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外國經典作家的名字常常與一位最為傳神地再現其精髓的翻譯家聯繫在一起。提起莎士比亞，便會想起朱生豪；提起巴爾扎克，會想起傅雷；提起託爾斯泰，會想起草嬰。而對於契訶夫來說，這位中國的翻譯家便是汝龍。汝龍一生翻譯了一千多萬字，是翻譯外國作品數量最為豐富的翻譯家之一，其中耗費大半生心血的是契訶夫的作品。巴金曾說，「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訶夫身上，他使更多讀者愛上了契訶夫」。
作家馮驥才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訶夫的作品，因與汝龍談不攏，便繞過他，邀請了一些俄文專家，試譯契訶夫的《套中人》，看誰譯的好，結果沒有一個人能把契訶夫的味道譯出來，最終還得去找汝龍。馮驥才說：「契訶夫那種感覺——那種悲憫的、輕靈的、憂傷的、精微的感覺只存在於汝龍的字裡行間。還有一種俏皮、聰明、絕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龍不可。感覺的事物只能感覺到，尤其是對於契訶夫這種憑感覺寫作的作家，只有能夠神會到作家特有的感覺的譯者，才能去譯，否則一伸手就全亂套。」
2016年是汝龍的百年誕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小說全集》，收錄了契訶夫自1880年到1903年間創作的中短篇小說近五百篇。汝龍之子、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汝企和回憶父親說，「為了有更多時間進行翻譯工作，他深居簡出，社交活動少得不能再少，每天幾乎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翻譯。在一般人看來，他的生活實在是太單調了，沒有周末，很少娛樂，幾乎與世隔絕。翻譯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也是他最大的樂趣。」
汝企和不止一次地聽父親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荒唐與苦悶，「那個時候他整天無所事事，說是在一個教會中學念書，其實大部分課餘時間都是泡在戲園子裡聽戲。他父親經常教導他要做大官，光宗耀祖，他心裡卻想祖宗我根本沒見過，憑什麼為他們活著。而且看著周圍那些高官，儘管飛黃騰達、穿金戴銀，卻絲毫引不起他的興趣。」同許多年輕人一樣，汝龍也經歷了這樣看不到出路、找不到人生意義的時刻。
他開始閱讀魯迅、巴金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可以說是巴金拯救了他。巴金為當時苦悶的青年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為人類服務，甚至為人類獻身。這個高尚的目標成為了汝龍的理想，「正是這個理想挽救了我，使我沒有變成壞人，他更支持了我一輩子！」他以讀者身份寫信給巴金，訴說自己想從事文學工作的願望，巴金回了信，從此巴金成了他一生的摯友和導師。
在巴金的鼓勵下，汝龍選定了翻譯作為自己終身的事業。起先汝龍想翻譯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徵求巴金的意見，巴金說，「你既然願一生幹翻譯工作，就該譯較難的古典文學, 系統地介紹一位作家的作品，這樣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風格。你就譯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吧。」
自此以後，汝企和說，父親的翻譯工作用「幾十年如一日」來形容毫不誇張，「為了有更多時間進行翻譯工作，他深居簡出，社交活動少得不能再少，每天幾乎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翻譯。在一般人看來，他的生活實在是太單調了，沒有周末，很少娛樂，幾乎與世隔絕。翻譯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也是他最大的樂趣。」他甚至沒有去過一趟前蘇聯，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徹夜工作是汝龍幾十年來的慣例。1949年前汝龍是中學教師，身邊又帶著兩個女兒，白天時間全被佔據，只有夜裡才有時間翻譯，因此養成了熬夜的習慣。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著趴在箱子上翻譯。五十年代，他經老友介紹做起了大學副教授，但一年後他就辭職專心翻譯，之後的歲月基本都是在獨立翻譯的情況下度過的。他依然熬夜翻譯，因為夜裡幹擾少，精力更容易集中。
「我家住的是獨院，每到夜深時，只有父親屋裡的燈光還亮著，光透過綠色的燈罩，把玻璃窗也染成瑩瑩的綠色，現在一閉上眼睛，我還能看到那片柔和碧綠的燈光。」汝企和回憶道。
汝龍對自己的譯作要求非常嚴格，每次出版前都要反覆修改。由於國民黨的封鎖，49年前人們很少看到俄語書籍，所以他只能通過英語的譯作轉譯契訶夫小說。49年後他從頭開始自學俄語。他買來俄語的契訶夫全集，將以前轉譯的700多萬字的契訶夫作品又重譯了一遍。
由於常年伏案，汝龍患有嚴重的痔瘡，發病時褲子都被血染紅了。這時候他仍然不休息，在椅子上放一個墊子繼續工作。汝企和回憶，他父親經常說，「對待疾病就要像打仗一樣，不能退讓，你退一尺，它要進三尺，你咬牙頂住，它就退縮了。」
文革時，汝龍遭受到了人生最沉重的打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造反派貼出了批判他的大字報，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家裡的所有值錢物品，都主動上交給了紅衛兵。汝企和清楚地記得，1966年秋的某一天，父親呆呆坐在屋外臺階上，目光停滯，表情木然，一坐就是兩個多小時，仿佛靈魂已經離開他的身體。他的精神幾乎崩潰了。
後來汝龍說，當時他真的認為自己一生的路都走錯了，本來以為翻譯是為社會、為人民做好事，是「為人類獻身」，結果卻是宣揚「封資修」。辛勤勞動的成果成了罪證，心裡的痛楚和無盡的自責是語言無法表達的。
不過幻滅沒有持續多久，各種渠道傳來的「小道消息」，使他逐漸認識到文革可能是錯誤的，過去的工作仍然是有價值的。於是他又拿起了筆，汝企和回憶，「當時全家人被趕到西單達智西巷六號的兩間小屋裡，和我奶奶擠在一起，唯一的一張大床是奶奶和母親合用，父親睡小屋裡的一張小床。屋子裡很擠，走動都要十分小心，才不至於碰翻東西，父親只能在一張很小的桌子上翻譯。當時完全沒有出版翻譯小說的可能，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但父親相信，總有一天，他翻譯的書會出版。」
由於文革初期的沉重打擊，汝龍那時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經常覺得腦力不夠，只好拼命抽菸來提神，結果哮喘病越來越厲害，病一發作起來臉都變成鐵青色。當時他的稿費全都上交，每個月就靠人民文學出版社給的生活費度日，吃的很差，病也得不到很好的醫治。然而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完成了契訶夫全部作品的翻譯工作，並且開始翻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
文革後巴金到北京參加會議，期間到西單達智西巷看望汝龍，他看到汝龍一家三代人擠在一個小平房裡，同樣翻譯俄羅斯作品的汝龍妻子文穎正在縫紉機檯面上做翻譯，汝龍的哮喘病也因為室溫太低而經常發作，巴金神色頓時凝重，半天沒有說話。
後來巴金回去後立即向一位以關懷知識分子而聞名的的中央領導反映了這個情況，1982年3月23日巴金在致汝龍的信中寫到，「你的房子問題看來一時無法解決，但是我還是要講，有機會就講。」終於1982年下半年，汝龍一家離開了那棟有百年高齡的老屋，搬進西便門的兩所毗鄰的嶄新單元房。若干年後巴金的義子曾向汝企和回憶，巴金對他說，「我這一輩子幹了兩件託關係的事，一件就是給老汝要房子。」
文革後汝龍得到平反昭雪，房子也解決了，稿費又退還給他，藏書也大部分歸還。他專門定做了十幾個每層能放兩排書的大書櫃，塞得滿滿的全是書，又買了兩個大寫字檯，一個用來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一個用來修改契訶夫文集。當時他的心情特別愉快，計劃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然而由於重病纏身，他終究未能實現這個願望。
在汝企和眼中，生活中的父親是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嬉笑怒罵全掛在臉上，高興起來哈哈大笑，爽朗的笑聲給許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看電視看到感人之處又會像孩子一樣淚流滿面。每當電視裡播放反映俄國社會的電影時，汝龍和妻子便看得非常仔細，他常會指著螢屏上的器物對妻子說：「快看，這就是書上寫的東西。」
對古今中外的小說，他都非常熟悉，每當談起文學名著，他都會兩眼放光。他最喜歡的書是《紅樓夢》，他經常說，每當腦子發木，感覺翻譯的語言不流暢時，就要拿出《紅樓夢》讀幾頁，再回來翻譯，筆下就順暢多了。
對當代文學，汝龍也很關注。他晚年時女兒借來了金庸小說，他一看起來就放不下，常常一口氣看到天亮。看了老鬼的《血色黃昏》後他說，這本書受《水滸傳》的影響很深，對人物的刻畫既生動又深刻。對張潔、蔣子龍等當代小說家的作品，他也十分讚賞。
為使譯作更為生動，汝龍十分注意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五十年代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音響，他買了當時最好的美國進口的收唱機，有一米多高，看上去像厚厚的書櫃。每當覺得沒有翻譯原作的激情時他就停下筆，聽幾張激昂的古典音樂唱片，再回來翻譯。他也經常關注各種美術展覽，還以高價買了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共20餘冊，裡面收藏了世界各國各個時期的名畫，在翻譯感到疲勞時，他就取出來翻閱。
汝龍對翻譯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他經常說文學就是人學，是研究人的世界觀、描繪人世間悲歡離合的，文學翻譯不僅要耗費腦力，更要耗費感情。要想感動讀者，自己就要加倍的投入感情，翻譯出來的小說才能感人肺腑。
1991年7月13日，汝龍在一家民辦的康復小醫院裡悄然離世，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也沒有發訃告，按照他的遺願，火化後連骨灰都沒有保留。去世不久，《文藝報》在一版左下角發了一條消息，報導汝龍去世及他生前要將自己的全部稿費積蓄捐贈國家的遺願。他所有藏書和全部手稿都捐給巴金提議創辦的現代文學館。
如今汝龍的家裡依然擺著他當時翻譯的寫字檯，書櫃擺滿汝龍的譯作，從庫普林的《亞瑪》、《生活的河流》、《侮辱》，安德烈耶夫的《七個絞決犯》、《總督夫人》，到高爾基的《我的旅伴》、《淪落的人們》、《人間》，以及近年出版的《契訶夫文集》、《契訶夫小說全集》，各種版本的《復活》、《契訶夫小說選》等等。
汝企和依然常常想像，父親獨自一人坐在書桌前，孤燈苦讀：周圍沒有燈紅酒綠，沒有聲色犬馬，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他面對的只有堆滿桌子的書籍，環繞他的，只有貼牆而立的十幾個大書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