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思想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有兩部關於城市文明的裡程碑式的著作，即《城市的文化》（1938年）和《歷史的城市》（1961年）。重讀芒福德的經典著作，發現他在許多城市問題上的前瞻性，可以引起我們對現代中國城市的發展及其模式的很多思考。他指出城市是有生命的，也有出生到死亡的過程。他在半個世紀前所發現的城市弊病，對我們仍然有著警示作用，我們今天城市發展過程中仍然犯著同樣的錯誤。為什麼我們不能從這些偉大的學者早就發現的問題中吸取教訓，儘可能避免犯同樣的錯誤呢？
現在人們的生活以城市為中心，但我們要問：這個城市到底是誰的城市？其實芒福德早就提出來過，城市應該是城市市民的城市，而且城市人要有尊嚴地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怎樣才能享受城市的幸福生活呢？就是要回歸城市的多元化、多樣化和豐富的文化。但是在中國，城市是城市管理者的城市，一切都是按照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過去的中國城市是基於不同的地理、人文和環境發展起來的，城市具有多樣性，在不同的城市，能夠看到不同的城市面貌、生活方式、文化傳統。但我們今天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看到一個個城市越來越趨於雷同。無論是從城市的空間結構來講，還是從城市的文化來講，都是這樣。比如城市裡都有音樂噴泉，不管是杭州還是西安；城市都有廣場，不管是大連還是重慶。原來由於地理、人文、環境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多元化、多樣性現在消失了，甚至城市本身也變得越來越呆板，千篇一律。
芒福德把希臘和羅馬視為城市發展的兩種模式，認為希臘這種以文化淵源著稱的城市才是理想的城市，代表「美好生活」；雅典是「大腦文化」，先有城，後有城牆，文化是它的生命。與此相反，羅馬卻是掠奪性的，控制數百納貢城鎮，先築城牆，後有城市。從希臘城市到羅馬城市是一個巨大的倒退。羅馬的城市是通過軍事和政治力量的外來輸血發展起來的，不是依靠本身的生命動力。芒福德在《歷史的城市》中對羅馬城市進行了系統論述，不僅再現了希臘文明在羅馬時代走向衰落的歷史過程，也為我們研究當代大城市發展問題提供了重要理論框架。羅馬城市「死亡」的根源，就是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各種共生關係的破壞，羅馬城市在物質上的過度擴張，文化上的日益衰敗，終因「精神實質的消失」而走向死亡。因此，一個城市無論怎樣強大和富有，如果喪失了精神本質就會走向衰亡。不過可惜的是，近代大城市的發展大多是按照羅馬城市這個道路來走的，雖然羅馬城市本身消亡了，但這種模式卻發展了。
芒福德指出城市就如一個有機體，為什麼城市有生命？因為城市有文化，「文化是城市的血脈」。但我們把城市弄成了水泥的世界。幾年前美國出了一本關於中國城市發展的專著，書名就叫《鋼筋水泥龍》，書中描繪中國的城市到處都在大拆大建，毫無疑問其在最近二三十年用了世界上最多的建築材料。他認為城市的生命並不在於有多大規模，居民有多少，經濟力量有多大，而在於城市的文化內涵。都市化進程以「大都市」與「城市群」為中心，芒福德看到，城市規模越大，就越擁擠。人們在上下班尖峰時間花幾十分鐘以致幾小時在路上，路途勞累，筋疲力盡；交通系統愈發達，人們在城市中行走的時間就越長，因為居住和工作場所越來越遠；房屋越修越多，但普通居民的住宅越來越缺乏，因為源源不斷的人進入大城市；大城市硬體建築越高越多，個體之間的交流就越來越少，因為高樓把他們彼此隔離。
芒福德在《歷史的城市》中提到，過去的城市有噴泉，在中世紀歐洲城市到處都看得到，那裡就是人們社交的地方。猶如過去每個中國城市都有井，居民在那裡取水，在那裡洗菜、洗衣服等，即使後來自來水發展起來了，像過去上海裡弄、北京四合院、成都大雜院等，大家依然共用一個自來水龍頭，交往十分頻繁。但現在高層建築的發展，使鄰裡交流空間一步步失去了，人們之間越來越缺乏往來，哪怕你我住在同一個單元，甚至是門對門的鄰居，住了多年也互不認識。但過去住在裡弄，住大院，這種頻繁交往的方式，就是文化，就是日常生活，就是城市的血脈，但是現在這個血脈被打斷了。
此外，芒福德還提出了城市生態的概念。過去城市與鄉村聯繫緊密，村莊、城堡、教堂、市場等，都是人們活動的場所，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協作，使得居民和城市空間的自然聯繫非常緊密。但現在城市卻打斷了這種聯繫，現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與鄉村社會隔離開來，徹底遺棄了城市的文化靈魂。同時，一個城市的水資源和排水系統猶如一個人的內循環一樣，一旦出了問題，人就要生病。現在大城市基本上沒有了地下水，就是因為鋼筋水泥深打的地基完全把地下水脈割斷了，更不要說深層地下水的汙染問題了。一個城市除了供水系統，還必須有良好的排水系統，否則就是不健全的。我們都還記得幾年前北京城許多地方被暴雨所淹的情況，通過那場暴雨，我們發現我們的大城市竟然是如此脆弱。
現代化和工業化破壞了城市的有機體，使有些城市開始走向死亡。芒福德提出城市發展的六個階段，即「原始城市」（村落）、「城邦」（村落的集合）、「大城市」（重要城市的出現）、「大城市區」（衰落的開始）、「專制城市」（城市系統過度膨脹）和「死亡之城」（城市被廢棄）。按照這個劃分，中國現在超大城市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第五個階段。第六個階段「死亡之城」有點危言聳聽，芒福德是指古羅馬經歷戰爭和疾病而毀滅，中國城市應該不會按這個方向走向死亡，但可能以另外的方式走向衰落。例如，中國城市交通、供水、垃圾等問題可能使城市變得不適於居住。有些城市因為資源的枯竭而走向死亡，比如玉門，現在油田枯竭之後，人們大量離開這個城市，城市開始走向荒敗。另外，現在不少中國城市是靠房地產發展起來的，一棟接一棟的高樓，雖然賣出去了，但一到晚上全部是黑的，沒有社區生活，沒有人氣的城市，其實就是死城，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鬼城」。
此外，現代中國的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已經成為汽車的世界。由於汽車的增多，許多城市把原來的小街小巷拆除，讓位於交通大道。資本對城市化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形成郊區，二是破壞老城區。徹底破壞老的城市結構，就如芒福德所指出的：經濟的擴張造成了城市的破壞和換新，結局就是大拆和大建，因此對城市的破壞就越來越劇烈。中國許多歷史城市的老城完全被拆除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一旦城市被汽車主宰，那麼人氣就逐漸消失了。J.雅可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和生》一書中有一個關于波士頓北端的故事，那是一個貧民區，沒有開發商的投資，但小孩在街上玩，犯罪率低，有很強的自我更新能力，是波士頓最健康的社區。但大部分的美國城市的道路上沒有人就像死城一樣。實際上我在美國對此也有感觸，有時候在一個城市的道路上開車看不到一個行人，雖然車流量很大。一個沒有行人、沒有人際交往的城區，就是機體出現了問題。而現在城市越來越大，越來越不適合居住，過度發展造成環境汙染，城市無限擴大，交通堵塞，房價飛漲，生態遭到破壞，空氣受到汙染。芒福德呼籲必須使城市恢復母親一樣的養育生命的功能，這真是振聾發聵之言。
當然，雅各布斯對大城市的態度不像芒福德那麼悲觀，她認為一個社區是否適合居住，關鍵在於對它進行怎樣的改造和布局。也就是說這個社區或者街區需要合理的規劃，能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歸根結底就在於城市要有多樣性。她並不贊成所有城市和社區都盲目的去發展所謂的「花園城市」，指出美國城市中一些開闢了公園的地方，由於沒有足夠的人氣，反而成為了城市的黑暗角落，增加了安全的隱患。
雖然我認為中國的城市與雅各布斯所看到的美國的城市有很大的區別，中國城市的特點就是人口密度高。在中國城市裡，幾乎看不到社區公園被開闢以後，由於沒有人而成為犯罪的角落和社會隱患的現象。但是我十分贊同雅各布斯所強調的城市建設千萬不要一刀切，一種思路，一個模式。對於老城區，一定要建立有生命力的街區，要合理規劃街道以及合理布局商鋪，避免那種城市只致力於修大廣場、交通大道、大樓、停車場等大型設施，而忽視小商店、小街、小社區、步行街等適合居住的環境的建設。
雅各布斯非常重視這種居民日常生活的布局。她認為，並不一定要建造一個優美的環境才適合於居住，畢竟在一些老城區已經沒有開闢綠化地和公園的空間，但是那些老城區的安靜的小街，方便的小商店，可以坐在街沿邊吃飯的小餐館，喝咖啡的咖啡店，夜生活的酒吧，購書的書店，街上玩耍的小孩，等等，都使這個街區充滿著生氣。在這些街區裡，哪怕半夜一個人獨行，也不會感到不安全。沿街公寓、商鋪的亮光，給路人一種舒適和溫馨的感覺。就是萬一街面上發生任何事情，一聲呼叫可以讓窗口伸出無數的腦袋，這比警察更能讓行人有安全感。雅各布斯所主張的多樣化和適合居住的社區，在日本的城市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2005年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做了大半年的研究員，住在東京的白金臺，典型的日本老社區，周圍都是小街小巷。下了地鐵，可以沿著小街一路慢慢走，沿途的小飯館、居酒屋、小店鋪、咖啡館、花店等，都十分小巧雅致。那種溫馨的感覺，現在仍然記憶猶新。正是這樣的街區，而不是那些高樓林立的繁華熱鬧的地區，在日本被認為是最適合於居住的社區。
雅各布斯所不斷強調的多樣性，正是我們的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最缺乏的。我們喜歡大一統，整齊劃一，一個街區的樓房外觀和設計，都要一模一樣。如果一個街區進行改造，全部的地區都要求「煥然一新」，不能容忍一些老街、老建築的存在。有的城市還要求店鋪的招牌也要統一，包括放置的位置、招牌的大小顏色都要由城市管理者來規定。甚至還出現了在農貿市場，城管用尺子去測量那些堆放的菜是否整齊、是否超出了界限這樣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們把精力放在那些花樣文章上，而不是考慮怎樣設計合理舒適的街區和社區。城市生活的經歷告訴我們，如果在一個城市中，住在一個社區，在買早點、買菜、理髮、買咖啡飲料、下館子、吃夜宵、上銀行辦事、小孩上學時，都要走非常長的路，而且沿途都沒有小商鋪這樣的設施，沒辦法步行逛街，必須開車、坐汽車或打計程車的話，那麼這個社區在規劃上就存在嚴重的問題。
一些生活設施缺乏的街區和社區，隨著時間的推移，為社區生活服務的小生意、小店鋪和其他服務設施會自動發展起來，為周圍的居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由於他們沒有被納入原本的城市規劃之中，便成為主政者的眼中釘、肉中刺。經常的情況是，我們的主政者還沒有找到、甚至還沒有考慮怎樣解決這個街區的居民的剛性生活需求之前，這些設施便以種種藉口被強行拆除，顯然，這是城市管理者的過度執法。我們一定要警惕城市管理中的一陣風的、拍腦袋的行為，我們的城市規劃者應該少做表面的文章，多考慮城市居民生活的日常生活需要，讓他們的生活更方便和舒適。
城市的「拆」和「建」研究近代中國城市史的專家們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區，對腹地城市了解十分有限，同時，對其日常生活也知之甚少。我希望通過這個研究來進一步拓寬和深入我們對中國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以大眾文化作為中心，來展示公共空間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從城市的外觀、民間藝人的表演到民眾謀生的方法以及對街頭的爭奪等。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與街頭有著緊密聯繫，他們創造並生活在這種文化之中。然而當改良者試圖對街頭的使用進行控制時，便引起了下層民眾為其生存空間的鬥爭。在隨後的革命運動中，民眾又以公共空間作為政治反抗的舞臺。在民國初年的政治動蕩中，民眾和精英為共同利益而合作，組織自衛活動捍衛他們的生存，這同時也是維護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
傳統成都的生活是悠閒的，這種反現代性的時間感與生活的幸福感具有一種隱秘的正相關性。正如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對成都那種農耕社會緩慢的生活方式的感慨：「我看得他們這種休閒的生活情形，又回憶到工商業社會上男男女女那種穿衣吃飯都如趕賊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這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無謂的生活，對於他們真是視若天仙，求之不得。」當時主流話語是反傳統，批評坐茶館浪費時間，反映的是中國文化的惰性，因此他的這種立場在當時應該是一個異數。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四川有關部門還將這種生活方式稱之為盆地意識，認為其妨礙了社會進步和發展。實際上這涉及我們如何看待現代性的問題，拼搏是現代社會必須的一種生活方式，現在很多自殺、精神焦慮問題都與這種快速的生活節奏有關。過去我們總是批評散漫的生活方式，但不妨換一種角度看這個問題。一個苦苦奮鬥、事業成功的人士自然值得驕傲，但一介平民從從容容地過平淡生活不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嗎？
西方學者對我關於街頭文化和茶館的研究反響是積極的，不過也有持保留態度的，如《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airs）上的一篇書評雖然指出：「在過去十年，關於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的研究中一些被忽視的問題的探索有了穩步發展。王笛對內陸省份四川成都的研究便是這個令人鼓舞的新趨勢的最新成果之一。本書的傑出之處在於，他力圖從下層民眾的角度去揭示這一時期的城市轉型。」但這篇評論同時也認為「王笛給予了成都街頭文化一個浪漫的圖景」，並指出「王笛為成都失去傳統的街頭文化而惋惜，但是值得懷疑的是，所失去的世界是否像王笛所描繪的那麼迷人」。其實，雖然我在成都研究中討論了傳統城市的社區自治和自我控制，然而並未描繪一個「浪漫的圖景」，因為正如我所證明的，這是一個既有「和諧」亦存在階級、族群隔閡和衝突的社會。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太平洋事務》的這位評論者的確體會到了我書中流露的一種情緒。雖然本書是研究過去的歷史、社會和文化，但我卻有著現實的關懷。
國家怎樣控制社會和日常生活，是20世紀中國一直存在的問題，我試圖從公共生活的角度，系統考察20世紀上半葉的這個過程。例如，從20世紀開始，茶館一直被政府和改良精英認為是鼓勵懶惰、滋生罪惡的地方，在國家強大的話語霸權下，即使是那些為茶館辯護的微弱聲音，那些茶館和茶館生活勇敢的捍衛者，也顯示出從他們的內心深處對茶館的未來缺乏信心，雖然他們反覆強調茶館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館是「舊」的東西，社會「進步」之後，最終新的公共設施將取代茶館，茶館終將消亡。但他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經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國際化等，社會的確已經有了巨大進步，甚至可以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傳統中的許多東西都永遠不復存在了，但茶館不僅沒有消亡，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這充分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頑強。看起來可以輕易把茶館取而代之的新公共空間、新娛樂設施層出不窮，諸如咖啡館、網吧、歌廳、舞廳、影劇院以及其他現代娛樂設施，外加眼花繚亂的電視節目、錄像放映機、網絡電視、手機視頻等日新月異地發展。此外，越來越多的家庭有了汽車，周末到城外度假。儘管人們的日常生活有了如此多的選擇，但傳統的坐茶館的生活方式卻保留了下來，成都的茶館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呈現愈加興盛之勢。
茶館作為成都文化的載體，在新時代頑強地倖存下來並且還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成都的老城區和老街區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拆大建運動中，成都作為一座古城已經消失了。雖然中國城市每天都在發生變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城市的面貌更加「現代化」，從林立的高樓、輝煌的廣場到豪華的飯店酒樓、美國快餐連鎖店、超級廣告顯示屏幕等，白天的城市到處是熙熙攘攘，晚上是燈紅酒綠。
此外，人們的居住條件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各種新式住宅如雨後春筍，從拔地而起的高樓到美國式花園洋房。就在這一派繁榮的同時，一個個古代的城市也在我們的眼前一天天消失了。現在，我們從南到北旅行，無論是大都市還是小縣城，格局幾乎是大同小異，中國城市過去由於地理、歷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城市外觀和特點，倖存無多或幾乎不復存在。儘管一些城市象徵性地保留了一點舊城、老街和古建築，但在寬闊大道和繁華高樓襯託下，它們無非是不和諧的點綴而已。
近些年不時聽到訪問美國的中國朋友話語中不可掩飾的失望：紐約、芝加哥哪能跟北京、上海的繁華相比？的確，沒有哪個發達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大手筆的「舊貌換新顏」。全國各地的城市不是高樓拔地而起，便是大型廣場橫空出世，要不就是整齊劃一的林蔭大街橫貫東西南北，令人目不暇接。毫無疑問，中國城市變得更現代化了，這當然是中國經濟成就的證明，但與此同時，一個個古城也在我們眼前逐漸消失。像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庫門、成都的小巷公館等獨具特色的城市結構和景觀被大規模拆除，面臨消亡的命運。過去我們把城牆毀掉，今天我們心痛不已，承認幹了傻事；今天我們把老城拆除，棄之如敝履，用不著多少年我們又會來惋惜。歷史的悲劇真的就要這麼反覆地重演嗎？大江南北正高奏著城市重建的交響曲，對我這個愛「古」的城市史學者來說，這卻是中國古城一曲悲涼的輓歌。
前些年當我遊覽法國巴黎、裡昂，日本奈良、京都，美國波士頓等城市時，我的內心有某種震撼。為什麼在那些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幾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古樸街巷和建築仍保留完好？在裡昂，一些居民仍然住在15-16世紀的石頭房子裡。波士頓最精華的地區，便是17-19世紀的老建築和街區。就在著名的、熙熙攘攘的哈佛廣場不遠，便有一大片老墓地，我在夕陽下漫步在17、18世紀的斷垣殘碑之中，真是感慨萬千。我們的許多城市管理者是「喜新厭舊」的，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破舊得很，應該拆掉，才能顯示現代大都市的宏偉和氣派。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成都九眼橋的拆除。該橋建於明萬曆年間，下有九個橋洞，與不遠的望江樓交相輝映，成為成都的標誌性建築。20世紀80年代末由於老橋不勝交通重負，在旁另築新橋。新老並肩站立，老的不免寒磣，這便成為那些追求「煥然一新」決策者們的眼中釘、肉中刺，罔顧許多學者的奔走呼號，最後拆除而後快。
在東京、倫敦、巴黎等發達國家的老城市中，不時會看到在繁華的街區，一座小樓從夾縫中立起來，新舊間雜，並不整齊劃一，但充滿了歷史韻味。這除了是因為人們保護歷史的意識外，也是由於私有產權問題，大規模拆遷幾乎沒有可能，從而使許多老街老房得以倖存。因此，那些舊城和古建築可以說是這些國家寶貴的遺產。按道理說，中國的土地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應該為城市規劃、保護文物和古物提供更好的條件。我經常遐想，如果成都能保留從前，哪怕是改革開放時的格局，其人文和旅遊的價值，真是無法估量的。
再破舊的真古董也比嶄新漂亮的假古董更有價值，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簡單道理。但在城市規劃上，我們卻不斷地違背這個基本常識。我們每天把自己祖宗留下的獨特的文化和景觀毀掉，修建整齊劃一的新城市。「古都」不可能再造，再造的也只是一個假「古都」，正是因為我們的城市規劃者只講「經濟學分析」，而不講歷史、人文分析，才反覆犯違反常理的錯誤。同時，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拆掉古都在經濟上的損失也是無法估量的。目前中國城市的發展，有一個很功利的目的，即發展旅遊。但我們的決策者似乎忘了，目前國內外的人們到中國城市旅遊，吸引他們的是歷史遺留的老東西而不是現代化的大城市。高樓大廈、仿古建築不稀罕，到處可見，為何人們要千裡迢迢而來？毫不誇張地說，無論從文化還是從旅遊價值來看，這些年成都欣欣向榮的所有仿古建築加在一起，都難與九眼橋相提並論。真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怎一個「惜」字了得！
經濟的突飛猛進，使人們處於大拆大建的亢奮中，當滿世界都是現代高樓大廈或仿古的瓊樓玉宇時，人們便會發現過去不起眼的窮街陋巷，變得如此超俗不凡，深含傳統歷史文化的韻味。但是消失的就永遠消失了，不再復返。我懷疑決策者是否真的不懂這個道理。大規模的拆遷和重建，給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帶來了滾滾財源，因此他們為摧毀古城齊心協力。但保護老東西需要投資，像投資教育一樣長期努力才能見效，不會立即為任期政績添磚加瓦。如果現在我們認真反思這個問題，多多聽取歷史人文學者的意見和忠告，在中國古城徹底消失殆盡前緊急剎車，或許還可以為我們後代留下一點真正的歷史文化遺產。
中國城市史的研究，無疑會為我們理解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從歷史的最底層來看城市，是真正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必然的途徑。歷史研究是學術的思考和行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有對現實的關注，力圖回答現實的問題。只有當我們對一個城市的歷史和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我們才能真正找到解決城市現實問題的辦法。任何割裂一個城市傳統的規劃和發展模式，都將只會造成這個城市文化根基的斷裂。因此，中國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必須和它們的歷史綜合起來考慮，指出城市發展目前存在的問題，這是我們城市史學家義不容辭的職責。
（本文摘自王笛著《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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