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知識考古學》的內容構架
「知識考古學」的涵義與福柯寫作的初衷
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是繼他的《瘋狂史》、《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與物》之後發表的一部純理論著作，是對前三本書的理論方法的歸納。它一面世，就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深刻的反思。結構主義者、反傳統的年輕學者對《知識考古學》熱烈讚揚，說它摧毀了可以說出世界、生命、倫理、上帝和歷史等等哲學可以描述其本質的東西，是「歷史反思的喪鐘」，是對「舊觀念歷史傳統的顛覆」，取而代之的是考古學「對往日細緻的閱讀」，並把歷史和語言學聯繫起來。但是，注重「介入」，注重政治活動的阿爾杜塞學派對知識考古學持尖銳的批評態度。比如，薩特批評福柯帶給人們的是一個「大雜燴」，是一種「懷疑的綜合」，為的是指出「歷史反思是不可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資產階級可能用於反對馬克思的最後一道屏障」。
在《知識考古學》中，福柯以薩伏瓦赫所指的那種包含了「能力」的知識為例，說明如何用考古學進行研究。具體地說，這本書考古的對象是「話語實踐」(Language practice)。所以，有人說它是「研究話語方法的新話語」。至於為什麼把這本書叫「知識考古學」，1969年，福柯在《知識考古學》出版時是這樣回答的，「我想找一個不完全是歷史的又不完全是認識論的分析形式，那就是一種科學結構的內在分析。我把這另外的東西就叫做考古學。我希望這個詞所要說的就是對檔案的描述，通過檔案我希望得到實際發出聲音的話語的總體。這個總體不僅僅被視為在歷史的清洗中被懸置的只此一次發生的事件總體，還是延續運轉，通過歷史改變，提供其它話語顯現的可能性的總體。」
但是，「考古學」這個詞福柯使用得有點牽強。因為它涵蓋的兩個主題不完全是他的。首先，檔案這個詞有『開始』的主題，但福柯並不想在原始意義的根源上來研究這個開始，比如，他並不探尋整個西方數學由之形成的最初的那個時刻，也不是要追溯歐幾裡德或畢達哥拉斯，福柯追求的是永遠的相對的開始，更多的是建構或變化，而不是基礎建築。因此，他的「考古學」不是考古學最初的那個意義。此外，考古學包涵的「挖掘」的意思福柯也不喜歡。他說，「我感興趣的不是隱密，不是比人的意識更沉默、更深刻的東西。相反，我要規定的是話語表面的各種關係。我希求的是在物的表面過多而不可見的東西成為可見的，我不願在話語下面追尋什麼是人的思想，而是試圖在話語的明顯存在中，把話語把握為一些服從規律的實踐，即服從形成、存在、共存和功能體系的規律，我要描述的是在其穩定的，幾乎在物質性中的實踐。」這段話表明，福柯想用知識考古學達到描述話語實踐的目的，知識考古學是以知識為對象的分析。
福柯寫作《知識考古學》的初衷，是回答他的《詞與物》出版後引起的批評和誤解。《知識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介於語言形式化技術(符號學)和哲學解釋（解釋學）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也可以說是結構主義理論與歷史唯物論之間的道路。福柯由此展開他的話語實踐理論的闡述：作為考古學統一基礎的陳述是外在作為規則體系的語言和實踐。對福柯來說，考古學不完全是一種理論，也不完全是一種方法論，而是作為對對象的批示的某種東西。所以，在他進行科學史的研究時，他認為他找到的特殊性是被研究的物質性本身，而不是他的觀點的特殊性。不過，在《詞與物》中，他明白了獨立於傳統科學史之外的另一種方法，那就是觀察科學固有的存在而不是其內容。這使他看到，在象西方文化這樣的一種文化中，科學實踐有一種歷史的浮現，包括著一種存在和歷史的發展，並沿循著多種變化的線，直到最後某一點上完全獨立於內容。所以，應該拋棄科學的內容和形式組織的問題，而尋求科學據以存在或在特定的時刻、特定的社會中據以開始存在並承擔某些功能的理由。總之，需要規定、分析為讓科學話語存在和在社會中運轉所出現的一些特殊的層面。因此，考古學是介於兩者之間的。
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表達的思想傾向
《知識考古學》中有一個詞「人類學中心思想」，（劉北城先生把它譯為「人類中心論」）。福柯所反對的最主要的問題是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裡的「人類中心論」觀念，即「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意願，按自己的主體性所具有的能力來發展歷史、解釋歷史。」因此，他反對歷史是連續的。《知識考古學》就是要顛覆「人類中心論」的歷史觀。為此他用了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知識、歷史，這個視角就是話語。在他看來，人們在討論知識和主體這類問題時，由於受到「人類中心論」的傳統影響，看不到結構語言學之後，即語言學轉向以後，語言活動在知識形成、發展上的作用。他提出話語理論一定要與「人類中心論」相關聯，否則話語理論就被抽象出來了，變成了一個可以隨意使用的東西。在瓦解「人類學中心論思想」這一點上，福柯與德希達和後結構主義的思路是一致的，但福柯的長處是他把歷史拉進了討論，把話語對主體的建構問題，話語實踐對知識形成的問題，話語實踐與歷史發展之間的關聯問題，都放在具體的歷史中予以考察，而且這個歷史往往跟思想史，跟人文學科的歷史關聯起來。這樣，福柯在理論和實踐的意義上比德希達佔有優勢，而且天然地跟馬克思主義、尼採有一種內在的聯繫。
新歷史方法對《知識考古學》有著關鍵的影響。福柯也講過，他對於把歷史當作一種傳記，當作生平事件或政治事件為主體的這樣一種線型的、平面的傳統看法有批評。新史學對福柯的一個影響是以包括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跨學科的整體史的研究取代以事件為主體的歷史，以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這三個時間流程共同發生的觀點取代單一事件出現的觀點。第二個影響是，他不去重新發現過去曾經發生的事件，而是按科學地重新建構歷史對象。
對福柯帶來影響的還有巴什拉的知識論的斷裂思想和康提萊恩所指出的非嚴格科學的重要性。福柯談到了非話語思路對話語思路的重要性，並且，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話語形成是由非話語的東西決定的。所以，科學史不是對科學實踐和發現的描述，而是一組相關的，可以變成理論模式的概念工具。重要的是，要研究概念產生和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及相關學科的關係。福柯說，歷史的重要任務不是解釋文獻、確立它的真偽及表述的價值，而是研究文獻的內涵和制定文獻。歷史對文獻進行組織、分割、分配、安排，劃定層次，建立體系，從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煉出合理的因素，測定各種成分，確定各種單位，描述各種關係。因此，福柯總結道：「過去的歷史是記錄過去的偉大遺蹟，把它們變成文獻。而今天的歷史是把文獻轉變成重大的遺蹟。.考古學只有重建一個歷史話語才具有意義，它對重大遺蹟作本質描述。」
福柯作為「懷疑的一代」中的傑出思想家，整個傾向是反主體和反本質主義的傾向。福柯的知識的概念實際上是與話語實踐的概念合在一起的：「知識通過話語實踐形成，話語實踐通過知識得到描述。」福柯推翻「話語只是說和思之間的結合」這種傳統思想，而去分析作為物質實踐被說出來的東西的話語的條件、動作和其產生的效果，實際上是描述從內到外，從觀念、心靈到物質、到實踐作為特殊的說話思考的行為方式，所有這些東西的知識，而且是這些知識的規律性的存在條件，而不是去挖掘話語之下不可見的精神基礎，這實際上是一種外在的原則，它是要改變知識論與科學、與非科學的界限。福柯認為，科學的領域比考古學，比話語實踐考查的知識要窄得多。知識不但可以在科學證明中發現，同樣可以存在於虛構的作品中，存在於機構、規則、政治決定和日常生活中。這是福柯同科學哲學的區別，福柯把陳述變成一種縱橫的網絡的方法，把各種學科形成話語時的縱橫的關係揭示出來。這樣一種陳述反對傳統的思考，即意識、知識、科學三者的結合，主體是這三者的內在精神。福柯的公式是話語實踐、知識、科學，主體的特權形象黯淡了，它不再是一種超越的東西。福柯並不是完全反對主體，他的主體是發生了轉化——外在化，它需要的是確認和說明。福柯不是一般地反主體，而是反對把主體做為一種本質的、內在起作用的中心，也不把它作為理解問題的最終的尋求。很多時候，不是由主體決定的話語實踐隨歷史時代不同而不同，它不是普遍統一的，而是斷裂的，所以，知識研究也總是具體的、局部的、多樣的、相應地，被改造的主體也是具體的，多樣的，因而話語形成的整個過程中，主體都是具體的，多樣的。話語實踐的非本質傾向就突出表現在它與非話語實踐的關係上，非話語實踐在某些時候還更加重要。這裡，非話語的因素是反對主體論的體現。
福柯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他關心的是如何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不陷入一種為資本主義重新製造合法性的陷阱。這是福柯想從認識論的傳統裡繞開的問題，而他的困難也恰恰在於此。他是微觀主義者，他對資本主義的顛覆從整體上來說毫無信心。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微觀權力上做某種反抗，比如，在《瘋狂史》這樣一個小歷史上抵抗西方的理性歷史和理性主體建立以後所創造的大歷史神話。福柯的這種悲觀主義與「五月風暴」之後法國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面前的無力感是有內在聯繫的。
話語權力和對學術界的啟示
福柯所說的「話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在某種歷史條件下，被某種制度所支撐組織起來的陳述群」，即，由某個權威主體發出的，被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這種陳述。話語是為某個利益集團辯護的，並且倚仗著某個利益集團的實力而發展起來。如果話語是完全中立的，所有利益集團都接受它，對整個人類是最有利的。而話語權力類似於壟斷力量對整體沒有好處，不如完全競爭的狀態好，有一種方式是制定憲法規則，對所有話語採取公正態度，對某些有霸權的話語進行限制，象反壟斷法對壟斷的限制一樣。
建立傳統的權威性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說者的權威性；二是內容的可信性。要消解權威性，就得進入非連續性的發掘之中。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強調非連續性，斷層和微小化趨勢，但又承認權利關係。福柯不承認任何一個對話者作為單一的個人從一個特定的局部能提出一個宏偉趨勢，他只需要把發掘到的微小局部說出來，同時又用倫理學的姿態尊重其他的對話者，這種姿態既可以保持對傳統的永恆的批判，同時又保持每一個人說的能力。
「現在」是一個信息無限豐富的狀態，歷史是對「現在」的記敘。當我們以話語來表達現實的信息時，那個無限豐富的「現在」已經在映射的過程丟失了。人類對未來的判斷和對自己當前行為的決策依靠過去的信息的積累來形成，過去信息形成的依據就是「話語」所要說明的。福柯考慮知識是怎樣形成的，就把知識最基礎的東西提出來了。主體思想的重要性就在於它能夠控制人的思維，知識的來源是依據於外在的信息，而人們在信息的取捨上差異如此之大，可以說明知識的可塑性是極大的。因此，可以影響人的方法是很多的。這一點，從政治上講是巨大的危險，從學術上講是巨大的陷阱，《知識考古學》給予中國學術界的啟示就在於，一切問題要從根上來追究，來重新認識，對西方知識體系應採取批判的態度，而不是盲目的「拿來主義」和生搬硬套。
米歇爾.福柯簡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尤其在法語國家中）、批評理論、歷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他被認為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但也有人認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詞與物》還是結構主義的。他本人對這個分類並不欣賞，他認為自己是繼承了現代主義的傳統。他認為後現代主義這個詞本身就非常的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