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霍克海默是法蘭克福學派形成過程中的「精神領袖」。他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所開闢的理論創新道路，並組織、領導學派成員沿著「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這一創新道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成果豐碩的創造性探索。作為「精神領袖」，他的思想領導作用體現在「破舊」與「立新」兩個方面：「破舊」是指他發揮自己的哲學史專長，對實證主義進行了系統批判；「立新」則既指他確立了「批判理論」新觀念，也指他為了落實「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而實施的「獨裁」領導。
【關鍵詞】霍克海默；法蘭克福學派；「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理論創新
【作者】張亮，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教授（江蘇南京 210023）。
作為20世紀影響最大的思想流派之一，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成就歸結為一點就是為批判地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全面的理論參照系。它的這種理論創新影響極其深遠，成為後來的理論家建構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時都繞不過去的「紀念碑」。在1978年的一次訪談中，福柯高度評價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意義：「如果能早些讀到這些著作，我就能節約很多寶貴時間。想來，有些東西我就不會寫了，有些錯誤我也就不會犯了。」那麼，法蘭克福學派的這種理論創新何以可能呢？哈貝馬斯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形成中的法蘭克福學派有一個堅強有力的「精神領袖」和「主心骨」即霍克海默，正是他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所開闢的理論創新道路，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組織、領導學派成員沿著「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這一創新道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成果豐碩的創造性探索。在大力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的今天，我們回顧、總結霍克海默對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創新道路的開拓，具有顯而易見的借鑑意義。
一、霍克海默為什麼容易被忽略
法蘭克福學派進入中國大陸已有三十多年，是國內學界乃至知識界非常熟悉的當代西方思想流派。提到霍克海默，人們都會承認他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掌門人和奠基人之一。可如果說他是法蘭克福學派形成過程中的「精神領袖」和「主心骨」，人們的反應往往很猶疑，不太確信他真的曾經發揮如此重要的思想領導作用。霍爾海默的思想領導作用為什麼容易被人忽略？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最先建構法蘭克福學派歷史的是20世紀60、70年代英語世界特別是北美的新左派學者，在他們的歷史建構中，霍克海默的思想領導作用沒有得到充分呈現，這種先入之見深刻影響了全球學界（包括中國）的歷史認識；另一方面，國內學界一向缺乏翻譯、研究霍克海默的濃厚興趣，未能充分認識哈貝馬斯等德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並對霍克海默的獨特思想領導作用形成正確認識。
1950年，經過審慎評估，霍克海默偕同阿多諾、波洛克等學派少數核心成員返回德國，重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學派大多數其他成員則選擇繼續留在美國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在讀過霍克海默50年代的日記後，50年代末曾與之發生激烈學術衝突的哈貝馬斯改變看法，認為重返德國後的霍克海默一直分裂地生存著：一方面，他在私下裡敏銳而嚴厲地分析德國現實，另一方面，他謹慎地維持與各個方面的良好關係，為研究所的存在與發展創造更安全的外部環境。也就是說，霍克海默出於現實考量，並不希望人們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研究所的理論成果，因而決定將它們精心打包藏之於研究所的地下室。儘管如此，20世紀50年代中期新左派運動興起後，學派的那些戰前理論成果還是不脛而走，以各種方式在大西洋兩岸傳播開來，最終迫使霍克海默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同意將部分戰前理論成果重新整理出版。有當事人曾回憶說，當「批判理論」這一「瓶子中的消息」被打開瓶塞時，那一聲「砰」的開瓶聲一下子迷倒了很多人，法蘭克福學派也由此作為一個學派得到同時代人的普遍接受。隨著「批判理論」的迅速流行，對它的歷史考察隨之成為一種需要。然而，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分別因為對越南戰爭和學生運動的立場表達而受到德國新左派學生的嚴厲抨擊，指責他們背叛了革命和自己過去的理論。所以，這種需要只是在當時的英語世界特別是美國率先變成一種實踐。歷史地看，正是在馬丁·傑的《辯證的想像》（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1973）、菲力·斯拉特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起源和意義》（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 MarxistPerspective, 1976）、安德魯·阿諾託和埃克·吉布哈特主編的《法蘭克福學派精要讀本》（EssentialFrankfurt School Reader, 1977）、蘇珊·巴克-莫斯的《否定的辯證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Negative Dialectic: Theodor W. Adomo, Walter Benjaminand the Franhfurt Institute, 1977）等英美新左派學者的著作中，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形象得到系統建構，進而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傳播。德國學術界也不是無所作為。就在此前後，社會研究所的兩位年輕一代成員也都推出了非常有深度的歷史分析論著，即維爾默的《社會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1971）和杜比爾的《理論與政治》（Theory and Politic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1978），但它們並沒有能夠取代英語世界的論著，成為法蘭克福學派歷史敘事的主要提供者。
在英美新左派的法蘭克福學派歷史敘事中，霍克海默是何形象呢？我們以馬丁·傑的《辯證的想像》為例進行分析。馬丁·傑時為哈佛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為了寫作關於法蘭克福學派史的博士學位論文，他廣泛訪談了霍克海默、阿多諾、波洛克、洛文塔爾等當時健在的幾乎全部第一代成員，以及哈貝馬斯等部分第二代成員，並得到波洛克和洛文塔爾的直接指點，同時利用了洛文塔爾等人提供的私人檔案收藏。正是這種一般人——甚至是維爾默和杜比爾這兩個學派第二代成員——無法獲得的便利條件，保證馬丁·傑完成了一部得到霍克海默肯定的信史。在馬丁·傑的筆下，一個為社會研究所的生存和發展殫精竭慮、運籌帷幄的霍克海默躍然紙上，霍克海默之於學派早期發展的基石作用由此得到彰顯。《辯證的想像》的讀者都有這樣的強烈印象：霍克海默的基石作用主要體現在行政領導方面（人事管理、財務管理和對外交流），至於思想領導，其作用似乎並不突出。具體地說，馬丁·傑注意到了霍克海默1931年在所長就職儀式上的《社會哲學的目前形勢和社會研究所的任務》演講，但只是一筆帶過，沒有認識到它就是霍克海默為形成中的法蘭克福學派制定的新思想綱領，正是基於這個綱領，霍克海默後來領導學派成員進行多個項目的跨學科研究，取得了豐富的創新成果。如此一來，讀者獲得的印象是：第一，哲學與社會分析、社會研究相統一是霍克海默任所長後研究所的基本方法論原則，研究所當時的理論創新與此有莫大關係，但這個新原則與霍克海默這個新所長似乎沒有什麼關係；第二，在霍克海默的領導下，研究所在20世紀30、40年代開展了多項跨學科研究，但他本人並沒有發揮多大的直接作用，主要工作都是弗洛姆、阿多諾、馬爾庫塞等人做的；第三，從當時發表的著作性質上看，霍克海默主要是一個致力於批判資產階級哲學的哲學家。也就是說，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得出結論：霍克海默領導下的學派進行了理論創新，但這種創新主要是由學派其他成員承擔的，而與霍克海默本人沒有太多關係！《辯證的想像》出版後在全球範圍內獲得巨大成功：在1996年第二版出版之前，該書就被翻譯成8種語言出版，其中德文版出版於1976年，中文版出版於1996年。伴隨著它的成功，霍克海默那種在思想領導方面無為而治的歷史形象就逐漸定型並廣泛傳播開來，忽略其曾經發揮的思想領導作用也就變得不可避免了。
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和其他歐美國家一樣，德國的新左派運動也趨於平復。對法蘭克福學派及其批判理論的歷史考察，由此被提上德國學界的日程。1982年，與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齊名的漢堡社會研究所成員沃爾夫岡·邦斯發表《跨學科研究綱領與批判理論的起源》一文，認為霍克海默通過反思批判資產階級哲學，提出了將哲學與社會研究聯合起來的「跨學科唯物主義」新研究綱領，從而孕育了後來的「批判理論」。這為人們理解霍克海默在學派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在1986年出版的《法蘭克福學派：歷史、理論及政治影響》中，具有法蘭克福學派學統的德國學者魏格豪斯不僅闡述了霍克海默20世紀30年代初的跨學科研究新綱領，而且認為這種新綱領就是「批判理論」的精髓所在，70年代以後，它在哈貝馬斯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復興與當代繼承。魏格豪斯的觀點隨即得到哈貝馬斯的肯定和呼應。在1986年發表的《關於霍克海默著作發展的若干評論》中，哈貝馬斯不僅肯定了霍克海默在學派形成過程中的思想領導作用，而且提出霍克海默的新綱領實際上接續了馬克思所開闢的反哲學的研究道路。此後，霍克海默的思想史形象在德語世界得到重新書寫，而在英語世界，這種重新書寫似乎要艱難得多：儘管德語世界的上述新成果、新觀點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後就被引入英語世界，霍克海默更豐富的早期著作也在1993年被結集以《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之名翻譯成英文出版，但直到2011年，研究者還是需要用一整本書從被遺忘中拯救霍克海默，證明他是法蘭克福學派名副其實的思想奠基人——該書作者的研究工作受到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兩代成員的大力支持，從而在事實上可以被認為是前述德語世界觀點再次進入英語世界的橋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作者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系，導師正是大名鼎鼎的馬丁·傑！馬丁·傑似乎在通過自己的學生來彌補自己當年的「過失」。
1981年，國內學者主要依據20世紀70年代的英文文獻編譯出版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一書，首次概要地向國內學界介紹了法蘭克福學派。該書讓讀者形成的印象是：雖然霍克海默名列學派成員第一，但學派真正重要的成員早期是馬爾庫塞、後期是哈貝馬斯。也就是說，霍克海默從進入中國學界的第一天起就被忽略了。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輪「西方馬克思主義」譯介熱潮中，霍克海默兩部早期著作《批判理論》（1989）和《啟蒙辯證法》（1989）被譯成中文。1997年，國內學者還自主編輯了一本《霍克海默集》，收錄了霍克海默《批判理論》《啟蒙辯證法》《工具理性批判》中的一些代表性論文及早期的一些書信。此後，國內學界翻譯霍克海默著作的熱情就煙消雲散了。至於研究霍克海默的熱情，國內學界似乎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有關其人其思想的博士學位論文、碩士學位論文、專著及期刊論文都屈指可數，至今都沒有出現改變的跡象。那麼，霍克海默為什麼會被國內學界長久遺忘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能夠及時關注、引入德語世界在20世紀80年代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並以一種新的視角審視霍克海默在法蘭克福學派形成過程中發揮的重要思想領導作用。於是，面對法蘭克福學派早期「批判理論」這一宏偉的理論金字塔，我們會不由得讚美阿多諾、馬爾庫塞、本雅明、弗洛姆等具體建設者的豐功偉業，而作為設計者和建設管理者的霍克海默卻隱沒在這種偉大建築的巨大陰影中，被人無情地遺忘了。試問，僅有建築工人而無設計師和監理，金字塔是否可能建成？
二、重新定位「社會哲學」的當代任務：「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
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發表題為《社會哲學的目前形勢和社會研究所的任務》的就職演講，正式出任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哲學教授和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坦率地講，這篇綱領性的演講像霍爾海默為人那樣藏盡鋒芒，即便在其重要性已經得到充分承認的今天，一般讀者也很難穿透其中庸的外表，感受到深藏其中的巨大理論力量。除了霍克海默的個人風格外，出現這種奇妙狀況的關鍵在於人們對「社會哲學」——歷史唯物主義的隱晦代名詞——在當時德國的歷史處境缺乏充分了解。
歷史唯物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德國處境如何呢？簡單地講，就是剛剛恢復自己應有的哲學身份。哈貝馬斯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與分析哲學、現象學、結構主義並列的20世紀四大哲學主潮。這個判斷沒有錯，但卻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才發生的事情。1920年前後，即霍克海默這一代理論家開始接受哲學教育的時候，歷史唯物主義不僅被排斥在學院高牆之外，而且根本就不被認為是一種哲學：「無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資產階級理論在所有其他方面有著多大的矛盾，這兩個極端在這一點上卻有著明顯的一致之處。資產階級的哲學教授們一再互相擔保，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學內容，並認為他們說的是很重要的不利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一再互相擔保，馬克思主義從其本性上來講與哲學沒有任何關係，並認為他們說的是很重要的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悖謬的局面，歸根結底是因為19世紀60、70年代以後，黑格爾成為一條「死狗」，他所代表的哲學傳統被邊緣化和遺忘，作為這一傳統的直接繼承人，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之根也就被切斷，進而被新興的實證主義洪流從原來的處所中衝刷出來，不斷裹挾前行。19世紀末，新黑格爾主義逐漸興起，有零星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如義大利的克羅齊、德國的漢馬赫，開始以哲學的方式來對待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趨勢最終在1923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和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得到系統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表達。不過，盧卡奇和柯爾施當時都是職業革命家，如果沒有1923年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周」，他們的新觀念或許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被後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家的年輕學院哲學家們知曉，進而發揮自己的思想解放效應。以1925年霍克海默獲得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編外講師資格為起點，受盧卡奇和柯爾施思想啟蒙的未來批判理論家們陸續進入學院體系，這就把歷史唯物主義帶到了資產階級哲學佔統治地位的學院哲學門口。
在法蘭克福學派早期核心成員中，阿多諾、本雅明和馬爾庫塞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受到盧卡奇和柯爾施著作的深刻影響，但在歷史唯物主義進入資產階級學院的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卻是霍克海默。這是為什麼呢？首先，這是因為霍克海默對盧卡奇和柯爾施所恢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的理解更深刻。針對第二國際的教條主義，盧卡奇和柯爾施都強調馬克思主義不僅有哲學，而且其本質是辯證法即科學的批判的方法論：「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圖已經而且必將只能導致膚淺化、平庸化和折中主義。」這一認識極大地鼓舞了德國的左派青年知識分子，激勵阿多諾、本雅明和馬爾庫塞等人去探索自己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相比之下，霍克海默接受盧卡奇和柯爾施的思想影響要晚一些，不過，他卻因此可以結合1926年發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之《費爾巴哈》章來理解後者的思想，從而認識到，這種被第三國際嚴厲批判的思想恰恰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因為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中明確指出，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教條而是科學研究的方法，「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其次，這是因為霍克海默對盧卡奇和柯爾施所倡導的哲學道路的認同更加強烈。以非哲學化的方式走向現實、走向實踐，是馬克思為作為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所確定的新的存在方式和發展道路。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之所以能夠獲得巨大成功，不僅僅在於它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本質，更在於它沿著馬克思所開闢的哲學道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非哲學的方式堅持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20世紀20年代末，當霍克海默歷史地走向社會研究所所長位置時，他敏銳地察覺到，當代資本主義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像盧卡奇更準確地說像馬克思那樣，通過「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去批判地認識變化著的現實，同時讓作為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獲得新的發展。最後，這是因為霍克海默對歷史唯物主義進入資產階級學院所面臨的思想障礙的認識更全面。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深刻分析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二律背反，並樂觀地認為，作為同一的主體-客體的無產階級，終將超越這種二律背反。 1925年獲得教職資格後，霍克海默一直從事西方近代哲學史領域的教學與研究，重點是對近代資產階級的起源以及德國古典哲學的唯物主義闡釋。這種研究使他深刻地認識到，等待被超越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二律背反是歷史唯物主義進入資產階級學院或者說被當代社會廣泛接受的最主要障礙，其主要對手則是實證主義及其辯證的對立面形上學。
1928年，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格呂恩堡因為中風而健康每況愈下。在這種情況下，挑選繼任所長就成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更多地是出於技術方面的原因，研究所的核心成員們決定由較容易被法蘭克福大學和德國教育部接受的霍克海默來接任所長之職。為此，霍克海默進行了多方面的準備，包括加速自己的思想成熟。1930年，霍克海默發表了兩篇並不是特別起眼的論文《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概念？》和《黑格爾與形上學問題》。《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概念？》是對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託邦》（1929）的評論，其中，霍克海默尖銳地批評受馬克思思想滋養的曼海姆並沒有真正領會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的理論目標「不是關於『總體』或總體的絕對真理的認識，而是對現存社會狀態的改變」，為此，「馬克思要把哲學轉變為實證科學和實踐」，而繼承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形上學傳統的曼海姆卻「追求最終的哲學目的」。那麼，是否一成形上學就不足觀了呢？霍克海默的答案是否定的。《黑格爾與形上學問題》一文的最終結論是，黑格爾並沒有因為形上學而遺忘經驗，相反，形上學加深了他對經驗的認識，用哲學來表現經驗研究的成果不僅可能，而且必要！這表明霍克海默新的綱領性思想已經形成了。
霍克海默的前任格呂恩堡是一位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曾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忠誠，不過，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恰恰是霍克海默所反對的！這意味著霍克海默只有通過批判、清算自己前任的思想路線才能為研究所的未來發展開闢新的道路。出於可以理解的現實考慮，霍克海默沒有點名批評格呂恩堡，而是將後者所認同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路線確立為自己的靶子。在《社會哲學的目前形勢和社會研究所的任務》演講的一開頭，針對實證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之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合法性的質疑和否定，霍克海默旗幟鮮明地指出：「它的最終目的是對人類命運——不是作為個人而且是作為共同體成員的人類命運——的變遷進行哲學闡釋。因此，它最為關切的那些只能在人的社會生活語境中得到理解的現象：國家，法律，經濟，宗教，簡言之，人類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換言之，如果脫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人們就無法對人類命運獲得正確的總體性認識。
歷史唯物主義如此重要，那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為什麼拒絕接受它的指導呢？霍克海默沿著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思路往下，認為這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所繼承的哲學傳統，即黑格爾社會哲學，被變化了的時代遺忘、遮蔽了。在演講中，霍克海默先後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德國古典哲學在黑格爾社會哲學中達到頂峰，它的最大成就在於發現，只有在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整體中，個人存在的意義才能得到真實的理解；第二，儘管黑格爾唯心主義地認為只有在國家這個整體中個人才能獲得他的自由意識，但是，他的這種總體性思想卻是一個真正重要的發現，而叔本華之後的德國哲學卻放棄了對這種總體性思想的信仰，結果導致實證主義路線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大行其道；第三，從新康德主義到現象學，20世紀以來的德國哲學主流自覺反對實證主義，結果卻成為實證主義的辯證的對立面，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它們只看到了個人以及個人之間的關係，從而是在實證主義的前提基礎上來反對實證主義。在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當前形勢後，霍克海默明確指出，他領導下的社會研究所的任務就是要恢復繼承馬克思所開闢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道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進行跨學科的經驗的社會科學研究：
當前的問題是把當代哲學問題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統地整合起來。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以及精神分析學家們因為這些哲學問題而集合為一個永遠的合作團隊，以共同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在其他領域，類似工作只有在實驗室中才能實現。簡單地說，這一任務就是做那些真正的研究者迄今為止只是獨立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說，在最精確的科學方法基礎上研究更宏大的哲學問題，並在開展這種堅實研究的過程中修訂、升華這些問題，同時在不忽略更大語境的條件下發展出新的研究方法。
那麼，這個哲學問題又是什麼呢？對霍克海默而言，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或者換一種更學院化的表述方式來說，就是「社會經濟生活、個人的心理發展以及狹義的文化領域的變遷之間的聯繫」。
三、「破舊」：霍克海默對實證主義的系統批判
霍克海默擔任社會研究所所長的第一個十年（1931—1941）無疑是法蘭克福學派最具思想創造力的時期。那時候，在霍克海默的領導下，研究所開展了一系列跨學科研究，形成了一批極有影響的理論成果，阿多諾、本雅明、馬爾庫塞、弗洛姆等璀璨而華麗的思想新星就是在這一時期冉冉升起的。作為重要的當事人，在1969年接受馬丁·傑訪談時，波洛克把這一切都歸功於霍克海默的正確思想領導：「研究所歷史上無論多少事情，成員無論有多少論著，都根植於霍克海默。沒有他，我們所有人或許都將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哈貝馬斯非常認同這一觀點，他評論說：「在這些年裡，霍克海默作為個人，作為思想引路人、原創思想家、哲學家以及研究工作管理者，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否則，他也就不可能把那麼多極具天賦且勤奮高產，但在稟性、思想背景和理論定向上各不相同的思想家攏到一起，為他所設定的目標共同奮鬥了那麼多年。」那麼，霍克海默是如何發揮自己的思想領導作用的呢？簡單地說，就是「破舊」與「立新」：「破舊」是指霍克海默發揮自己的哲學史專長，繼續自己從20年代末期就開始的對實證主義的系統批判；「立新」則分為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兩部分，可見的部分是指霍克海默確立了「批判理論」新觀念，不可見的部分則是指霍克海默為了落實自己倡導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而實施的「獨裁」領導。
在《社會哲學的目前形勢和社會研究所的任務》演講中，霍克海默已經指出，「在理論辯論方面」，歷史唯物主義、「當代社會哲學的主要對手是實證主義」，因此，在就任所長之後，他發起並主要承擔了對實證主義的批判。霍克海默針對實證主義的「破舊」工程系統而嚴密。首先，在1932年的《科學與危機札記》中，霍克海默批判了作為實證主義的現實根基的科學或科學意識形態。在霍克海默看來，實證主義之所以在現代西方社會大行其道，歸根結底是因為它源於現代自然科學。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發展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人們有目共睹。不過，霍克海默希望人們思考一個問題，即由對自然的研究中生成的科學是否能夠無條件地適用於對人類社會的研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一，這是因為科學不關注人。「一方面，無論是理論方向和理論方法，還是理論對象即現實本身，科學都是獨立於人的。另一方面，科學是社會進程中的一個要素。理論與實踐的分離本身是一個歷史現象。」第二，這是因為科學方法不適用於始終變化著的社會。「科學方法旨在解決存在而非生成，此時，社會形式卻被看做一種以不變的方式運行著的機制。」儘管指出了科學的諸多缺陷，但霍克海默希望人們明白，真正有缺陷的不是科學，而是科學存在於其中的社會：「這種缺陷的根源並不在於科學自身，而在於那些阻礙科學發展並與科學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會條件。」因此，科學的力量體現了社會的力量，而科學的危機則是整體的社會危機的一個表徵：「對科學危機的理解，取決於是否能夠提出一種正確理解當前社會狀況的理論，因為作為一種社會功能的科學當前正反映著社會的種種矛盾。」
其次，在1933年的《唯物主義和形上學》中，霍克海默從兩個方面批判了實證主義的形上學本質。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是哲學史上的一場革命。這也給人們正確理解唯物主義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帶來了挑戰：19世紀50年代以後，德國的資產階級哲學主流大多把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為黑格爾唯心主義形上學的餘緒；在絕大多數第二國際理論家看來，歷史唯物主義和19世紀初興起的實證主義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中才會出現用馬赫的經驗批判主義去「補充」「修正」「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霍克海默的《唯物主義和形上學》就是為了回應上述誤解、歪曲以及抨擊而創作的。儘管未必贊同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的論證思路、論證風格以及許多具體結論，但霍克海默無疑是支持列寧的基本結論的，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以馬赫主義為最新代表的實證主義看似相近，實則對立，因為後者在本質上更靠近唯心主義形上學。具體地說，第一，霍克海默指出，同樣都希望與科學相統一，但歷史唯物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截然不同的。歷史唯物主義把科學理解為社會發展的產物，因而是歷史的、具體的甚至是有些主觀的：「科學的結果總是有條件的。這不僅因為科學的未來發展必然會導致某些修正，而且因為，雖然物理學為現存社會中的時空事件經驗提供了最普遍的抽象概括，但它本身也帶有自身主觀性起源的印記，因而具有一種無法消除的含混成分。」儘管實證主義堅信科學進步，但卻以非歷史的方式理解科學。當經驗批判主義「把獨立於時間的主體」作為自己的前提時，一方面把科學絕對化了，另一方面也就使自己「與唯心主義形上學變得情投意合了」。第二，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一樣強調只有「在感性經驗中被給與之物才是真實的，並且一開始就如此認為」，但歷史唯物主義只是在認識論上肯定感性經驗的基礎地位，絕無意「把感覺絕對化」、把「認識的起源和條件」與「世界的起源和條件」等同起來，而實證主義卻在相反的方向愈行愈遠，因此，「較之於唯物主義，實證主義實際上更靠近直覺的形上學，雖然它錯誤地將兩者混為一談。自世紀之交，實證主義與佔統治地位的形上學相比較，似乎不那麼『具體』了，也就是說，實際上不那麼唯靈論了。可實際上，實證主義和形上學不過是貶低自然知識和假定抽象的概念結構這同一種哲學的不同發展階段罷了」。
最後，在1937年的《對形上學的最新攻擊》中，霍克海默對正在興起的實證主義新流派即邏輯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缺陷及其與資產階級歷史的聯繫」進行了揭露。20世紀30年代中期，邏輯實證主義處於發展早期，它因為主張捍衛科學、拒絕形上學，在同時代的科學家群體中產生了一定影響。這促使霍克海默決定給予其迎頭一擊。在霍克海默看來，邏輯實證主義的本質是經驗主義與現代數理邏輯的結合，它雖然也從感性經驗出發，但最終將個人主體從知識生產過程中排除出去了。由此，他評論認為：「經驗主義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理解認識對象的方式實際上證明資產階級思想越來越淺薄，越來越不願意看到非人身事物的人性基礎。」不過，霍克海默並無意否定數理邏輯演繹在知識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肯定大多數邏輯實證主義者在政治上是進步的，但是，他認為，邏輯實證主義這種完全放棄個人觀察的標準、單純依賴系統的邏輯完善性的理論取向，具有重大缺陷，或者說容易造成巨大社會災難：個人成為「高度完善的符號邏輯系統」的玩偶，而政府則成為萬能的「經濟機器」的操控者，這樣的國家「既像精神病院又像監獄」！也就是說，赫胥黎在反烏託邦小說《美麗新世界》（1931）中對科學技術的反思，和法西斯集權主義在德國的現實發展，讓霍克海默警惕邏輯實證主義這種看似純然無害的哲學終將在客觀上成為科學保證或政治暴政的幫兇：「佔統治地位的經濟力量為了自身的特殊目的而利用科學及整個社會，這種意識形態，這種與特殊的科學相一致的思想，必然導致現狀的永恆化。在過去幾個世代裡，它們在歐洲變得越來越重要，上述中產階級集團——這種哲學很好地勾勒了他們的思想狀況——已經開始把現存秩序當做自然秩序。面對這種秩序在獨裁國家中的進一步強化，他們把邏輯實證主義鼓吹的純潔性當做現成的理論態度。」
四、「立新」：霍克海默對「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道路的艱難探索
「破舊」是為「立新」。在完成對實證主義的系統批判後，1937年，霍克海默發表《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一文，公開闡發了自己的「批判理論」新觀念。
「批判理論」或者準確地說「批判的社會理論」是「傳統理論」的否定或直接對立面，而所謂「傳統理論」，在霍克海默這裡，是指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特別是他剛剛批判過的實證主義傳統。試圖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歷史問題、日益數學符號化，是「傳統理論」的突出特徵：「就這種傳統的理論觀念所表現出的傾向而言，它趨向於純粹數學的符號系統。在其理論要素、命題的組成部分中，經驗對象的名字越來越少，數學符號卻在日益猛烈增長。邏輯演算的合理化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至少在大多數自然科學領域，理論建構變成了數學建構的事情。」霍爾海默指出，「批判理論」在三個方面與「傳統理論」構成直接對立或否定。第一，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係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態度不同。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早期發展階段的自發產物，「傳統理論」並不清楚「科學的真正功能」，「不談論理論對於人類生活的意義，只談論理論對於自己由於歷史原因而誕生其中的孤立領域的意義」，最終以不同的哲學形式表達了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順從、接受和肯定。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高度發展階段的反思性產物，「批判理論」重新把握了理論應當具有的社會功能，超越對「永恆邏各斯」的虛幻追求，始終把「對合理的生活條件的關切」作為推動自身發展的動力，並因此拒絕相信「現存社會為其成員提供的行為準則」，認為「簡單地接受既有解釋是不誠實的，批判地接受支配現有社會生活的諸範疇，同時就包含了他們（批判理論家）對這些範疇的判決」。第二，理論主體及其理論活動的性質不同。個人與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是分離的。接受「傳統理論」的人把這種分離看作是絕對的甚至是先驗的，因而否定改變、改造社會的可能性。選擇「批判理論」的人則把這種分離看做是相對的，認為「由個人活動的盲目相互作用（即現存的勞動分工和階級分化）決定的整個社會結構是一種源於人類活動的功能存在，因而是有計劃的決定和合理的目標抉擇的可能對象」，即肯定社會是可以而且應當改變的。因此，在前者那裡，價值與研究、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是截然分離的，而在後者那裡，則是有機統一的。用馬克思的話說，兩者的不同在於：「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第三，邏輯結構不同。「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都通過定義普遍的概念，進而從普遍概念中推出關於真實關係的陳述，並將之描述為必然的。不過，「傳統理論」的概念是抽象的、非歷史的，而「批判理論」則明確地把建立在簡單商品交換關係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自己概念的現實起源，並宣布這些概念是非普遍的，即主要適用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如此，由於「傳統理論」堅持理論與實踐的截然分離，所以，它主張的必然性是排除主體實踐的，因而它所追求的「必然」和「自由」其實都是同一個東西，即「實際的順從」，而「批判理論的必然概念本身就是一個批判的概念，它把自由、哪怕是尚未存在的自由作為自己的前提」，即肯定主體在實現必然過程中的作用：「今天，在既有社會形式向未來的過渡中，人類第一次成為有意識的主體，並主動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儘管概念是新的，但「批判理論」就其實質而言卻是「舊的」，在本質上是霍克海默以盧卡奇、柯爾施的工作為中介，向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回歸。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有一些理論家、理論流派超越第二國際或蘇聯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束縛，重新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是科學的批判的方法論。不過，最終只有法蘭克福學派從正確的起點出發，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成果豐碩的創造性批判探索，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一種產生重大影響的當代新形態。其中的分野在於：法蘭克福學派不僅有「批判理論」新觀念，而且有實施「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的新行動；並且，這種新行動不僅目標明確，而且組織有序。歷史地看，如果沒有霍克海默在幕後實施的「獨裁」領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或許就會像漢堡社會研究所一樣，僅僅是一個具有外在統一性的機構，而非一個具有內在有機統一的學派。
在組織實施「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的過程中，霍克海默強有力的「獨裁」領導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強調理論研究必須有明確的現實關懷，即必須圍繞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核心開展理論研究。晚年霍克海默在政治上日趨悲觀，不過，在回憶30年代的理論探索時，他還是不無自豪地指出，自己是把「終結人類的史前史」即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的。 20世紀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社會研究所有很多專職研究員和兼職研究員。哪些人應當成為專職，哪些只應當作為兼職？在專職研究員中，哪些可以處於核心，哪些只能處於外圍？對於霍克海默來說，決斷的重要標準就在於，這個成員的研究工作與資本主義批判這個核心任務的關係是否緊密。例如，流亡巴黎時期（1933—1940）的本雅明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關係問題是法蘭克福學派史研究中的一場公案。本雅明的早年摯友肖勒姆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暗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不理解本雅明，並對本雅明的研究與寫作進行了不公正的幹預和壓制。這一觀點得到許多本雅明研究者的支持。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審視就不難發現：本雅明始終不是研究所的正式成員，但卻處於學派的核心地位，之所以能夠如此，就在於霍克海默支持他的文學批評，認為他的工作是完成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核心任務所需要的；這一時期的本雅明沉迷於《拱廊街計劃》，研究不斷膨脹、發散、偏移，計劃的可完成性極低，如果不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嚴厲批評，他或許根本不可能聚焦當代資本主義文化批判這個主題，完成《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論波德萊爾的幾個主題》等傳世傑作。
第二，堅定不移地推進跨學科的協同攻關，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新興社會科學。進行跨學科研究是霍克海默在上任之初就規定的任務。之所以需要進行跨學科研究，霍克海默指出，是因為研究所的課題源於現實生活本身，它們的複雜性超越了任何單個學科方法能夠勝任的限度。就像人們早就注意到的那樣，20世紀30年代初以後，社會研究所組織實施的集體項目，從權威研究、納粹研究到辯證法項目、大眾文化研究，都是以跨學科的集體協同攻關方式開展的，並且最終都取得了重大理論突破。如果沒有霍克海默的遠見卓識和「獨裁」領導，這些成就的取得是無法想像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組織跨學科研究的過程中，霍克海默始終以開放的心態對待一些新興社會科學，特別是精神分析學和實證的社會學研究。關於精神分析學，研究所的核心成員中實際上始終存在強烈的反對聲，正是霍克海默力排眾議，支持弗洛姆等人對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進行整合，以彌補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心理學層面上的缺失，最終取得重大進展。如前所述，霍克海默是實證主義的堅定批判者，但對20世紀30年代正如火如荼發展起來的實證的社會學研究，他不僅不反對，而且還積極引進借鑑，力圖找到能夠為馬克思主義所用的方式和界限。在這個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安排、促成阿多諾從英國來到紐約，就廣播問題與倡導實證研究的美國傳播學學者拉扎斯菲爾德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最終失敗了的合作，但他的開放與包容也由此得到有力呈現。
第三，始終把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批判理論」的基石。與跨學科研究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相比，人們往往會忽略霍克海默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始終如一的倚重。事實上，霍克海默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傳統，將之確立為「批判理論」的基礎和根本。早在1931年，他就指出，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是「特定國家特定時代的特定社會集團的經濟角色、該集團成員的心理結構轉型與作為一個整體而影響集團成果並由集團成員所創造的觀念和體制之間的關聯」。政治經濟學在這個問題解決過程中的基礎作用由此得到彰顯。而在1937年《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的跋中，他更是清楚地指出，「批判理論」「是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的！在「批判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格羅斯曼和波洛克這兩位經濟學家先後提供了關鍵的經濟學理論支撐。根據最新研究，我們注意到，重返德國後，社會研究所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興趣顯著增強，阿多諾指導的多位學生都轉向這一領域，從而造就了今天德國的「新馬克思閱讀」運動。
第四，堅決捍衛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領導地位，反對單一社會科學的僭越。霍克海默倡導「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大力推進跨學科研究，但這一切都有一個底線，就是必須堅持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在聯盟中的思想領導地位，如果單一的社會科學試圖僭越，他就會給與鐵腕反擊。在這個問題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霍克海默對弗洛姆的「驅逐」。很清楚，最初是霍克海默力邀弗洛姆加盟社會研究所，通過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學的聯盟彌補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的理論缺失。應當講，弗洛姆在權威問題、納粹問題等研究項目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此過程中，他的精神分析學傾向日益膨脹，最終提出要用弗洛伊德來補充馬克思的「局限」：「馬克思低估了人的情慾的複雜性，他沒有充分認識到人性本身也有其需要和規律，它們與決定歷史發展的經濟條件總是在不斷的相互作用之中；由於缺乏對心理學的深入了解，馬克思沒有完整的人的性格概念，也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人是有社會和階級組織結構決定的，反過來，人也決定社會和經濟組織結構。馬克思沒有清楚地看到，源於人性及人的生存環境的情慾和追求本身才是人的發展的最強大驅動力。」在霍克海默看來，這種力圖把文化、社會心理學化的傾向是在挑戰、取代歷史唯物主義，而這是他堅決不會容許的。所以，20世紀30年代末以後，弗洛姆在研究所中的地位開始邊緣化，1941年，弗洛姆出版《逃避自由》一書，公開表達了自己的新立場並在美國獲得成功，這最終導致他與霍克海默關係的破裂。此後，他就從學派的核心成員，變成了學派核心成員競相詛咒的對象。
【張亮：《霍克海默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創新道路》，《學術月刊》2016年第5期。為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閱讀帶注釋的原文，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關注本刊微信公眾號，請點擊上方藍色的「學術月刊」，或掃描文末的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