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時間，中國傳媒大學師生團隊
製作208部無障礙版本電影
為視障群體鋪設「文化盲道」
今天，《中國教育報》以《「講」電影的大學生》為題
對我校「光明影院」公益項目進行了專題報導
原文如下：
「媽媽，紅色是什麼顏色？」
電影散場時刻，從嘰嘰喳喳的人聲中，捕捉到一個視障小朋友的問題，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學專業碩士生胡芳更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工作並不簡單。
那是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為視障群體特別設置的一次放映。
在此之前，中國電影產業已高歌猛進十餘年。銀幕佔領都市後又進軍城鎮，把看電影培養成十數億人次的日常生活方式。
但對於全國1700多萬視障人士來說，實現這種「日常」並不容易。
看不見，聽不懂，所以無法參與，這是視障群體面對電影時的無奈。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讓電影同樣豐富視障群體的精神生活，2017年，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與北京歌華有線電視網絡股份有限公司、東方嘉影電視院線傳媒股份公司合作，發起「光明影院」公益項目，依託師生講述，製作無障礙版本電影，為視障群體鋪設「文化盲道」。
「光明影院」項目團隊製作的無障礙電影《英雄兒女》片段
從視覺到聽覺——「紅色，是火焰的顏色」
「啪！您能聽到嗎？」
「好像是拍了一下手？」
「我現在是用一個拳頭打另一個手掌，光聽這個聲音，您知道我哪只手握拳嗎？」
視障群體理解電影的難點在哪兒？採訪中，為了解釋這個問題，廣播電視學專業博士生蔡雨在電話那頭做了個小實驗。
科學研究表明，普通人獲取的信息，80%以上來源於視覺。面對電影這種被稱為「光影盛宴」的文化產品，失去視覺就意味著，《霸王別姬》的眼波流轉、《英雄》的大漠胡楊、《戰狼》的激烈交鋒、《流浪地球》的未來世界……一切源於光影的情節、美感和想像力，統統歸於混沌。
而無障礙電影要做的，正是把視覺轉化為聽覺，幫助視障群體將流失的信息找回來。
事實上，隨著我國殘疾人事業的發展，無障礙電影早已不是新生事物。
在上海等城市，部分影院會定期開設無障礙專場，志願者會在電影放映的同時為觀眾補充講述畫面內容；此外，一些志願機構嘗試模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電影錄音剪輯手法，利用影片中的人物對白、音樂、聲效等，結合志願者講述，對電影進行二次加工，製作出類似於廣播劇的聽覺產品。
但這兩種無障礙電影也有其局限性：前者受志願者數量和質量的影響，無法廣泛傳播；後者則無法將視障群體真正帶入影院。
怎樣製作一種既能反覆觀看、廣泛傳播，又能讓視障人士與家人、朋友共同欣賞，甚至吸引他們走進影院的無障礙電影呢？「光明影院」的辦法是，不改變電影原片的聲畫節奏，由志願者在電影背景音、人物對話的間隙，插入對電影畫面關鍵信息的講述。
「光明影院」師生志願者參與無障礙電影製作
這是一項聽上去並不困難的工作，卻讓許多志願者在深夜裡抓耳撓腮。廣播電視學專業（新媒體方向）研究生李怡瀅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冬天，加入「光明影院」沒多久，李怡瀅就接到了重磅任務——根據視障朋友們的票選結果，她講述的電影《西虹市首富》將登陸次年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動。
2019年10月15日，「光明影院」項目獲得第五屆中國「網際網路+」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青年紅色築夢之旅」賽道全國金獎
「那是我們的無障礙電影第一次走進專業影院，也是『光明影院』第一次登上國際電影節並成為固定公益單元。」李怡瀅回憶，「我的緊張多過激動。」
為了講好這部電影，她拖著進度條反反覆覆地看，花了一周時間靜坐在電腦前，完成了2.7萬字的講述稿。
可有耐心坐冷板凳不等於講得好電影。師哥的一句話點醒了她——「你得想想，盲人能懂嗎？」
影片裡，男主角從保險柜拿出一捆錢，支持一個虛偽作家的演講。這捆表現男主角揮霍無度的錢，正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信息。
可怎麼向視障朋友解釋這捆錢有多少呢？李怡瀅和師哥開始推敲——
「小臂那麼長的現金？」「日常生活不這樣說，觀眾乍一聽不一定能反應過來。」
「像四五塊磚頭摞起來那麼高呢？」「表現男主角有錢、揮霍，用磚頭作比不合適。」
「像枕頭那麼高？」「沒躺人的枕頭還是躺了人的枕頭？」
……
這個細節最終確定為「約20萬元的一捆錢」。「我明白了，要精確講述電影的意義，並不在於簡單的畫面描述。」李怡瀅說。
「詞窮」「懷疑自己不會中文」，講述稿寫作的困難，在碰見動作片、動畫片時尤甚。講不好《尋龍訣》的打鬥場面和《大魚海棠》的東方美學意境，廣播電視編導專業碩士生李超鵬就去網上搜劇本，借劇本文字啟發寫作靈感。
「光明影院」項目志願者胡芳（左）、譚蕾為無障礙電影配音
每部電影有300至500個畫面，稍不留意就會錯過關鍵信息。藝術碩士楊明把每個畫面看10遍以上，「每寫一部電影，都需要按3000次以上暫停鍵」。
要把觀眾帶入電影表達的情緒，講述就不能平鋪直敘。面對《少林寺》的經典武打場面，廣播電視編導專業（電視編輯方向）本科生陳敬瑜乾脆放下講述稿、推開桌椅，站在麥克風前一邊比畫武打動作一邊完成了配音。
而最大的困難，莫過於真正站在視障群體的角度，去體會他們的需求。
作為「光明影院」的老成員，蔡雨目前負責對志願者們的講述稿進行審核。她記得，一位志願者在講《小兵張嘎》時，為了烘託戰爭氣氛，為中日雙方交火的槍炮聲留下了很多時間。這種時候，蔡雨就會請志願者閉上眼睛聽作品，站在視障朋友的角度思考，僅僅聽到槍炮的「砰砰」聲，能否判斷戰況，能否理解電影情節。
先天失明的人群更為特殊，對於他們來說，顏色這種僅能靠視覺理解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大家都說盲人的眼前是黑色的，其實他們看不到顏色，他們的眼前是一種什麼都沒有的空洞感。就像你用手捂住一隻眼睛，然後突然鬆開，那一瞬間的感覺。」蔡雨說。
沒有視覺概念怎麼辦？志願者們討論許久，決定將顏色與觸覺、嗅覺聯繫起來。於是，在胡芳的講述稿中，視障小朋友的問題有了答案：「紅色，是火焰的顏色」，它們一樣溫暖而熱烈。
從幾名成員到500多人的師生志願者團隊，從試水的5部影片到每周2部、每年104部影片，從北京一個社區活動室的線下放映到全國30個省份的公益推廣傳播，兩年多來，「光明影院」穩紮穩打，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也實實在在服務了全國的視障人士。正因如此，在第五屆中國「網際網路＋」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中，該項目榮獲「青年紅色築夢之旅」賽道全國金獎。
項目團隊在「內蒙古大青山革命老區」
但比起獎盃與鮮花，更讓志願者們開心的或許還是來自視障朋友的肯定。
「過去看電影，裡面能看懂的東西只有10%。如今有了『光明影院』，我100%都看懂了。」海南省三亞市盲協主席黎紹雲說。
從給予到收穫——「其實我最想感謝的是他們」
做公益能有什麼回報？幾年前，李超鵬就被問過這個問題。
本科時，他學播音主持藝術專業，曾到訪過當地的盲校。發現盲校的孩子對課外書和外面的世界特別感興趣，就創辦了一個專門為盲校孩子讀書的社團，取名「我是你的眼」。
「社團維持了兩年，我畢業後就沒有再進行下去。」說起這事兒，李超鵬的語氣中不無遺憾，「一些同學不理解，我們為什麼要花精力和金錢去做這樣一件事，付出又沒有回報。」
如今加入「光明影院」，他獲得了回報。
在電視學院，學生最基本的專業實踐就是理解分鏡頭，看他人如何運用視聽語言完成作品，表達了什麼內涵。而在「光明影院」，志願者把畫面轉化為文字的過程，正是一種基本的分鏡頭訓練。
「講電影前，一部片子要反覆地看，就像學電影的學生們拉片一樣，要知道這部電影裡哪些畫面、哪個細節很重要，這就是一種視聽語言感知的鍛鍊。」蔡雨笑言，她愛看視覺效果震撼的大片，去影院主要追求一個「爽」。加入「光明影院」後，故事片、文藝片，她都逼著自己看，「現在在同學中間，我的閱片量應該是很高的」。
在學院教授趙淑萍看來，鍛鍊學生的作品把握能力，從專業學習角度來看也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認知水平。「理解、分析電影的能力，把握作品的能力，這些對學生來說特別重要。將來他們不管做記者、編導、攝像還是其他職業，首先要有對社會現象的認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思想水平、認識水平往往決定創作水平。」
比起專業能力提升這種具體可感的進步，內心的所得讓志願者們更充實、更有歸屬感。
擔任放映推廣組組長後，李超鵬先後與全國30個省份的盲協主席有過交流。這些視障群體中自強不息的代表，常常以親身經歷感染著他。「不想跳出舒適區的時候就會想，他們都那麼努力，我有什麼理由不努力。」
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前，李怡瀅把她的「西虹市」來來回回剪成了「番茄醬」。「我這樣講還有沒有笑點啊？」「觀眾要是不能接受怎麼辦？」充分的準備沒有給她帶來自信，反而增添了自我懷疑。
參賽隊員
（ 從左到右依次是：溫莫寒 陳紅 王海龍 李超鵬 蔡雨）
放映當天，坐在影院最後一排上方、架設器材的「小黑屋」裡，隔著厚厚的窗玻璃，李怡瀅聽不到觀眾發出的聲音，向前望去，滿滿一片後腦勺，她的內心更加忐忑不安。好不容易熬到放映結束，她馬上衝入觀影區，挨個問志願者們觀眾的反應如何，有沒有笑。
收到小夥伴們的肯定，看到視障朋友臉上的笑容，聽他們一聲聲說著「謝謝」，李怡瀅的心從嗓子眼歸位。「其實，我最想感謝的是他們，感謝他們願意來，感謝他們願意看，讓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意義。」後來她這樣寫道。
「參與『光明影院』的過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在第五屆中國「網際網路＋」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全國決賽的答辯臺上，蔡雨被問到了這個問題。
這道題團隊在賽前就精心準備過，但那時那刻，面對臺下的十餘位評委，蔡雨腦海中蹦出的第一個畫面，是在青海放映時經歷的一幕。
2019年6月，「光明影院」來到青海。交流時，聽到蔡雨的聲音，青海盲協主席田起民突然轉頭說出了她的名字。正當蔡雨為沒有進行過自我介紹納悶時，田起民接著說：「我是你的粉絲呀！我聽過你配的《無問西東》，你是講述人蔡雨。」
「『我是你的粉絲呀』，這句話如今一直銘記在我的心中，就像一束溫暖的光亮。每當我為配好一部電影精疲力竭時，它都在激勵指引著我不斷向前。」最終，蔡雨沒有說準備好的答案。
分工各異，經歷不同，每個志願者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談及參與「光明影院」最大的收穫，所有人幾乎都提到了一個詞：同理心。
「要讓視障群體能夠看懂我們的電影，就必須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考慮，這也讓我有了更多元的視角。」李超鵬說，「以前做事情更多想到的是自己，加入『光明影院』後，會更多考慮別人的感受。」
同理心更體現在與視障朋友相處的細節上。
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動
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活動地點，定在北京西單一座繁華商場頂樓的影院內，志願者們需要把前來參加活動的視障朋友從地鐵站、公交站、大巴車上接進室內。
考慮到志願者們與視障群體相處的經驗並不多，李超鵬在活動策劃階段就對他們進行了培訓，特別強調在引導視障朋友的過程中不要拉扯攙扶，要走在他們的斜前方，讓他們自己選擇要不要把手搭在志願者肩上。
「同學們能說出『同理心』，我覺得挺欣慰的。」電視學院黨委副書記秦瑜明坦言，當下做教育，特別困惑也特別希望避免的一點，就是培養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個人在專業上的建樹不僅僅依靠專業能力。對於傳媒類學生來說，社會責任感、共情能力的培養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是說有價值觀的灌輸，這個課就是好課。學生需要的是引導。」秦瑜明強調，「『光明影院』項目本身的設計，就是讓學生有獲得感，讓他們感受到人和人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真情，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從忽視到平視——「每個人都是某個人的光明」
1732萬人，這是目前我國視障群體的總數，它相當於荷蘭全部的人口，意味著平均每100人當中，就有1人承受著視覺功能受損帶來的生活不便。
但與這個龐大數字不相符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幾乎很少看到視障朋友的身影，為他們建設的盲道常被各種車輛擠佔，導盲犬被抵制搭乘公共運輸的新聞隔段時間就會冒出來。
普通人與視障群體，似乎生活在兩個平行空間。
而「光明影院」，成了其中的蟲洞。
2019年9月25日，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黨委書記曾祥敏（左一）攜「光明影院」志願者走進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視障人士家中
和大多數人一樣，在加入「光明影院」之前，廣播電視學專業（國際新聞傳播方向）本科生徐劭航從沒有接觸過視障群體。可完成了兩篇電影講述稿後，他的「雷達」忽然變敏感了。
「以前一直都沒注意到，原來我們小區裡就有視障鄰居。」徐劭航說，疫情期間待在家，關注鄰裡群信息，聽到一位視障鄰居說自己出門回家都很不方便，呼籲業主們不要把機動車停在單元門口。
蔡雨也是在「光明影院」舉行第一次線下活動時，才意識到視障群體與自己的距離之近。在那次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的電影放映中，50多位視障人士應邀而來，讓蔡雨覺得很「震撼」，「工作一下子有了對象感」。
像是戳破了一層窗戶紙，志願者們看見了視障群體，心裡也有了他們。
「其實他們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樣特殊，和他們聊天，看他們之間互開玩笑，會發現他們和我們沒什麼不同。」李超鵬說，面對殘疾人群體，大多數人會不自覺地想到「我們要幫助他們」，「但其實他們不需要我們的俯視或仰視，他們需要的只是平視。」
青海放映推廣的經歷也讓蔡雨深刻理解了什麼叫作「平視」。
在現場，有位聽力障礙的女孩非常想說兩句。因為聽不到，她說話的聲音比一般人大，再加上話筒擴音，聽起來就更有力量：「我們不希望別人說我們是特殊的，我們只是特別的。如果每個人都是一朵花，我也只是萬花叢中的一朵。」
「他們和我們一樣有多彩的人生，不能因為他們有某個感官的缺失，我們就把注意力全都聚焦於此。」蔡雨說。
盲道、無障礙電影，這些基於物理、文化的無障礙建設，最終目標都是人心的無障礙，即對某個特定群體的「平視」和「去特殊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光明影院」的志願者們已先行一步。
而要讓無障礙意識播撒到社會的角角落落，「光明影院」想做的還有更多。
帶隊參加海南國際電影節時，一對母子曾讓趙淑萍印象深刻。他們中間，孩子是明眼人，母親是視障人士，兩人之前從沒有一起看過電影，更不用說討論一部電影。
「電影不僅是文化產品，也是社會交往的儀式，是社會生存權利保障非常重要的部分。」秦瑜明認為，在無障礙電影推廣過程中，視障人士進入影院看電影這種儀式和獲取電影內容同等重要，前者意味著他們真正融入社會生活。
目前，一些發達國家的影院已為視障群體設置單獨的放映聲道，視障人士與普通人可以在同一時間、同一影院的同一個放映廳，同時欣賞一部電影的無障礙版本和普通版本。
我國的無障礙建設也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持續推進。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著名導演賈樟柯提出了《關於發展我國無障礙電影事業的議案》，建議國家為無障礙電影立法、建設無障礙電影標準、減少對於無障礙電影的版權限制、完善影院的無障礙觀影設施，並對「光明影院」給予肯定。
「今年兩會，這一話題同樣受到關注。」趙淑萍表示，目前「光明影院」要做的，就是依託高校科研資源，嘗試為無障礙電影設立專業標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問題都能夠解決。」
「雲上光明」直播活動現場
在秦瑜明看來，依託「光明影院」項目，研究今天的媒介環境下，視障群體與普通群體的數字鴻溝是在彌合還是增大，是很有價值的議題，它關係著視障群體的媒介權利保障問題。「我們也要引導學生去思考這方面的問題，讓他們感受到平等、社會公平，培養他們成為未來社會公平的守護者。」
宏大詞語的意義往往體現在小處，一張電影票也可以是社會公平的註解。
回想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動，讓秦瑜明印象最深刻的，是視障朋友們入場的階段。為了給他們作紀念，志願者特意準備了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的第一張電影票作為禮物。「他們拿著電影票去找自己的座位，電影放完也不肯走，想要再感受感受電影院的氛圍。那個場景，看到的人都會覺得非常感動。」
「做『光明影院』項目，和其他的教學、研究工作不太一樣，它的成就感不體現在成果、論文上，因為它的對象是人。當你通過自己的工作，進入、豐富、滿足、提升了他人的生活，那種成就感是沒法兒用語言來形容的。」秦瑜明說，「不僅僅是我們為視障群體付出，他們也帶給我們很多珍貴的東西。」
「每個人都是某個人的光明」，莎士比亞曾這樣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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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 ｜ 《中國教育報》2020年7月14日第04版
記 者 ｜ 劉亦凡
責 編 ｜ 郭 妍
編 審 ｜ 王維家
原標題：《重磅 |《中國教育報》整版報導中傳「光明影院」公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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