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坊橋站是北京地鐵7號線的一座車站，位於北京市西城區騾馬市大街－珠市口西大街與南新華街－虎坊路交匯處。孫韜為虎坊橋地鐵站創作一幅壁畫，作為虎坊橋一帶的地標性建築，湖廣會館為了這幅壁畫的主題。對於這座有著240多年歷史的清代遺存，孫濤將他的時間凝固在了風雲激蕩的近代中國。
在孫濤的這幅壁畫中，有一部分表現的是幾位文人志士在會館內熱烈討論的場景，而這也恰恰是100多年前北京南城眾多會館的真實寫照。實際上晚清時期著名的「戊戌變法」，就是在以湖廣會館為中心的宣南地區開始的。
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在進入到封建社會的最後兩個王朝時，才在中國大運河沿岸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形式——會館。這種完全由民眾自發形成的團體，在大運河的滋養下，由弱轉強，並最終成為那一時期可以左右國家經濟命脈的一股社會力量。
但是當大運河逐漸衰落之後，會館以及他們的主人同樣陷入了困境。藉助他們的興衰沉浮事，我想我們應該能從中窺探到些許經商的奧義吧！
入了秋的京城一片素色，寒意漸濃，但是在位於西城區的北京湖廣會館內卻熱鬧非凡，今天這裡上演的是一場傳統京劇劇目。當鏗鏘的鑼鼓聲，在這座已有百年歷史的戲樓內響起時，時光仿佛又倒流回了200多年前的大清王朝。
如今京城內留存下來的老會館並不多，北京湖廣會館是目前保存較好的一座。它的功能是什麼呢，在當時來說，叫歡宴唱酬。比方說兩湖的人士，到北京見家鄉父老來了，在北京當官的些個父老就會設宴款待，就這這麼個功能。
除湖廣會館之外，在南城的一些胡同內，還零星散落著為數不多的幾座會館，如山西臨汾會館、廣西會館等。北京近500座會館大都在南城，過去叫滿漢分居，就是說漢人不管做多大的官，也得住在南城，算是住在成外邊。所以說北京這些會館的形成跟北京的歷史文化和地理位置也是分不開的。
追溯京城會館的出現和興起，一位中國的古代帝王是繞不過去的。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攜妻妾、宮女、侍衛等一眾人馬遷都北上，住進了這座嶄新的宮殿群。追隨朱棣而來的不僅僅是家眷，當然還包括眾多的文武大臣。
對於這些來自南方的官員而言，水土氣候的差異，生活習慣的改變，特別是與故鄉間距離的拉大，使得他們的思鄉之情漸生。於是每當節慶之時，很多同鄉官員就會聚在一起話鄉音、敘鄉情。而當這種聯誼越發頻繁後，一個固定的聚會場所便隨之出現了。
在如今前門一帶依舊保留著一些老街巷，與相隔不遠的前門大街相比，這裡略顯寂靜落寞。不過京城的第一所會館就誕生於此——京師蕪湖會館，在前門外長巷上三條胡同。
「明永樂間，邑人俞謨捐資購屋數椽，並基地一塊創建。」這段出自《蕪湖縣誌》的文字是目前國內有關會館的最早記述。文中所提及的蕪湖人俞謨就是一位跟隨明成祖朱棣來京的官員。他在京師任職期間，買下了長巷上三條胡同內的數座房產，作為蕪湖同鄉聚會之地。
或許是受俞謨的啟發，任職於京師的南方各省官員，對修建會館投入了極大的熱情。
聊城——明代稱之東昌府。由於緊鄰京杭大運河，逐漸成為當時運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被譽為「江北一都會」。全國各地的商幫藉助便利的水運聚集於此。在那時的東關運河沿岸，曾聚集著山陝、江西、蘇州、贛江、武林等八大會館。而在眾多商幫中，財力最為雄厚的要數來自山西的晉商了。
晉商後人、獨立攝影師榮浪，出於對晉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好奇，曾在全國各地尋找晉商會館，並且悉心的把它們都拍了下來，後來還出版了《山西會館》攝影集。
榮浪在踏上這條尋訪之路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條線路幾乎與京杭大運河重疊。一直以來，在封建社會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下，商人群體的社會地位甚至遠低於農民。而明清時期，眾多商幫會館如此高調的出現在運河沿岸。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費解，答案依然離不開大運河。
明朝遷都北京後，朝廷每年的花費大量白銀來維持漕糧的正常運送。為了減輕漕運負擔，政府允許漕船夾帶一定數量的免稅土產貨物。就這樣，南北方的物資藉助大運河開始頻繁流通，一條運河經濟帶就此形成。
奔走於全國各地的商人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紛紛以地域為紐帶組成商幫，併集資修建會館作為議事交易的場所，很快一座座商幫會館出現在了大運河的兩岸。
在尋訪晉商會館的過程中，榮浪漸漸對自己祖輩上的那些先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發現在晉商崛起的背後，卻有著一段艱辛的歷程(晉商的崛起是跟地域有關，因為它是人口大省，土地相對比較貧瘠，他可能在當地沒辦法生存，所以他其實是逃難的）。
在如今的聊城留存有一種當地特有的民間手工藝術——東昌府木版年畫。它的出現就與曾經來此做生意的山西商人有著緊密的聯繫。清代聊城的刻書業十分發達，其中尤以晉商創辦的「書業德」規模最大。藉助便利的運河水運，由這裡刻印的書籍、年畫遠播到大江南北。
當然晉商在聊城的崛起，憑藉的不僅僅是一把刻刀，票行、鹽行、茶行等無一例外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山陝會館的正殿內，祭拜了一尊關公像。山西人信奉關羽，並向他的品格作為自己做事的準則。
晉商憑藉堅韌的毅力、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誠信的經商理念，積累下了雄厚的財力，並成長為大運河上的一支強大商幫。儘管他們發端於北方，但是藉助大運河，他們的勢力一路向南延伸。不過晉商們沒有想到，就在那裡，他們遭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
揚州——一座與中國大運河緊密相連的城市。在位於老城區寂靜的街巷深處，一座頗有氣勢的嶺南會館，隱藏其中。從嶺南會館向東走過幾條巷口，還可以看到一座湖南會館，這就是目前揚州現存比較完好的兩座會館遺址了。
但在500多年前的明代，這裡曾出現過包括山陝、安徽、江西在內的一個龐大的會館群。在這些會館中，一群來自天南海北的商人操著各自的方言，都在熱切的討論著同一種商品——鹽。
明清兩代，中國有三個腰纏萬貫的富商集團。一個是山西的票商，一個是廣東的洋商，還有一個就是兩淮地區的鹽商。鹽商指是在揚州經營鹽業貿易的商幫總稱。
第一批到揚州來淘金的商人是來自山西和陝西的這些大地主。這個情況大概要延續到明代的後期，情況也發生一些變化。徽州人來到揚州以後，很快的他們的數量上和財富上面趕上了先期到來的這個晉商和秦商。揚州鹽商幾乎一半天下都被徽商佔領。
曾經叱吒一方的山西商人，為什麼會在揚州敗給了徽州商人？究竟這個徽商群體有著怎樣的經商秘訣？
在揚州東圈門歷史街區內，保存著一座佔地面積達3000平米的清代鹽商住宅。他的主人就是一位來自徽州的商人汪竹銘。
汪氏家族原本經營布莊，之後轉做鹽業生意，從此家業大旺。因此，修建了這座宅院。我們已經無法知曉汪竹銘為了建造它究竟花費了多少銀兩？
但是從整座宅邸的布局、裝飾上不難推算出，那絕對不是個小數目。汪竹銘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憑藉鹽業生意聚集起如此雄厚的財力。這與當時國家在鹽業上的壟斷政策是分不開的。
今天的揚州國慶北路上，保存著一座明清時期政府管轄兩淮鹽業的專屬機構。那時的商人們就是從這裡獲取到了進行鹽業販賣的經營執照。在眾多商幫中，徽商尤其受到掌管鹽業官員的青睞。
古時的徽商是指來自安徽南部舊徽州府的商客。由於那裡山多地少，所產糧食無法自足，於是出外經商便成為唯一的出路。徽州人推崇儒學，喜愛讀書，因此造就了徽州商人很高的文化素養。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山西人和陝西人就跟徽商不一樣了。他們儘管也是這個腰纏萬貫，但是他們從來不把錢財用於文化的消費，很難能夠在揚州這樣文化氛圍濃厚的城市立住腳。他們很快的就把自己的一份利益讓給了徽商。
如今的揚州在長江三角洲城市圈中並不出眾，當年繁華大都市的蹤跡已經很難再尋覓到。
整座城市給人感受最深的是他悠閒恬靜的生活節奏，以及到處充滿的文化氛圍。淮揚菜、瘦西湖、私家園林，揚州八怪構成了如今揚州的城市名片。而這張文化名片與當年的徽商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位於揚州東關街的一座私家園林內，一場名為「千秋粉黛夜花園」的演出，為外地遊客們展現著明清時期揚州城夜生活的繽紛景象。對於那時腰纏萬貫的徽商而言，僅僅吃遍人間美味，住進園林庭院還並不滿足，他們又開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於是養戲班、購字畫成為了一種時尚。也許那時富足的徽商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生活上的奢華追求，會給揚州城留下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不過，徽商並非只求享樂。他們在享受物質生活的同時，內心深處也潛藏著對文化的敬重與追求。
揚州學派，在明清文學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當時的鹽商把自己的藏書無償的供給他們閱讀，在他們的著作完成之後，鹽商花大量的金錢刻版、出書，流傳到全國各地。鹽商，可以說是給揚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經濟基礎。
清代中葉，運河經濟達到了空前繁榮。以地域為紐帶的商幫會館，已經無法滿足商品經濟的發展需求。在大運河沿岸一種全新的會館樣態隨之出現。
由揚州繼續向南經浙東運河便可到達寧波了。海外雜國，賈船交織，自古以來，寧波三江口始終是一個極其優良的對外貿易港。
曾經包括晉商、徽商在內的各大商幫，將全國各地的物產匯集於此。三江口讓大運河有了更為廣闊的延伸。
繁榮的海外貿易，使得寧波人積累下了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並由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航海運輸產業。
清鹹豐三年，三江口東岸邊上出現了一座會館，與大運河上的其他商幫會館有所不同，這座會館是由當地專做北方航運貿易的舶商共同出資修建的。也就是說，這是一座具有行業性質的會館。
在慶安會館內設有一間公行先生室，曾經在這裡辦公的並非一般之人。會館會以高薪聘請當地極具威望的縉紳，他們的主要職能是聯絡官府，並與其搞好關係，以保本行商戶不受外人欺負，同時謀求業務合作。
就在慶安會館建成後不久，一筆大生意找到了這裡。生意的僱主正是清政府，而運送的貨物竟是漕糧。為什麼清政府這次要放棄運河而改走海運呢？
清中葉以後，京杭大運河黃河以北河段洪災頻發，運河航運能力逐年下降，漕糧北運開始受到影響。而每年巨額的維護費用也讓清政府無法承受。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決定漕糧試走海運。
對於這筆生意，慶安會館內的北線舶商們似乎並不擔心。他們常年往返於寧波和天津之間，對這條航線十分熟悉。很快一支130多艘海船組成的漕糧船隊，從三江口出發了。他們沿海岸線一路北上，經過一個多月的航程，最終安全抵達了天津港。
這次漕糧海運的成功受到了清政府的極大信任。在隨後的幾年時間裡，慶安會館的舶商們成為了漕糧北運的重要力量。
與運河上的很多商幫會館一樣，慶安會館內也設有祭壇，而這裡供奉的則是天后媽祖。媽祖信仰源自福建，最早由福建商人帶入寧波，由於媽祖被封為海神。由此成為了商們集體祭拜的保護神。
在漕糧海運的最北端，天津三岔河口同樣建有一座媽祖廟。每當寧波漕船安全抵達天津港後，船工們都會來此進行祭拜——感謝媽祖的一路保佑。
不過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京杭運河所流經的江蘇省泗陽縣，也有著祭拜媽祖的習俗，並且已有300多年的歷史了。為什麼這樣一個具有海洋文化特徵的保護神會出現在內陸地區的？
流經此地的運河水，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貫通南北的大運河，不僅是一條傳播財富的河流，同時也讓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融合。
在歷史的變革發展進程中，會館再次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屹立於大時代中。從明代初期出現於京師的官紳會館作為發端，大運河讓會館延伸到了全國各地。它猶如一面鏡子，不僅見證了運河經濟的興衰沉浮，同時也映射出時代前進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