納入這個體系之中。

 

但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講求的是「仁政」，而這種思想的核心觀點就是「民貴君輕」。漢朝能把這一部分的儒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原因，就是可以矇騙百姓認識到統治者的德行廣布，而其內部的指導思想仍是秦朝的法家思想。

 

而漢武帝朝對先秦法家思想繼承的乃是其思想中的暴力性或「霸道」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任用酷吏

 

武帝時，漢朝己對匈奴展開大規模反擊，大軍遠徵，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敗壞，境內秩序混亂，直接影響到武帝反擊匈奴的軍事戰略。為保證戰爭的勝利，武帝特調義縱任定襄郡太守。

 

而義縱上任定襄太守伊始，便大開殺戒。凡之前重罪輕判者200餘人，統統報殺，犯人們的親屬200餘人僅僅因為「私入相視」就被執行死刑，前後一共殺掉400餘人。

 

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為了籌措軍費，以及增加朝廷財政收入，頒布告緡令，並任命楊可主持告緡工作，鼓勵大家揭發檢舉偷、漏稅之人。這個「告緡」法令陰險之處在於，他利用了人類最黑暗的心理，煽動人們之間互相揭發。

 

《漢武大帝》中的杜周形象

而在楊可手下工作的酷吏杜周就被指定專門辦理此類案件。而杜周的執法尤為嚴酷，尤其是當上廷尉之後，他善於揣摩武帝的旨意，有人批評杜周辦案「不以法律為準繩，而以武帝的意旨為轉移。」他這樣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句話意思就是：「當今聖上的意旨就是法律。」

 

在楊可和杜周的強強聯手下：「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廣大中產者遭到了極為嚴重的打擊。

 

後來杜周升任廷尉，每年經廷尉審理的案件高達一千餘起。每起案件所株連的人數，多則數百人，少則也有數十人。在武帝時代，在廷尉及長安官府監獄中的「犯人」數量最多時達十餘萬人。

 

再比如：公元前119年，為了懲治地方豪強，漢武帝把酷吏王溫舒派到河內郡。他把在廣平郡的「成功經驗」直接複製到了河內郡，一上任就建立河內到帝國中心的公文快遞，同時，他精心挑選若干名重刑犯充當郡吏開始抓人，隨著，這些人在王溫舒嚴刑性拷問下，株連的人數很快就達到了千餘家。

 

影視劇中王溫舒的形象

王溫舒立刻上書武帝，提出了對這些人的懲罰方案：「大者誅全族，小者殺其身，無論大小其家產統統沒入官府。」提前建立的文書快遞起到了作用，不過兩日，漢武帝的批准詔書就已到達，河內郡上萬人成了刀下之鬼。他在河內的「治績」，很快傳到了漢武帝那裡，武帝把王溫舒視為能吏，予以重用。

 

自從義縱、杜周、王溫舒這樣的酷吏受到漢武帝的青睞後，帝國各級官吏都開始以這些人為榜樣。然而這樣做的結果是，法令越是嚴苛、越是縝密，百姓觸犯法律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這樣，天下的「盜賊」反而會越來越多。

 

於是，面對蜂起的「盜賊」武帝又開始派兵剿滅，有時剿滅的大一點的團夥，處死的竟多達一萬多人。即便如此，「盜賊」依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紀錄片《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青年劉徹劇照

2.連坐制度再次恢復

 

漢初雖也有連坐之法，但在高后、孝文兩朝被逐步廢除。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這一殘酷的刑罰制度卻再度被恢復。在武帝的授意和批准之下，酷吏張湯、趙禹等人制定了「監臨部主」之法。

 

陳寶國在《漢武大帝》中飾演漢武帝

 

所謂的「監臨部主」之法是指：當犯罪發生後，包括監督檢查法律執行情況的官員（監臨）和犯人所在部門的官員（部主）在內的相關人員都要連坐。在此嚴酷的制度下，如灌夫、主父偃、李陵、公孫賀等重臣因犯罪也都慘遭滅門之刑。

 

由此可見，漢武帝雖繼承了一部分法家的思想，卻在諸多方面背棄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核心思想及原則。

 

背棄「明白易知」的原則

 

第一，法令不僅嚴苛，而且多如牛毛，除君主外臣民根本無法掌握。武帝時的法令到底有多少，《漢書·刑法志》統計如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闢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類型之豐富，條文之繁多，實在讓人咋舌。為何會在一個識字率及其低下的國家，實行如此繁苛的法律呢？因為只有這樣，識字的人懶得翻看，而廣大百姓也不會知道，只有這樣，絕大部分人就會動輒得咎，在無意之中便可能觸犯法令。而只有一個人人陷入惶恐和自危的社會，武帝才會易於管理，他的理想抱負才會得到貫徹。

 

第二，法律規定互相衝突，破壞了統一固定的立法原則。據《漢書·刑法志》記載，各郡和諸侯國所接受的法律混亂不一，罪同而論異的現象時有發生。這造成司法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奸猾的官吏們趁機司法腐敗，生殺予奪。

 

晚年的武帝及時止損

 

第三，法律規定不詳盡，官員可以隨意進行司法解釋。武帝朝的酷吏們往往以舞文弄法為能事。這種現象在武帝朝相當普遍。如:「吏用法，巧文寖深」、「湯辯常在文深小苛」、「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等，都是史家對酷吏們舞文弄法的記錄。這足以證明武帝時的法律規定是不詳盡的，正是不詳盡的法律規定為酷吏們的深文周納開啟了方便之門。

 

變「依法治獄」為「君主主觀決獄」

 

先秦法家反對君主以智治國。即便智如堯舜，也不應如此。

 

韓非

 韓非子就明確說過:「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這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杜絕決策失誤的可能，真正可保無虞的是法律。韓非子還將私心自用、任意刑戮的君主稱呼為「暴者」。他們「心毅而易誅」，很容易造成「民將背叛」的政治危機。

 

而漢武帝卻偏偏以個人意志幹預司法，案件審判往往無視法律與事實，唯漢武帝個人意志是從。

 

比如：魏其侯案。魏其侯因無法舉證景帝曾下詔於他，按罪當棄市。可是在武帝幹預之下，魏其侯被免除死刑。魏其侯還沒高興兩天，關於他的流言蜚語又上達天聽，於是武帝又改變主意，將他棄市於渭城。

 

再比如：主父偃案。主父偃被人以劫迫齊王自殺的罪名舉報，但調查發現，主父偃只有私受賄賂的罪行，脅迫齊王自殺事情和他無關。按照法律程序，應判主父偃受賄罪。然而，武帝為了平息諸侯的眾怒，判了主父偃族滅之刑。

 

「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

 

由以上兩個案件可知，法律在漢武帝那裡不過是一個夜壺：「合其心意則用，不合心意則棄。」

 

綜上，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不過是一場愚弄大眾的騙局，是武帝對天下人的一種政治姿態，他真正想要的是：「儒家中的君權至上，法家的酷吏政治。」而其獨尊的「外儒」並非真正的儒術；「內法」也非真正的法家，武帝的治國之道完全是一個東拼西湊的弗蘭肯斯坦。

 

漢武帝死後1700多年後，「蜀中三傑」之一的唐甄在其唯一傳世著作《潛書·柅政》中這樣寫道：「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嘗身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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