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經濟新聞 2018-08-06 21:42:28
近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都市政策項目小組發布的《全球大數據檢測報告》，就展示了這個兩難局面的一個側影：城市化究竟能否帶來就業的增長，並拉動區域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該報告根據人均GDP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兩項指標，對300個大型都市進行了排名，其中有103個城市來自中國。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出處：攝圖網
規模化邏輯主宰著現在城市的發展。人口集中、資源爆炸、城市地理範圍無止境膨脹——在城市化的進程下，很多城市都在向「大胖子」的方向進發。
以擴張為基礎的城市化，在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不少問題。近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都市政策項目小組發布的《全球大數據檢測報告》，就展示了這個兩難局面的一個側影：城市化究竟能否帶來就業的增長，並拉動區域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
大都市對區域就業、人口吸納等方面的貢獻率「不成比例」地增強。無論在老牌都市的發源地歐美地區，還是新興增長極亞非拉地區，大都市的經濟均不同程度的與其餘城市拉開了差距。特別是在中國，二者的差距拉大了4倍。
該報告根據人均GDP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兩項指標，對300個大型都市進行了排名，其中有103個城市來自中國。此外，在排名前30名城市中，僅5個城市來自歐美地區，除舊金山外，其他均為非老牌經濟發達城市。
綜合上述兩個特點，以榜單前三位最為典型，分別是都柏林、聖何塞和成都。那麼，問題來了，為何這三座非傳統大型都市能夠位居榜單前列？
都柏林：「凱爾特之虎」回歸
都柏林登頂，得益於愛爾蘭近年來逆勢增長的經濟。
1995年，愛爾蘭擺脫了曾經歐盟最貧困國家之一的稱號，經濟開始高速增長。在此後的十餘年間，愛爾蘭經濟增速多年保持在6%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過10%，愛爾蘭也因此得名「凱爾特之虎」。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愛爾蘭的經濟規模在2010年收縮了14.8%。但它迅速扭轉頹勢，到去年，愛爾蘭GDP增速達到7.8%，該數值超過歐元區國家平均值的三倍。
愛爾蘭如何實現這兩輪的經濟發展？打造吸引外資企業的優良環境正是其制勝法寶。
在愛爾蘭前金融部長Brian Lenihan的總結中，愛爾蘭擁有流動的市場、動態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力資源、支持商業和外向型社會以及對人力和資本的低稅政策。這些要素在金融危機中仍然為愛爾蘭吸引了Airbnb、臉書等公司，促使它們將相關總部遷移至此。
據IBM2017年全球企業遷址趨勢報告顯示，愛爾蘭連續6年成為全球最受外商投資歡迎的國家。
稅收優惠顯然是企業最看重的條件。愛爾蘭以12.5%的稅率成為歐洲企業稅最低的國家之一，與此相比，降稅後的美國該稅率仍有21%。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丹麥大學曾研究發現，僅2015年，跨國公司將1060億美元的企業利潤轉移到了愛爾蘭，使其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企業避稅天堂。
質疑也是存在的。因為這些僅為避稅而來的企業，並未在當地進行更多的生產活動，相反，他們佔用了大量公共資源，這些因素看上去都不利於經濟增長。
在愛爾蘭，更多的經濟效益源自企業的溢出效應而非企業本身。來自都柏林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的Conor O』Toole指出，愛爾蘭最大的收益來自文化培育上，因為許多愛爾蘭創新企業可以在與大型跨國公司的合作中開展業務，這也促進了愛爾蘭商業活力和創新激情。
此外，愛爾蘭最大的遊說集團IBEC負責人Danny McCoy指出，愛爾蘭還能得益於智慧財產權的轉移，愛爾蘭本身大量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勞動力有能力將此轉化為愛爾蘭的經濟增長。
聖何塞：矽谷城市再進階
在美國主流媒體紛紛將「矽谷時代結束」作為頭版標題之時，矽谷城市給出了相反的回答。
根據美國勞動力辦公室發出的一份報告，今年2月，灣區增長了6000個工作，就業市場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峰。
似乎矽谷城市又迎來了新一波高速增長的時期。在2016年，舊金山和聖何塞就業增長率經歷短暫的下滑、甚至逼近全國平均數據後，在2017年回升，並達到兩倍於全國的狀態。聖何塞2017年的數據在全美排名第6。
事實上，布魯金斯學會報告中的內容也能印證此變化——排名第4的舊金山，在2000到2016年間的數據僅位居第133名。這意味著，近兩年時間見證了舊金山的新一輪快速增長。
但與此並不相稱的是矽谷城市仍不夠友好的城市氛圍。擁擠的高速公路、過度使用的公共運輸體系和學校、持續不斷的水資源短缺、高所得稅和缺乏人情味的社區都無法阻止源源不斷湧入的人流。
這與都柏林恰好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
在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看來，作為美國矽谷地區的大都市，聖何塞的經濟發展仍得益於新興科技市場的突飛猛進，經濟活力和就業機會同步發展。
高收入絕對是矽谷城市在吸引人才上的招牌。根據美國勞動部的統計數據，聖何塞與舊金山區域的私營部門員工擁有全美最高的工資，以今年1月為例，其周平均工資分別為1506.84美元和1315.58美元。
當然，布魯金斯學會認為，矽谷城市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增加城市的包容度，特別是舊金山和聖何塞都市區擁有全美第二和第三大的收入差距。這為整個灣區帶來了將近200萬無法實現收支相抵的人群。史丹福大學研究員Raj Chetty研究發現，這可能導致灣區將來失去大量創新人才，並最終造成經濟增長的後繼乏力。
成都：「亞洲世紀」顯現
作為入圍前三的城市，來自中國的成都則更有探討的價值。
事實上，在對全球大都市進行比對分析後，亞洲城市、特別是中國城市在經濟和就業增長上的分量更重——前300名有103個城市來自中國，而前30名城市中，僅5個城市來自歐美地區，其餘均來自亞洲。
能夠居於亞洲城市之首，成都主要得益於其就業人數的迅速增長。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數據，成都的該指標位列300個城市的首位。
為何成都的就業能有此成績？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評價中就可以窺見一二——吸引大量外資企業入駐是成都贏得發展的重要原因，而接下來由政府進一步加大對技術的投入，將有望促使其成為新技術的中心。
技術創新是大多數中國城市在榜單上取得較好成績的關鍵。例如，在該指標上排名全球第1的深圳，被許多人看作是中國的「矽谷」，其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催生了大量中國本土創新企業。
而在布魯金斯學會對不同城市的分析中，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其都有各具特色的發展方向。例如，排名第8的福州是中國第二大電商出口省份福建的省會，2018年引入的eBay產業園是該公司首個專屬產業園；排名第9的天津在人工智慧領域領跑；而排名第10的廈門則受益於其「爆炸式發展的金融服務行業」。
對於成都，發展新經濟將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其在全國率先成立新經濟發展委員會，出臺支持新經濟發展的18條政策措施，新政實施以來全市新經濟市場主體新增3萬多戶。
當然，對於更多亞洲城市，發展仍然來自城市化帶來的人口與經濟的聚集，但這也造成了如歐美城市此前發展所遇到的問題，例如，排名第6的德裡環境汙染和道路擁堵情況嚴重、排名第7的馬尼拉也是一樣，他們甚至成立了專門的都市發展部來應對這些問題。
而對於更多中國大都市來說，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如何將都市經濟的虹吸效應轉變為輻射效應，帶動更多城市的共同發展，這考驗城市主政者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