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三四郎」這個名字，對於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不會感到陌生。作為1981年中國引進的第一部日本電視連續劇，《姿三四郎》在中國播放後曾轟動一時，引發了「萬人空巷」的觀劇現象；男主角「姿三四郎」與《追捕》、《望鄉》、《血疑》等日本影視作品中的高倉健、山口百惠等演員一起，給「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生活相對閉塞和沉悶的中國人，帶來了嶄新的視覺體驗，同時也給那個時代的人植入了一種全新的日本印象。
電視連續劇《姿三四郎》截圖。來源網絡。電視劇《姿三四郎》在中國播放後所引發的那種收視熱潮，應該是那個時代才有的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種現象不失為研究的一個好題材。而且，劇中的一些在今天看似司空見慣、理所當然的影視語言和文化符號的運用，其實有不少已經成了一種經典，從影視藝術學的角度看，這些同樣也應該成為一個有趣的研究議題。然而，「姿三四郎」是二戰時期日本從明治維新時代的歷史中發現的「英雄偶像」，反映了當時日本的時局背景以及明治維新時代對當時的日本所擁有的特殊意義。那麼這種「英雄偶像」是如何具體形成的呢？構成影視造型原身的、歷史中的「姿三四郎」又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呢？這些是需要我們弄清的問題。另外，據考察，史實中的「姿三四郎」與中國其實有過一段頗不尋常的關係。那麼，其具體情況到底如何呢？我們在傾倒於電視劇中「姿三四郎」的人物魅力時，人物背後的一些「故事」也應該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有鑑於此，本文將以「姿三四郎」成為英雄偶像的歷史背景以及史實中的「姿三四郎」作為考察對象，試圖還原「姿三四郎」的歷史原貌。
英雄偶像「姿三四郎」的誕生在日本，人們對「姿三四郎」最初印象就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柔道英雄」。這樣的印象最初來源於原創小說《姿三四郎》（1942年～1944年）。小說作者是富田常雄（1904～1967）。作品以柔道草創期的明治時代為背景，描寫了從日本東北地區的會津鄉下來到東京求學的青年姿三四郎在拜師學習柔道和比武、交友等日常生活中逐漸成長的故事。「修身」與「尚武」，「文武兩道」，是這個故事中的主要命題，因此具有濃厚的教育意義。
然而，「姿三四郎」的形象，其實並非完全虛構，而是脫胎於作者身邊的一位真實人物——柔道家西鄉四郎（1866～1922）。西鄉是小說作者的父親富田常次郎的師弟，他們都師從被譽為日本「柔道之父」的嘉納治五郎（1860～1938）。西鄉在嘉納開設的「講道館」學藝，並很快脫穎而出，成為「講道館四天王」之一，武藝超群。由於小說中很多人物和故事情節直接取材自「講道館」，所以，小說也被認為是演義了作者父輩們的一段柔道創立和發展的歷史，帶有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從「落後」走向「文明」的創業史的意味。
電影《姿三四郎》海報。來源網絡。小說中的勵志青年「姿三四郎」，後來被導演黑澤明拍成同名電影（1943年）；在黑澤明的攝影機鏡頭下，「姿三四郎」的人物形象發生了「質」的變化。藉助電影特有的直接視覺效果和導演高超的表現手法，姿三四郎的超凡絕技和英雄風姿被渲染放大，其突出表現是警視廳武術大會比武，以及右京原之戰兩個高潮場面。在警視廳的比武會場上，姿三四郎作為創立不久的「柔道派」的代表，穩穩地站在榻榻米上，與傳統的「柔術派」代表進行對陣。他用一招被稱之為「山嵐」的特技，雙手抓起資歷深厚的對手，高高地拋起，又遠遠地擲出，摔得對手動彈不得，慘不忍睹地被人抬下比武場。特寫、慢鏡頭和靜止畫面被交替運用，製造出了故事節奏的緊張感，使得畫面張力十足，姿三四郎力壓對手的氣勢幾乎要衝破銀幕。通過此次比武，姿三四郎得以嶄露頭角，同時為柔道的正名揚威立下了汗馬功勞。影片最後，姿三四郎接受柔術派高手檜垣源之助的挑戰，在右京原的荒野之地，與其一決高下。導演黑澤明在這個場面中使用了一組特殊的鏡頭：姿三四郎不斷放大的臉部特寫與天空白雲鏡頭來回切換，以及席捲荒野的狂風。刻意淡化了具體的武打招式，表現了姿三四郎的威武氣勢和完勝對手的高超武藝。這種 「無招勝有招」的表現手法，不僅在黑澤明以後拍攝的影片的武打場面中經常被運用，而且成為一種經典範例，直接影響到之後的包括港臺、中國大陸在內的亞洲的武打影片。
電影《姿三四郎》「警視廳比武」畫面截圖。來源網絡。《姿三四郎》上映後，很快在日本國內引起轟動，甚至出現一票難求的場面。影片後來獲得「國民電影獎勵賞」「山中貞雄賞」，併入圍《電影評論》選出的當年最佳電影第2名。電影《姿三四郎》的影響，不言而喻。
當然，從歷史角度看，以娛樂大片式的內容吸引觀眾的電影《姿三四郎》，在當時是受到了日本政府支持的「國策影片」，可以說是日本政府的政治宣傳品。我們知道，1943年《姿三四郎》上映，正值二戰後期，日本的電影製作由於受到軍國主義的政治鉗制和膠片不足的影響，加上受到嚴格的輿論管控，除了用於宣傳的新聞電影和戰爭題材影片外，娛樂片根本不被允許拍攝。《姿三四郎》之所以能夠獲得破例，是因為其內容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除《姿三四郎》外，電影《宮本武藏》也獲得了破例。《宮本武藏》是一部「時代劇」，塑造了江戶時代劍術非凡的武士宮本武藏的英雄形象，同樣屬於武打類電影，這種尚武題材的影片，無疑受到時局的歡迎。
二戰時期日本之所以「發現」了明治時代的尚武英雄「姿三四郎」，當然有其背景。我們知道，明治日本打贏了實力極不對稱的兩場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人因此而信心大增，他們堅信：小可制大，弱能勝強。這兩場戰爭為二戰時期日本的對外擴張行為提供了歷史素材，其中，明治時代的尚武英雄「姿三四郎」，恰好為他們試圖複製這種「成功之舉」提供了範例。因為「姿三四郎「的形象折射出了相似的影子：來自鄉下的「姿三四郎」，沒有正規的學歷，身材又矮小，在武道的世界裡完全處於弱勢一方，然而最終卻能夠克敵致勝。這種所謂非「好萊塢式」的天生強大，而是「東方式」的用通過學習所掌握的武藝絕技，來以弱制強，以柔克剛，以小勝大的武藝「英雄」形象，迎合了當時日本時局的需要，恰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也就是說，影視劇中「姿三四郎」的人物形象與現實中的日本的情形，巧妙地構成了對應。這是尚武英雄「姿三四郎」被發現的背景，同時也是電影《姿三四郎》的製作獲得破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而選擇以「以柔制剛」、「以守為攻」為特性的「柔道」作為電影題材，與此也應該不無關係。
繼《姿三四郎》之後，1945年黑澤明接著改編、導演了《續·姿三四郎》，也深得好評。然而，隨著日本的戰敗，尚武英雄「姿三四郎」的教育意義受挫，假託在「姿三四郎」身上的夢想破滅。戰後，隨著日本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發展，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柔道作為一項正式的體育運動，開始在國際舞臺上大顯身手，在國內更是倍受青睞，這時，尚武英雄「姿三四郎」再次受捧，社會上甚至出現了一些著名柔道選手被媒體冠以「某某姿三四郎」的現象。與此同時，日本國內還掀起了一股「尋找」和「還原」真實「姿三四郎」原貌的熱潮。一時間，「姿三四郎」在現實與虛擬的兩個世界之間往返穿梭，成為電視臺娛樂節目的話題人物。今天，在「姿三四郎」創作原型人物西鄉四郎的故鄉以及西鄉四郎當年涉足過的地方，我們都能看到在那一段熱潮中建立起來的、紀念這位「英雄偶像」的各類紀念館或紀念碑、雕像。因此，不僅僅是影視題材中的「姿三四郎」，史實中的創作原型人物——西鄉四郎，也漸漸地被神話化，甚至成為柔道愛好者頂禮膜拜的對象。
建在西鄉四郎故鄉會津若松的紀念像。來源網絡。從1942年小說出版至今，據不完全統計，在不到80年的時間裡，誕生了9部電影，6部電視劇（包括連續劇），2部動畫片，7部漫畫和一些廣告片。計算起來，幾乎每3年就有1部關於「姿三四郎」的藝術作品問世。其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作品的多產時期，而在中國播放的那部電視劇，就是其中之一。「姿三四郎」的英雄形象，就是在這些影視和小說作品的不斷製作之中被複製和渲染出來的。
西鄉四郎：歷史中的「姿三四郎」與辛亥革命那麼，史實中的「姿三四郎」到底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呢？
小說和影視劇《姿三四郎》中的「姿三四郎」這個人物，其實取材於人物原型西鄉四郎前半生「習武」的事跡，後半生的情況如何，小說和影視中未作交待，人們知道的也似乎很少。不過，從一些零碎的史料中，我們可以了解其生平之大概，而其中令人感到驚奇的是，西鄉四郎曾經來過戰亂動蕩中的中國，見證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辛亥革命，與中國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關係，而且西鄉四郎還為當時的中國革命留下了激情澎湃的文字，彌足珍貴。
年輕時的西鄉四郎。圖片來源：《史傳 西鄉四郎——姿三四郎の實像》（牧野登著，1983年）。據目前的考察所知，西鄉四郎出生於日本東北山區會津的一個武士家庭。2歲時，「戊辰戰爭」（1868～1869）爆發，日本進入明治維新時代。在與政府軍的抵抗戰爭中，會津藩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17歲時，他懷著當陸軍的理想離開了家鄉，來到東京。但因沒有正規的學歷和學識，進不了軍校，於是轉而投入當時剛剛創設的「講道館」，拜柔道創立者嘉納治五郎為師，學習柔道。
講道館的生活大體上與小說和電影所描述情況相符。在嚴格規範下修行的西鄉四郎，很快展現出他所具有的柔道天賦。21歲那年，如同小說和影視中所描寫的那樣，他被嘉納委以講道館柔道代表的身份出席警視廳舉辦的武術大會，在會上，西鄉用所謂「山嵐」的招式，完勝柔術派對手照島太郎，從而使柔道得以代替柔術，被正式列為警視廳的訓練項目，為柔道的後繼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西鄉本人也因此而名動一時，甚至被街頭小孩傳唱為「不能碰不能摸的四郎」。
然而，明治23年（1890），25歲的西鄉四郎突然給外遊中的恩師嘉納留下了一紙《支那渡航意見書》的長文，離開了講道館。之後的大約10年間，西鄉四郎一直行蹤模糊。一些歷史研究家根據僅有的資料和蛛絲馬跡，推斷西鄉成為了「大陸浪人」的一員，曾先後輾轉去過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和臺灣；也有史料顯示，西鄉於明治37年（1904）被陸軍軍部選派執行「特別任務」，服役於日本陸軍。但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不過，明治33年（1900），西鄉四郎再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這時的他，罹患風溼等病症，已不見當年的壯士風姿。兩年後，他在同鄉兼好友鈴木天眼創辦的長崎《東洋日出新聞》擔任責任編輯等職。此後，西鄉一直生活在長崎。長崎時代的西鄉的生活看似充實而平靜：報社工作之餘，開辦柔道教室，擔任弓道的講師，同時還發起創辦了瓊浦遊泳協會。據悉，西鄉四郎結婚並領養了子女，也是在這段時間。
然而，據記載，1911年10月29日上午10時，46歲的西鄉四郎登上了漢口碼頭。此時，距離革命軍在武昌打響的辛亥革命第一槍剛過去19天。西鄉作為長崎《東洋日出新聞》的特派記者從長崎坐船經上海到達武漢。他是較早到達現地的日本記者之一，投宿松屋旅館後，在《大阪每日新聞》駐武漢記者小山田劍南的陪同帶領下，進入革命軍和清政府軍對陣的前線觀戰。
午飯後由同氏（小山田劍南）帶路出門觀戰。停車場附近的支那市街由於廿七八日的激戰，皆罹患戰火，非常慘烈。走過此處，來到鐵路（戰線區域），則屍骸累累，其悲愴慘澹的光景，非小生拙筆所能盡述。此處的屍體皆是革命軍的。再往前行，來到北軍（清政府軍）的陣地，停車場右側丘陵（劍南氏草庵前）樹蔭下排列著野炮6門，正在向大別山和支那新市街的南軍（革命軍）發射榴散彈雨，看到3名別著紅十字徽章的德國人在繁忙地指揮。炮煙蒙蒙，炮聲隆隆，猶如百雷齊落。步兵、騎兵以停車場的建築作為中心，左右來回奔跑，其壯快氣勢，實在無可名狀。這是作為記者身份的西鄉四郎由武漢發回日本的以《武漢觀戰通信》為題，刊載於《東洋日出新聞》1911年11月7日的一段報導文字。西鄉在武漢一共停留了約50天，期間他發自戰地的《武漢觀戰通信》在《東洋日出新聞》被連載，共計16次，約2萬字。
不過，據他養女後來的回憶，西鄉遠赴中國，報導辛亥革命，最初似乎並非報社的派遣，而是他個人的意願。西鄉在自己離開長崎到達上海後發出的第一篇《武漢觀戰通信》中吐露了他當時的心情。
秋高馬肥，正是壯士思念遠徵的好時節。偶聞清國中部壯士奮而橫劍舉起革命旗 子的快報。值此好時節，接此快報，即便是生來養成的惰性，身體被病魔纏繞，但都不能禁止我思念遠徵的勃勃雄心，於是就此事與（報）社內同事商議，皆無異議，唯憂慮餘之健康是否承受得住而已。不難知道，西鄉此次的中國之行，對中國革命滿懷憧憬。「整裝萬裡秋方好，逐鹿中原樹樹紅」，西鄉對中國革命的激情，躍然紙上。其實，通讀西鄉發表的16篇通信，西鄉對中國革命軍一直以來深懷同情和支持的態度，他在一次通信中甚至這樣寫到：「其意氣昂然乃具沖天之氣概，如此應該可以達成興漢滅滿的目的。想到此，不由自主地擺正姿勢，以示敬意」（《東洋日出新聞》1911年11月20日《武漢觀戰通信》）。
不過，西鄉在武漢期間似乎沒有見到革命軍領袖黃興本人。但他關於革命軍的一些動向的記載，非常的具體。比如：
廿二日開始，戰況忽變。南軍由黃興親自率一千二三百士兵，首先從北軍突擊漢陽的背面，從孝感方面迂迴，於漢水上遊金斷口（距漢口約八九十清裡）迎戰北軍。經廿三日激戰，至廿四日，終於擊退北軍。另一方面，漢口和漢陽的槍炮戰自廿三日至廿五日夜半一直非常激烈，在漢口的大智門停車場附近的高爾夫俱樂部、劉氏花園、花園前面的柳樹間、支那市街馬王廟、玉帶門停車場以及東亞制粉會社後方等布有北軍炮列陣地，與南軍的大別山、赫山、梅子山、米良山以及仙女山等的炮列陣地，互不服輸地輪替投放炮彈（《東洋日出新聞》1911年12月4日《武漢觀戰通信》）。西鄉在以《武漢觀戰通信》為題的一系列報導中，除了激烈的戰況和當時中國的風雲萬變的政治形勢以外，還記錄了戰時普通百姓面對搶劫、殺戮和缺糧高價的悲慘、恐怖和窘迫的日常生活狀況；收治革命軍的日本人開的同仁醫院的情況；英國和日本的紅十字醫療救護隊以及饒舌的外國記者團的活動等。
革命軍戰敗後，西鄉離開武漢。他在最後一篇報導中發出這樣的感嘆：「武漢的天地急速地寂寥下來，颯颯長風徒勞地刮著枯楊，令抱病之軀的我，瑟縮委頓。寒鴉鳴叫於枯木枝上，似在替窮民向天哀訴」（《東洋日出新聞》1911年12月19日《武漢觀戰通信》）。
離開武漢3個月後，1912年3月22日下午，西鄉四郎以長崎《東洋日出新聞》發行人的身份，與該報社社長鈴木天眼夫婦、編輯長福島熊次郎等人在報社門前，迎接了時任中華民國全國鐵路督辦的孫中山一行。
1913年3月22日孫中山一行訪問《東洋日出新聞》報社的合影。前排右起第4人為西鄉四郎（留鬍鬚者），中央戴禮帽者為孫中山。左起第三人為宮崎滔天。圖片來源網絡。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此次訪日的目的是為了感謝日本政府和民間對辛亥革命的支持，同時也是為了尋求新的幫助，而長崎是此行的最後一站。紀念合影照片中的西鄉四郎站在離孫中山很近的位置。從合影照中，我們同時還可以看到他的好友宮崎滔天等與中國近代革命有著密切關係的「大陸浪人」。
然而，西鄉四郎與辛亥革命的這段「緣」，似乎鮮為人知；他長達2萬字的對武昌起義的實況報導《武漢觀戰通信》，無疑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然而在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也似乎很少見到提及。
結語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姿三四郎」所展示的柔道，誕生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在傳統的柔術已經無法適應社會需求的時候，柔道家嘉納治五郎對柔術進行改良和創新，糅合當時西方先進的體育運動規則，為柔道的新生奠定了基礎。柔道在嘉納和他的後繼者們的努力下，從日本的傳統武道發展成為今天日本的「國技」。1964年柔道在東京奧運會上被列為奧林匹克的比賽項目，正式走出日本國門，進入世界體育舞臺。然而，如上所述，柔道的發展自始至終與「姿三四郎」這位傳奇人物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螢屏上「姿三四郎」高超的柔道絕技，曾經令無數中國觀眾傾倒；螢屏下現實中的「姿三四郎」的原型人物西鄉四郎與中國的不同尋常的關係，不得不說充滿著傳奇的色彩。在「辛亥革命」和「改革開放」這兩個中國社會大轉折的關鍵時刻，曾有過「姿三四郎」的「參與」；在虛實之間穿行的柔道高手「姿三四郎」，與中國之間的不解之緣，實在耐人尋味。當然，其中一些事跡的細節，仍不甚明了，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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