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敦對中國封建官僚的派頭是極為欣賞。他在家裡或是拜訪王公舊臣時，總願意人家稱他「莊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著「莊士敦」，下面還印上「志道」.這是他的別號，非常喜歡人家稱他「志道先生」。他每次與王公貴臣見面，他總愛學中國官場的樣子，拱手為禮。
莊士敦對我們管教很嚴，凡是他不願意做的事，從不教我們做；他不願意見的人，也不叫我們去見。我父親說，莊士敦是一個外國「書呆子」。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宮內傳出消息，要在近支王公子弟中挑選一個伴讀英文的。因同治、光緒兩個皇帝都沒有兒子，我和溥傑就是與溥儀最近的王公子弟了（註：溥儀、溥傑為兄弟，溥佳與溥儀為堂兄弟），因此成了「競選」主要對象。按照親疏和年齡而論，當然溥傑更為合適，可是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以後，莊士敦卻不同意。理由是我的英文已有相當基礎，而溥傑必須從頭學起，他感到太麻煩。為此，我五伯對我父親還產生了誤會，以為我們託了莊士敦的人情了。這樣僵持了多日，最後還是尊重這位外國「帝師」的意見，我被「榮選」為溥儀的英文伴讀。但為了敷衍一下我五伯的面子，有挑選溥傑作了漢文伴讀。
溥儀為酬謝莊士敦教他英文，下了一道「上諭」，賞他「頭品頂戴，毓慶宮行走，紫禁城內賞乘二人肩輿，月俸是銀元一千元。我被挑選為伴讀後，溥儀也下了一道「上諭」，派在「內廷行走，伴讀英文，賞在紫禁城內騎馬」；另外，每月還賞月例八十兩。我父親接到這到「上諭」，立刻交給我朝見皇上的禮節，次日便帶我進宮去「謝恩」。一路上，我看見那些護軍們一個個那樣威嚴可怖，以及太監們那種誠惶誠恐的樣子，心裡跳的發慌。父親領我先到上書房，又到奏事處，不知經過了多少道手續，才到了養心殿朝見溥儀。我們側身進入店內，先向他請了一個跪安，接著又跪下，我父親便說：「奴才帶領溥佳叩謝皇上天恩！」然後這才把官帽摘下放在地上，以額觸地，叩了三個頭。溥儀那天穿的是袍褂，端坐在東暖閣的寶座上。我在恍惚之間，似乎聽溥儀說了聲「伊力」（滿語，起來的意思），我們才帶好官帽，側身退出來。之後，父親又帶我分別去四位太妃那裡去謝恩。待到這場「謝恩」戲表演結束時，我已汗流浹背了。
自我被「榮選」為伴讀後，祖母等都說我有「造化」，親友們紛紛前來道喜。其實，我看了宮裡那些繁瑣的禮節，森嚴的氣氛以後，總覺得那樣念書，確實和受罪沒什麼兩樣；但是「君父之命」，是不可違抗的，過了幾天，我就「走馬上任」了。
溥儀讀書的地方是在毓慶宮的西間，裡邊沒有什麼珍貴的陳設，擺的儘是書籍，靠北牆有一個大鐘表，高度幾乎與那牆相等。宮內有專門伺候溥儀讀書的太監，還有伺候師傅的坦達、太監和匠役四、五人。他們除伺候師傅們茶飯等雜役外，幾名匠役還得管理溥儀和師傅們的書寫事務。這些匠役不光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擅長書法，凡溥儀賞人匾額或對聯時，一般是師傅先把擬好的詞句寫在紙上，再由匠役按筆畫用針刺成小孔，撒上白粉；白粉漏在另一張紙上，溥儀就照那白粉的字形來描寫。有時他認為不甚重事的人物，就乾脆全叫匠役們代筆，反正印上他那顆「宣統御筆之寶」的「璽」，受賞者也就心滿意足了。
溥儀每天下午到達毓慶宮的時間都很準確。頭一、二年，他從養心殿到毓慶宮都是坐轎子；轎的圍墊都用明黃緞子製成。明黃色是皇帝專用的顏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妄用，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就連後、妃也只能用杏黃色。在溥儀轎前大約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個太監一路走，一路用嘴發出「哧、哧」的聲音，叫做「打吃」。那時，只要一聽到這種聲音，凡在屋裡的人都要停止說笑，在外邊的人都要急忙躲起來；實在躲藏不及的，就得面向牆壁而立，以免「驚駕」。轎子前後，還有不少太監，有的負責護衛，有的挑著圓籠，內置茶水、點心等東西。
我每天進宮，都必須穿長袍馬褂、戴官帽、穿靴子，腰上繫上一根黃帶子。那時在宮內當差的都留著長辮子，因我從來沒留過辮子，我父親就給我買了一條假辮子，掛在官帽上，害得我老是擔心它掉下來。
我第一次進宮伴讀那天，是和莊士敦一起去的。御前太監把我們引到毓慶宮，只見溥儀穿著長袍馬褂，腦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站在八仙桌前，等莊士敦向他行過鞠躬禮後，他才坐下。據說，這就是皇帝的尊師之禮了。可我每天見他，總得給他請跪安，然後才坐在八仙桌前開始讀書。我與溥儀相對而坐，莊士敦坐在中間。我偷偷一抬眼，就看見溥儀那張沒有一絲笑容的臉，我坐在那裡就如同坐在針毯上一樣難受，幾乎連ABC都忘記了。心裡盼著趕快下學，好容易盼到下學的時間，我就象野鳥出籠一樣奔回家去了。
按照宮內向來的規矩，每月逢二放假休息，春節放假十天。
我在宮中伴讀了五年，直到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驅逐出宮，準備考中學的時候，才發現自己除了英文以外，其他課程都必須從頭學起。在這五年中，我受到了只有親、郡王或一品大員才能得到的種種「殊遇」，但是對於我的學業來說，大好時光就這樣白白地消磨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