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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是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重要詩人，但是現在的讀者可能不知道他也是一個譯詩能手。最近，《戴望舒譯詩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出版了，人們才發現他譯詩的數量遠遠超過他的創作：這本《譯詩集》共三百四十頁，而他的《詩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僅一百六十五頁。
《譯詩集》內容豐富而又重點突出。豐富，因為其中頗有出人意料的作品，例如很難想像戴望舒會去翻譯葉賽寧，然而他譯了，而且譯得頗有吸引力，例如：
我是最後的田園詩人，
在我的歌中，木橋是卑微的。
我參與著揮著香爐的
赤楊的最後的彌撒。
脂蠟的大蜡燭
將發著金焰燒盡，
而月的木鐘，
將喘出了我的十二時。
——《最後的彌撒》
這是很有現代敏感的詩行。我不知道譯者是否懂得俄文，可能他是通過其他文字轉譯的，那就更使人驚訝於他對葉賽寧的精神的體會之深了。
當然，他譯得最多的是法文和西班牙文作品。以法文作品而論，重點是象徵派和後象徵派，但也包括了愛呂亞（Paul Eluard）的詩十四首，其中有那首有名的《公告》：
他的死亡之前的一夜
是他一生中的最短的
他還生存著的這觀念
使他的血在腕上炙熱
他的軀體的重量使他作嘔
他的力量使他呻吟
就在這嫌惡的深處
他開始微笑了，
他沒有「一個」同志
但卻有幾百萬幾百萬
來替他復仇他知道
於是陽光為他升了起來
抗擊納粹的地下鬥爭給了這首完全是現代寫法的詩以一種英雄氣概，譯文是足以同原作匹配的。
西班牙文作品中，這種抗戰氣息濃厚的作品更多。實際上，有八首詩另成一束，其標題就是《西班牙抗戰謠曲抄》，這當中有阿爾倍諦的《保衛馬德裡·保衛加達魯涅》。
這些說明：在三十年代後期，戴望舒已經走出雨巷，渴望用他自己所掌握的一點寫詩譯詩的本領，為反法西斯鬥爭服務。他已經清楚，在中國和在西班牙，進行著的是同一性質的鬥爭。戴望舒、愛呂亞、阿爾倍諦等人毫無疑問都是「現代派」，這也可見現代主義決非右派、法西斯傾向者的獨佔物。
然而戰火和鬥爭是要過去的。經常使戴望舒傾心的則是那些有深刻的感受而又能用新穎的技巧把它們表達出來的現代詩人。他的《譯詩集》裡就出現了許多這樣的詩人，篇幅佔得多的是兩人：一個是《惡之花》的作者波特萊爾，另一個是《吉卜賽謠曲集》等等的作者洛爾迦。重點裡的重點——無論從譯詩數量或譯者經營之勤來說——就是這兩位大詩人。
波特萊爾 洛爾迦
在戴望舒之前，曾經有一些人譯過《惡之花》，但他不滿意，因此要自己動手來譯；在戴望舒之後，又有一些人譯了《惡之花》，但這一次是我們不滿意了，因為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達到戴望舒當年的水平。
戴望舒譯的並不多，一共二十四首，僅佔全書十分之一。但這二十四首，首首是精品。譯者向他自己提了極嚴格的要求：
這是一種試驗，來看看波特萊爾的質地和精巧純粹的形式，在轉變成中文的時候，可以保存到怎樣的程度。
他盡力傳達原詩的內容，也忠於原詩的形式：法文的十二音節、十音節、八音節詩行他用中文的十二言、十言、八言詩來譯，一切韻腳安排悉如原作，「也許笨拙到可笑」。
「笨拙」是過謙。事實上，我們讀到了這樣出色的譯詩：
請毫不懊悔地穿過我臭皮囊，
向我說，對於這沒靈魂的陳屍，
死在死者間，還有甚酷刑難當！
——《快樂的死者》
為這單調的震撼所搖，我好像
什麼地方有人匆忙把棺材釘……
給誰？——昨天是夏，今天秋已臨降！
這神秘的聲響好像催促登程。
——《秋歌》
秋天暖和的晚間，當我閉了眼
呼吸著你炙熱的胸膛的香味，
我就看見展開了幸福的海湄，
炫照著一片單調太陽的火焰；
——《異國的芬芳》
因為我將要沉湮於逸樂狂歡，
可以隨心任意地召喚回春天，
可以從我心頭取出一片太陽，
又造成溫霧，用我炙熱的思想。
——《風景》
好一個「從我心頭取出一片太陽」完整地再現了原文：
De tirer un soleil de mon coeur
保持了那個新鮮的形象，而所用的中文又是連一般讀者也能夠理解的，這就是戴望舒的功力所在。
波特萊爾的擬人式抽象名詞曾使別的譯者感到困惑，卻沒能難住戴望舒。請看：
——而長列的棺材，無鼓也無音樂，
慢慢地在我靈魂中遊行；「希望」
屈服了，哭著，殘酷專制的「苦惱」
把它的黑旗插在我垂頭之上。
——《煩悶（二）》
而當波特萊爾突然變得短促，沉重，戴望舒也改換筆調：
亞伯的種，你的播秧
和牲畜，瞧，都有豐收；
該隱的種，你的五臟
在號飢，象一隻老狗
——《亞伯與該隱》
戴望舒的譯文並不是一味順溜、平滑的，而是常有一點苦澀味，一點曲折和複雜，而這又是波特萊爾的精神品質的特點。
這樣的契合難求！其原因之一在於：戴望舒看出波特萊爾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若干似乎相對抗的品質的結合，例如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結合。他的古典主義見於他的精緻，嚴格，對形式和格律的關注；他的現代主義見於他精神上的深刻性——深刻到曾使艾略特一廂情願地以為他是在「從後門進入宗教」；也見於他對於新的音韻、形象、新的拼合和對照方式的不倦的追求，也就是用新的詩歌語言來表達新的敏感的巨大努力。而戴望舒之所以能看出這一點，是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詩人，在他身上也有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結合，實際上就是中國詩歌傳統和西歐現代敏感的結合。對於戴，譯詩是寫詩的一種延長和再證實。他把多年寫詩的心得納進他的譯詩，從而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戴望舒的成就還告訴我們：在什麼情況下譯詩能取得最好的效果。除了譯者個人的天才和素養之外，他所使用的語言必須處於活躍狀態，即一方面有足夠的靈活性能夠適應任何新的用法，另一方面又有足夠的韌性能夠受得住任何粗暴的揉弄。在戴望舒著手譯詩的時候，漢語正處於那樣一種活躍、開放的狀態，因為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場文學革命，文學語言從文言變成了白話。但同時，中國深長的古典文學傳統又不是幾篇宣言所能一筆勾銷的，而這也有助於翻譯，因為譯者早年所受的古典詩的薰陶會使他保有高尚的趣味，對於形式的嚴格要求，對於質的強調等等，這些形成了一種價值標準，使他的譯文不至於變得太幼稚，太生硬，太無深度與餘音，因而也不會使好心的讀者望而卻步，這樣也就有助於樹立和推廣文藝上的新事物。換言之，在好的譯作裡面，傳統同創新是並存的。
更深一層看，詩的翻譯對於任何民族文學、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莫大好處。不僅僅是打開了若干朝外的門窗；它能給民族文學以新的生命力，由於它能深入語言的中心，用新的方式震撼它，磨鍊它，使它重新靈敏、活躍起來。如果去掉翻譯，每個民族的文化都將大為貧乏；整個世界也將失去光澤，宛如脫了錦袍，只剩下單調的內衣。
因此，不時受到指摘的詩歌譯者們無須自餒。面對著從歌德以來的所有「明智、懂事」的人——包括許多詩人自己——所有關於詩無法譯的斷言，戴望舒用他的實踐回答了他們：詩是可以譯的。當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而總的衡量起來，特別是從文學與文學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互相啟發、互相增益來說，得大於失。至今人們都在惋惜戴望舒的早死；正當他在經歷了一段譯詩的辛勤勞動和巨大收穫之後，像是創作上要有一次飛躍的時候，命運制止了他。然而命運卻奪不走他的翻譯成果。他在擱下詩筆以前，已經把現代西歐詩歌的精華傳達給了中國愛詩的人群——他們人數也許不多，然而是真正的熱心者，而他們對於這位卓越的譯者是充滿了感激之情的。
正文/王佐良
圖片/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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