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寧波幫、溫州商人、洞庭幫、湖州商幫……長三角商人哪家強?

2021-02-18 華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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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幫是一方經濟勢力、地域文化的代表,由於地利之便,活躍於近代上海的商幫主要來自於長三角地區,這片熱土成為其展現經營韜略、人生風採的最佳舞臺。


商幫群星 閃耀滬上

上海開埠之前,已有許多商幫捷足先登,如晉商以票號逞威南北,徽商則在鹽業、典當、茶葉、木材四大行業中佔據優勢。出於敦睦鄉誼,互幫互助的需要,許多商幫在上海成立了同鄉或同業性質的會館(或公所)。

最早在上海創辦業緣性會館的是山東商人,而廣為人知的是由福建船商所建的天后宮、泉漳會館。據《上海鄉土志》記載:「上海五方雜處,僑寓之民實多於土著,故各處之旅滬者,皆以會館以通聲氣。寧波人最多,所立者為四明公所;粵人次之,所立者為廣粵山莊、潮惠會館,他若湖南、楚北、泉漳、浙紹、錫金、江寧、江西等處,各有會館。」到開埠前的1842年,上海縣城內外由外省籍商人創設的會館公所至少已有18所。

徽商是明清時期徽州府籍的商幫集團。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明清時期達於極盛。其活動範圍遍及全國,民間有「鑽天洞庭遍地徽」之諺。經營範圍也是「無貨不居」。徽商在上海介入城市零售業,主要經營鹽、茶、木、典當等業,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創立了同鄉組織——徽寧會館,成為滬上頗有影響的客籍商幫。

上海開埠後,客商雲集,商業繁盛,粵商的活動重心也移至上海。廣東商幫有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商,貢舶、市舶貿易的牙行商人、十三牙商及買辦商,內地長途販運批發商三類,其活動區域也相當廣闊。上海開埠後,他們挾外貿優勢,稱雄滬上商界。

鴉片戰爭後,寧波商幫在新的條件下迅速崛起,以近代新興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在近代上海金融、貿易、工商、航運、文化產業、慈善教育等領域貢獻卓著,「無寧不成市」之盛名享譽時代,加之「江浙財團」的雄厚財力作為發展基礎,從而在上海社會經濟領域居於「王者」地位。

在上海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還有閩商、湖商、洞庭商幫等在滬上各領風騷、交相輝映。閩商一度與粵商雙峰並峙,其經營範圍主要集中在埠際商貿領域,開拓或獨佔了航運、蔗糖、棉花、國產紙業、果桔、炒貨、檀香、藍靛等諸多行業,「閩商」甚至成為一些行業的代名詞。「洞庭幫」則是以蘇州吳縣境內洞庭東西山命名的商幫,又稱「洞庭山幫」,在開埠後的上海金融業、買辦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如席正甫家族三代世襲滙豐銀行買辦長達56年,使洞庭幫的「席氏家族」聲名遠揚。

鴉片戰爭後,生絲外銷的暢通為湖州商幫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1906年王一亭、沈聯芳等人發起成立湖州旅滬同鄉會,成為上海最早的新型同鄉組織之一。1924年6 月,張靜江、陳藹士、陳果夫、戴季陶、潘公展等一批在上海從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湖州人發起成立湖社,他們與上海的湖商勢力相交集,成為滬上不可小覷的社會集團。


不拘一格 各顯神通

活躍於近代上海的客籍商幫數量繁多、影響深廣。各商幫以不拘一格的經營方式,在近代上海各顯神通,與上海的現代化進程一起發榮滋長。各個商幫交相迭次的發展過程,折射出不同地區商人理念和地域文化的差異。

審視這些商幫的經營特點可以看出,艱苦創業,珍惜信譽,重視信息等特點,可謂各幫鹹備,且都秉承「非誠信不得食於賈」的古訓,誠信務業。但相形之下,各自差異也顯而易見。

各商幫在滬上的消長既映照了社會演進的歷程,也顯現出不同地區商人的社會心態和文化人格。各個商幫一樣的善賈,一樣的百折不撓,一樣的「足跡遍天下」,他們都是以地緣為基礎的商人集團,都有著濃鬱的「鄉土情結」。儒風獨茂,商而兼士的鄉風使徽州造就了許多儒商。但徽商業賈積財後,許多人把萬貫財富傾注於肥家潤身,購置田宅,興建祠堂,編修族譜。過於沉緬於理學宗法,束縛了徽商通向新的生產方式之路,致使他們在近代上海「世變日新,物競維烈」之時,仍然墨守舊習,其經營方式也囿於傳統,與新興的工商行業脫節。

凡此種種,使旅滬徽商的頹勢在所難免。「無寧不成商」與「無徽不成鎮」的並稱,說明甬商與徽商在商業領域的並駕齊驅,但又有俗語說:「遍地徽州,寧波人跑上前頭」,儼然喻示著一種比較。粵商甬商多富瀕海居民的開放、通脫,而徽商晉商則多山處居民的樸實、敦厚。可以這樣認為,稱雄於明清時期的晉商和徽商是傳統時代的「商界領袖」,而粵商和甬商則領「近代商界」之首。尤其是寧波商人,不僅在風雲際會的近代上海令人矚目,於今仍能騰飛於世界,蜚聲海內外,箇中緣由,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即有定論:「寧波幫財力雖則不及山西幫,但謹慎、精密和勤儉,卻跟山西幫相仿佛,而沒有一點頑固,寧波幫是進步的;又雖則沒有廣東幫那麼的果敢決斷,能在國外國內活躍,但寧波幫卻穩健而著實的,和廣東幫正旗鼓相當。」

匯聚於滬上的各個商幫勇於開拓、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急公好義、勇於為善的公益精神,為今人提供了歷史啟悟。當前適逢長三角地區產業融合和創新發展的歷史機遇,以地緣為紐帶的經濟人群,如溫州商人等依然活躍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舞臺上,人們重新審視商幫,理解地域人群及其支持其經濟行為的文化因素,對於汲取商幫文化中的積極有利因素,推助市場經濟的良性有序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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