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論的「前世今生」:審美、社會與批判理論的旅行

批判理論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過程中，以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等人為代表，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進行了宏觀而又廣泛的批評性研究。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看待問題的視角得到了極大延展，「批判」一詞更是「飛入尋常百姓家」，日益受到關注。

最近，由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審美、社會與批判理論的旅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京師大廈舉行。北京體育大學黨委書記曹衛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利慧，美國西北大學德語系主任塞繆爾·韋伯，以及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趙勇為開幕式致辭，部分海外教授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代表一道，聚焦「批判理論」的提出與興起，及其在中國的「理論旅行」。

研討會現場。

批判理論並非指向某個具有明確界限的單一理論，而是一個理論「群」的概念。它是通過揭露制度和文化中的霸權對畸形社會（如奴役、不平等、壓迫等）的製造和複製，以期啟蒙人的自覺、反抗的意識和能力，以獲得自由、解放的理論。在這之中，文化成為理論研究的重心。文化商品化進而出現的「文化工業」都成為了令人憂慮的社會現象。

該理論的提出與發展和法蘭克福學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該學派開創至今，已歷三代。第一代以霍克海默為核心，其《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成為了奠基式的作品；第二代則以哈貝馬斯為核心，他後期提出的交往行為理論為認識和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實踐提供新的視角，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第三代的核心人物當屬霍耐特，其代表作《權力的批判》以及《支離破碎的社會》為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吹響號角。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法蘭克福學派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介到中國以來，已有40多年的歷史，產生了極大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它對大眾文化的批判，還體現在它對作為總體的現代性的批判，如工具理性批判、意識形態批判、極權主義分析等，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完善提供了新的時代內容。

本次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圍繞「審美、社會與批判理論的旅行」這一主題進行了交流與探討。塞繆爾·韋伯以《從冥府到故鄉：還需要多久？》為題，談論從冥府到故鄉旅行所需的時間是一個為啟蒙主義辯證法開闢道路的旅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馬丁·傑伊講演《阿多諾與審美升華說的辯證性》，他總結了阿多諾對審美升華的觀點，談論審美升華與文化的互動。巴黎第十大學哲學教授阿蘭·米隆則以《啟蒙：西方世界的宏大敘事——以康德、西美爾、阿多諾-霍克海默為例》為題，研究啟蒙的概念如何催生了後現代主義所謂的宏大敘事。之後分會場中，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也就此展開研討。

研討會現場。

阿多諾與他的美學理論

談起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代學者，西奧多·阿多諾的名字難以忽視。他是德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以及社會學家，同時也是社會批判理論的奠基者。他還深諳現代音樂，他的音樂批判理論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中最具特色的。

阿多諾的美學思想是以他獨特的「否定的辯證法」為哲學基礎的。他認為「總體」、「整體」、「同一性」都是虛假的，是對個體性、差異性、豐富性的粗暴幹預與整合。對抽象、普遍、整體性、同一性的維護，實際上是對侵犯、消滅差異性、個體性的強制性社會結構的虛假辯護。因此他與黑格爾「整體是真實的」命題針鋒相對，提出「整體是虛假的」的口號，以摧毀社會強加於個體身上的總體性枷鎖，反抗社會對人性的禁錮。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孫斌關注的是阿多諾在《美學理論》中提出的藝術的雙重特性：自律性和社會事實。阿多諾為什麼要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的術語「社會事實」，來形容藝術的特徵呢？他認為，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美學和哲學領域中的某種社會科學轉向。他從作為生產的藝術、作為產品的物、藝術的雙重特性的辯證法、走向反藝術等方面論述，認為社會事實通過使藝術獲得了一個由以反對自身、並由以在這種反對中成為社會的藝術的契機，成為了藝術的一種特性。

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梁豔萍介紹了阿多諾在音樂方面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她將阿多諾的音樂美學思想總結為兩個方面：對流行音樂的批判和對嚴肅音樂的肯定。另外，她還聚焦於阿多諾對音樂的階級和階層問題的思考，對於阿多諾來說，音樂從來不能作為意識形態呈現，音樂的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真實可靠的音樂。就像任何真實可靠的藝術一樣，是個人命運與人類命運不可調和的衝突的隱性的職務。

據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徐曉軍研究，晚期薩義德將自己的理論關懷在情感上和晚期阿多諾扭結在一起，並將自己稱為是當今美國世界裡「阿多諾惟一忠實的追隨者」。但這其中也包含了薩義德隱蔽的深層意味與不滿，他將理論書寫建構的非神秘化的否定辯證空間推進一步，走向更加現實的反抗性的社會歷史實踐空間。

批判理論在中國

中國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引入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最早見於《哲學譯叢》和《中國社會科學》的幾篇介紹性文章，後經徐崇溫先生所主持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系列，如《法蘭克福學派述評》、《「西方馬克思主義」論叢》，《啟蒙辯證法》、《否定的辯證法》、《批判理論》等，對法蘭克福學派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介紹和評論。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內學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視，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一員的法蘭克福學派研究受到重視。批判理論與中國經典的互動也成為了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

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姚文放以《「批判話語」的中國旅程》為題，梳理了「批判」一詞的來源，經梁啓超傳入中國之後，它在我國的發展。之後，陶東風以鄧麗君的歌曲為切入點，講述主流與非主流的文化衝突，大眾審美趣味的變化。革命年代的樣本戲與鄧麗君代表的文化的衝擊帶來的大眾文化的轉型。他認為鄧麗君的出現，是大眾精神結構的轉變，私人化情感傾訴的超越。最後，他還強調了大眾文化的經典不能簡單搬用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

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師韓振華則作了名為《「批判理論」如何穿越孟子倫理學？——羅哲海的儒家倫理重構》的演講。認為自20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德國漢學家羅哲海（Heiner Roetz，1950-）在對軸心時期《孟子》和儒學的詮釋中，旗幟鮮明地張揚啟蒙話語，主張以一種「重構或調適的詮釋學」來激活軸心時期儒家倫理的潛能，倡導「現代性儒家」而非「儒家現代性」。羅哲海不僅提供了一個「批判理論」觀照下的儒學解讀方案，而且這一方案具有廣泛的當下指涉性。

德國柏林文化調研院米歇爾·泰（Michelle Ty）博士則作了題為《從相似中思考，在圖像中消失——關於本雅明對辯證法的道家更新》的發言，談及了中國的道教思想與批判理論的互動。他認為本雅明以道家思想為理論資源對辯證法進行了三方面的革新：一是消解了進步概念中的內在不自由，二是將模仿重新定義為一種歷史理解的能力，三是以中國美學為觸點批判模仿的「自我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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