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開大學淘汰了28名已經在學九年以上的博士生。我認為，這暴露了我國博士培養制度的漏洞。
博士生學業不合格，或者論文達不到標準，當然可以淘汰。但是，僅因為在學時間太長而淘汰，顯然不合理。
不錯，學校經費有限，不可能無限期供養一個博士生，但是，學校也必須給那些不能如期完成論文的學生提供機會。一個兩全之策，就是引進博士候選人的制度。在美國的大學，一個文科博士課程學制通常為6年左右。前兩年修課，第三四年通過博士資格考試，成為博士候選人。第五年從事論文研究，第六年從事論文寫作。如果第六年完不成論文，學生可以向學校申請延期到第七年、第八年，甚至第九年。如果還完成不了，學校或許不再給學生註冊，但博士候選人資格拿到後就無法取消。候選人可能二十年後寫完論文，照樣可以拿到博士學位。
為什麼要這樣？因為博士論文是開拓學術前沿的，所需的研究時間較長。我曾碰到一位研究臺灣文學的博士生，通過資格考試後才意識到必須學日語，否則無法理解日據時期的文學現象。這樣一下子就消耗掉兩年時間。另外，博士生本身的個人生活也會經歷種種變化。許多博士生是快三十甚至三十以上才入學，在學六年以上，自然會趕上結婚、生子甚至離婚等人生大事，他們需要一些靈活性來應付學業和生活的雙重挑戰。也正因如此，許多人六七年完不成論文，就停止註冊，日後有機會寫完後再提交，不會前功盡棄。
南開大學這樣的制度，當然有其合理的考慮。學校不能無限期供應一個博士生，但為什麼不能給九年後的學生一個自謀出路的機會呢？限制在九年完成論文，不僅給一些學生帶來了巨大壓力，而且可能鼓勵論文的粗製濫造。
我個人就是1997年開始耶魯大學歷史系的博士課程，今年才完成博士論文，前後整整9年。這一漫長過程，就反映了靈活的博士候選人制度的優越。比如，我是在四年級時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不過在此之前，必須應付兩大挑戰：第一，二年級時小女出生，有了為人父的責任；第二，讀中國史需要很好的日文閱讀能力，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也要求第二外語。說實話，要為通過考試，我已經學的日文就夠應付。但是，糊弄過了考試，日文還是不能讀。於是我申請停下正規學業，到日本進修一年。結果，我通過資格考試時雖然是四年級，但因為前面為學日文從正規課程中拿掉一年，實際上已經是讀博士的第五年了。
通過大考，拿到候選人資格後兩年，我的論文還沒有寫完，但學校的獎學金全用完了，自己需要掙錢養家。2004年，也就是讀博士的第七個年頭，我拿到一個大學教職，在沒有學位的情況下開始了教學生涯。這樣就更得分心，到了第九年才提交論文。
現在回想一下，如果耶魯大學採取南開大學這樣的制度，我會怎麼樣呢？我想，我肯定還是會如期完成的。但在學術水平上就得打折扣。第一，我不可能拿出那麼多時間學日文，而是對付一下考試完事；第二，我的論文也可以草草對付，因為達到標準並不難。比如，學校對論文的最低要求是一百多頁，我最後完成的論文，在刪掉一些已經或將要發表的內容後，還有五百頁的篇幅，至少比學校的最低要求多了三倍。這是何苦呢？可見，我們在設計博士培養制度時，要著眼於給學生創造條件，鼓勵他們達到最高的標準，而不是限制他們，逼著他們早早通過最低標準。博士候選人制度，正是講求質量而非速度的制度。
薛湧（美國薩福克大學助理教授）《新京報》新聞熱線：010－63190000 、010－9609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