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以來，我國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表述側重於其措施和成果，即日本如何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成為列強之一。事實上，明治維新與歷史上許多大變革一樣，觸動了某些舊有利益階層的蛋糕，最終以內戰收場。具有日本特色的是，內戰雙方均宣布效忠明治天皇，並且曾經並肩作戰。其中曲折，要從明治初年開始談起了。
隔閡初現：從「版籍奉還」到「四民平等」1869年，德川幕府被薩摩藩（九州西南部）和長州藩（本州西部）為首的維新派（倒幕派）擊敗，國家大權歸於明治天皇，因其年幼，實際上權力掌握在維新派手中，最重要的三個人物是出身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以及出身長州藩的木戶孝允，又稱「維新三傑」。
日本維新三傑：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在與幕府的戰爭中，維新派對偏向自己或者保持中立的諸侯們曾作出諸多妥協，暫時容忍他們割據一方。待到戰火平息，急於推行改革的木戶孝允決心首先收權，力主進行「版籍奉還」，強制各藩將土地和人口交給中央政府管轄。
最初，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二人對木戶孝允的決策均有所保留，但態度存在微妙的差別。西鄉隆盛篤信武士必須像過去幾百年一樣作為日本的中堅，推進中央集權要以保證武士江山不變色為前提；大久保利通贊同文官主政，擔心廢除諸侯操之過急造成地方生亂，希望徐徐圖之。
經過西鄉隆盛等人的努力，日本的諸侯們全部交出了土地和人口，中央還藉機設立「御親兵」和「鎮臺」（後來各個日軍師團的前身），既吸收了不少下級武士從軍，又壯大了中央的實力。大部分武士未能在軍隊中謀得差事，明治政府為他們專門頒布了「俸祿制」，由中央財政支付過去各藩負責的武士工資（但下降了一半左右），以免他們一貧如洗。
表現日本各諸侯向中央交出土地和人口的繪畫世人不曾料到，這是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這對同鄉兼好友最後一次在國家大政上通力合作——二人都是愛國者，但他們眼中的「國」卻是不同的——西鄉的日本與武士是一體的；大久保的日本卻可以沒有武士。
1870年，明治政府啟動戶籍改革，將「武士」改稱「士族」，宣布「士農工商，四民平等」，允許士族種地、務工和經商，也允許平民出身的人當官。因為生活所迫，許多被政府砸掉半個鐵飯碗的士族當起了佃農、工匠，甚至人力車夫，而過去橫穿武士隊列就會被砍頭的農商子弟則考取官身，管起了昔日的老爺們。
對於這樣的局面，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很不滿意。擔任陸軍元帥的西鄉，深感「四民平等」是對士族卸磨殺驢，羞憤地將自己每月500日元的工資只留下維持生活必需的15日元，其餘都放在自家客廳，聽憑窮困潦倒的士族自取；而時任大藏卿（財政部長）的大久保眼見朝廷收入已然捉襟見肘，每年還要被幾十萬個士族家庭白白吃掉四分之一，同樣滿腹委屈，苦思解決之道。
身著陸軍元帥制服的西鄉隆盛，實際上他本人並不喜歡西式服裝矛盾激化：開眼看世界VS徵韓論1871年，日本政府派遣巖倉具視率領使節團出訪歐美，主要目的是與列強談判，希望各國寬免與日本籤訂的不平等條約。使節團的另一項任務是考察列強國情，作為維新的參考，因此許多高級別的官員也隨團出訪，掌管政府錢袋子的大久保利通正是其中之一。
19世紀，國與國之間完全奉行叢林法則，巖倉使節團不斷碰壁，沒有一個西方列強願意寬免對日本的不平等條約。身為副使的大久保利通苦惱之餘，逐漸為歐美各國的富強所傾倒：在美國，方興未艾的現代教育向新大陸輻射著層出不窮的技術革新和一往無前的奮鬥激情；在英國，「世界工廠」支撐著日不落帝國空前的強大和自信；在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向東方來客耳提面命地傳授了「強權即公理」的外交秘籍。上述三國的經驗分別成為了後來明治日本普及教育、發展工業和武力擴張的重要參考。
巖倉使節團主要人物合影，最右邊禮帽置於膝蓋者就是習慣穿西服的大久保利通巖倉使節團原計劃出訪半年，實際耗時將近兩年，待到1873年返回日本時，原本出身、立場皆大相逕庭的使節團成員，凝聚成新的政治集團，又稱「歸國派」。他們在開眼看世界後，充分意識到日本的國力是多麼微弱，白人把控的世界是多麼險惡，主張刻不容緩地以歐美為師，全面進行改革。
西鄉隆盛在巖倉使節團出訪期間主持看守內閣，他沒有感到西風的勁吹，卻盯上了同屬東方傳統國家的朝鮮王國。
原來，西鄉隆盛甫一掌權，便被明治政府從諸侯那裡繼承來的巨額債務和供養士族的龐大開支壓得喘不過氣來，打算效法300年前豐臣秀吉的故技，出兵侵略隔海相望的朝鮮半島，掠奪土地和財富解決財政危機，史稱「徵韓論」。西鄉隆盛還頗有創意地提出「自殺式尋釁」，即他本人出訪朝鮮，做出失禮行為，引誘朝鮮人斬殺自己，以此獲得開戰的藉口。
法國傳教士張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1866年被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朝鮮李朝處決，導致法國艦隊攻打朝鮮，此事或許啟發了西鄉隆盛。
還在海外的巖倉使節團聽說「徵韓論」快要實施，頓時一片譁然，匆匆返回日本，以大久保利通為首堅決反對與朝鮮開戰。西鄉隆盛則針鋒相對，指責使節團耗資巨大，卻沒有減免任何不平等條約，還敢橫加反對自己的錦囊妙計，簡直是狺狺狂吠。
就這樣，歸國派和徵韓派的矛盾突然爆發了，本質上，這是改革與守舊、發展與內耗的矛盾：歸國派相信改革和發展才能最終解決日本的困境，眼前如果侵略朝鮮，與其說是擴張，不如說是「窮橫」；徵韓派則沒有跳出日本武士的思維局限，習慣以刀槍解決眼前的危機，卻沒有意識到西方列強的武力遠遠超過日本，自己一時冒險，可能就會令整個國家錯過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
西鄉隆盛私下找到大久保利通，希望他支持自己，但大久保表示國內改革不能再拖，待到日本在改革之後強大起來，自然會對外擴張。大久保的回答大半是出於對國家的考慮，絲毫沒有體諒西鄉救助日漸窮困的士族的盤算，兩人自此徹底決裂。
私下交涉不成，歸國派和徵韓派進行了一番短促而激烈的明爭暗鬥，穿著和服的西鄉隆盛在內閣會議上痛罵身穿西裝的大久保利通是「薩摩第一懦夫」。後者沒有還嘴，卻通過巖倉具視向已經成年的明治天皇轉交奏摺，陳述徵韓論不可為的同時，暗示一旦「徵韓」成功，陸軍元帥西鄉隆盛就將功高難賞，必成為新的幕府將軍，再次把天皇架空。
日本繪畫《徵韓議論圖》不久，明治天皇下詔要求把國內改革作為當務之急，無限期推遲「徵韓」。
徵韓派猶如遭了當頭一棒，自西鄉隆盛以下600餘名官員憤而辭職，歸國派徹底掌握了日本政權。此時是1873年10月，失意的徵韓派官員紛紛回到家鄉，猶如一個個暴躁的火種，而各地愈發窘迫的士族，則是現成的火藥桶。
走向內戰：武士叛亂、私學校和廢刀令辭職的徵韓派官員以士族為主，既然無法侵略朝鮮，「奸賊當道」的明治政府便是他們的敵人了，佐賀縣的江藤新平首先豎起反旗，於1874年1月糾集3000餘破產士族洗劫銀行，起兵造反。大久保利通時任內務卿（相當於後來的首相），下令以雷霆手段鎮壓，調集三個鎮臺（師團）全力圍剿。大軍壓境，叛亂的佐賀士族紛紛向官軍投降，江藤新平瞬間成了孤家寡人，被逮捕處決。
反映江藤新平暴亂的日本繪畫作為日軍元老之一，西鄉隆盛很清楚近代軍隊的威力，才不會貿然去做謀反的蠢事，他在老家鹿兒島縣開起了「私學校」，但這位戎馬半生的梟雄與其說是「校長」，不如說是「司令」——他的學校，從不傳授算術作文、繪畫音樂，而是天天教授開槍放炮，日日練習行軍列陣！而且廣開分校，招收的「學生」全是仇視政府的各地士族，鹿兒島縣內的中下級官員也紛紛在西鄉隆盛的私學校裡做兼職幹部，儼然締造國中之國。
西鄉隆盛私學校的正門遺址保存至今1876年，明治政府的改革又出辣招，不僅將士族的俸祿改為以公債而非現金的形式發放，而且頒布《廢刀令》，宣布除現役軍人和警察外，其他人不得再佩帶刀劍，一舉終結幾百年來的武士佩刀特權。在士族看來，明治政府的維新變法果然是不惜一切代價的，而自己就是那個「代價」。
於是，憤怒的士族開始在日本各地不斷發動叛亂，在熊本縣的「神風連之亂」中，170多名叛亂士族奇襲熊本城駐軍，劈殺了正在嫖娼的駐軍長官種田政明少將，殺傷官軍270餘人之後才被鎮壓下去。
反映神風連之亂的日本繪畫大久保利通對士族叛亂毫不留情，實行鐵腕政策，大小頭目一律處決。他之所以絲毫不敢寬宥叛亂分子，是因為聚集了最多死硬士族、儲存著大量槍炮彈藥的鹿兒島縣暫時保持著詭異的平靜，更因為士族的靈魂人物西鄉隆盛對《廢刀令》表現出了反常的冷漠。
西鄉隆盛是在等待時機，他公開斥責私學校裡對發動叛亂躍躍欲試的「學生」們，卻在與外地叛亂首領的私人信件中表示要「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明治政府中的許多高官對西鄉隆盛一副九州無冕之王的做派早就看不順眼，一面策劃把九州的軍火物資運走，一面派出特務暗地監視西鄉隆盛。不料，這兩件事成為了內戰的導火索。
1877年1月底，政府秘密派船到鹿兒島縣搬運武器和設備，但走漏風聲，隨即，大批士族衝出西鄉私學校，搶掠鹿兒島縣內各處軍火庫，並綁架、拷打監視西鄉隆盛的特務，得到了「政府準備刺殺西鄉隆盛並血洗私學校」的口供。
1877年2月6日，群情激憤的私學校學員們要求立刻起兵，西鄉隆盛別無選擇地順從了「民意」，在私學校裡設立「薩摩本營」，高呼「新政厚德」，號稱要打上東京去為明治天皇「清君側」，重建屬於士族的江山。
法國報紙報導薩摩武士叛亂的新聞插圖，但事實上西鄉隆盛的部隊非常西化，在外觀上並不像傳統日本武士日本歷史上的「西南戰爭」就此爆發。
最後的武士經過10天左右的整編，西鄉隆盛的薩摩軍成形，總兵力約3萬人，核心是13000多名私學校學員，按照西式軍制編為6個步兵大隊和2個炮隊，主要裝備英國製造的米涅式前裝步槍（混用大量雜牌步槍），火炮很少，子彈也不足，但整體上士氣高昂，且部隊裡有大量曾經與德川幕府作戰的宿將老兵，經驗豐富。薩軍把部分劍法嫻熟的士族集中起來，編成「拔刀隊」，用於近戰奇襲。
薩軍主力武器米涅式步槍，從槍口裝填子彈薩軍有行動兩個方案，一是牽制駐熊本的官軍，攻佔九州北部，抵擋官軍增援部隊登陸，觀察全國局勢；二是集中兵力消滅熊本的官軍後，奪取長崎港，乘船攻打東京和大阪，直接推翻明治政權。
大部分薩軍軍官認為，僅憑九州一隅無法長期抵抗中央的物質優勢，而且他們大部分為士族出身，堅信官軍不過是孱弱的「農商之兵」，到了真刀真槍的戰場上無法與自己對抗。因此，薩軍選擇了激進的方案二。
日本九州地圖，薩軍從最南部的鹿兒島縣出兵，整個戰爭最關鍵的戰鬥發生在九州中部的熊本縣境內得知西鄉起兵的消息，明治政府的反應很快，立即從各個鎮臺抽調兵力，臨時編成8個旅團、總兵力近6萬人的平叛部隊，任命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擔任名義總司令，實際指揮是山縣有朋、川村純義和黑田清隆。官軍主要裝備後部裝填子彈的史奈德步槍，比薩軍的武器先進。
官軍廣泛裝備的史奈德後裝步槍1877年2月20日，薩軍主力抵達熊本，一天之後完成對城池的合圍。守城官軍僅3600人，在樺山資紀、兒玉源太郎等未來日軍中鼎鼎大名的軍官指揮下，依託德川家康部將加藤清正修建的堡壘拼死抵抗。薩軍缺乏轟開官軍掩體的火炮，空有數倍的兵力優勢，強攻熊本城三天僅僅推進了幾十米。在這期間，官軍第14聯隊匆匆趕來增援，半路遭到伏擊，薩軍拔刀隊從道路兩側衝出，官軍來不及開槍就紛紛被砍倒，薩軍乘勝追擊，奪取了官軍的聯隊旗。倒黴的官軍第14聯隊指揮官是將來日軍的另一位名人——乃木希典。
日本繪畫《鹿兒島暴徒出陣圖》薩軍雖野戰小勝，但無法儘快攻克熊本城的後果很嚴重，官軍的第1、第2旅團已經抵達九州，薩軍的對策是留少量兵力牽制九州中部的熊本，主力北上，試圖奪取九州北部的福岡。
準備登船前往九州的官軍1877年2月25日，官軍與薩軍在熊本西北的高瀨爆發激戰。這一回輪到官軍設伏，依託地形，充分發揮史奈德步槍的火力優勢，頻頻齊射，大敗兵分三路的薩軍，連前幾天吃了大虧的乃木希典都打了翻身仗。高瀨之戰後，薩軍喪失了進佔福岡的可能，退回熊本城外。
官軍又得到兩個旅團增援後，開始解圍熊本。薩軍圍繞熊本以北的連亙丘陵建立了防線，採用正面排槍遲滯，側翼拔刀隊伏擊的戰術，接連挫敗官軍攻勢。官軍在綿綿春雨中苦戰半個月，進展寥寥，只得另闢蹊徑，於1877年3月18日派出3艘軍艦掩護兩個旅團在熊本以南40公裡登陸，夾擊薩軍後方。
兩天後，薩軍防線正面的官軍發起了新一輪猛攻，為了應對神出鬼沒的薩軍拔刀隊，官軍緊急從關東地區抽調士族出身、精通劍術的警察，組建了自己的拔刀隊。諷刺的是，官軍拔刀隊雖然是「臨時工」，但其中有許多十年前為德川幕府效力的武士，見到當年的倒幕主力薩摩武士，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拼殺起來比正牌官軍還要賣力。
薩軍拔刀隊和官軍拔刀隊激烈交戰削弱了薩軍拔刀隊的威脅，官軍主力充分發揮優勢，頻頻在炮兵掩護下發起集團衝鋒，薩軍不甘示弱，不斷發起反擊。雙方陷入了慘烈的拉鋸戰，傷亡直線上升，與此同時在薩軍後方登陸的那支官軍穩紮穩打，逐漸逼近熊本。
1877年4月中旬，腹背受敵的薩軍終於支撐不住，解除熊本之圍，退到城東的平原地帶，被官軍追上，再次大敗。西鄉隆盛率軍退到九州中部，還沒來得及整編殘部，官軍就從海上登陸薩軍老巢鹿兒島縣。失去根據地的薩軍淪為流寇集團，接下來的三個月間在九州東部四處「轉進」，越打越弱，出現了整建制投降乃至倒戈的現象。
官軍登陸鹿兒島縣之後，薩軍節節敗退1877年8月15日，僅剩約3500人的薩軍退無可退，返身與5萬餘追擊的官軍「決戰」，結果不言而喻，很快被官軍包圍，西鄉隆盛下令「……今日唯有奮死決戰而已，諸隊願降則降，願死則死……」大部分薩軍殘兵選擇向官軍投降，剩餘約1000人誓死追隨西鄉。
西鄉隆盛帶領這上千死士從官軍包圍圈薄弱處突圍，接下來14天內奔襲400公裡，竟然殺回了老家鹿兒島縣，嚇得政府剛剛任命的新任縣長爬上軍艦逃走——但也僅此而已了——近代工業國家的暴力機器，哪怕剛剛建立雛形，戰鬥力也遠遠超越封建時代，西鄉隆盛的「壯舉」猶如給了官軍一記耳光，8個旅團馬不停蹄地趕到鹿兒島縣，鐵桶一般合圍了薩軍殘部。
官軍多次勸降麾下僅餘350人的西鄉隆盛，全部遭到拒絕，便在1877年9月24日發動最後的進攻。西鄉隆盛在戰鬥中遭流彈擊傷，切腹自盡，首級被打掃戰場的官軍找到。
西鄉隆盛死於官軍最後的圍攻之中歷時7個月的西南戰爭就此結束，官軍陣亡6800餘人，薩軍則陣亡7200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出身原薩摩藩的士族。
順逆興亡：進步者未必可愛西南戰爭結束一年之後，大久保利通遭到士族刺殺，與西鄉隆盛一樣死於49歲。
正如林肯遇刺沒有逆轉美國廢奴的歷史進程，大久保利通之死同樣沒有打斷日本明治維新，武士作為主宰日本社會近千年的特殊階層徹底變成了歷史。西南戰爭中的薩軍，正是最後一個以武士（士族）作為身份認同的政治集團。
直到今天，日本民間對西鄉隆盛的喜愛都遠超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為人俠義、扶助弱小，大久保利通則不近人情、不擇手段。在他倆的家鄉鹿兒島縣，對大久保利通的紀念只有市中心一尊孤零零的銅像，而西鄉隆盛卻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在交通工具、媒體和紀念品上……
大久保利通銅像但是，看待歷史人物必須站在歷史的高度，廢除武士當權的階級藩籬，為日本發展資本主義掃清了最大的障礙，無論大久保利通如何冷酷無情，依然是一位進步的改革家；死守封建武士治國的西鄉隆盛，無論多麼任俠仗義，終究只能被歷史無情淘汰。其中的道理，正如後來孫中山先生所說：「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