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雪媛/文
布萊希特，這位小個子巴伐利亞男人擁有多種辨識度極高的身份特質：作為戲劇家的卓越和獨樹一幟，作為詩人的簡銳和寬廣，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務實和好戰，作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五種社會形式的「德國人」的艱辛與頑強，以及作為「男人」和「友人」既富有魔力又讓人討厭的個性。凡此種種，使布萊希特成為一個20世紀經典藝術家現象，圍繞著他的研究和爭議，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起起落落，卻從未衰竭。進入新千年之後，「布萊希特」這個名字像一朵蘑菇雲，重又騰空而起，並掀起比以往更多的塵暴。
如何去接近和理解布萊希特本人？在眾多版本布萊希特傳記中，德國學者雅恩·克諾普夫的《貝託爾特·布萊希特：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下文簡稱《昏暗時代》）是一個鄭重的選擇。此書裝滿了關於一位傑出市民批判性藝術家和詩人的無數秘密：他的脾性與嗜好，他的觀念世界與情感世界。《昏暗時代》亦是一部史書，使我們得以湊近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歐洲，嗅聞當時歐洲城市與鄉野的氣息，觀看昏暗時代的種種世相與人性。
一
「我，貝託爾特·布萊希特，來自黑色的森林。母親把我帶至城市，當我仍躺在母腹中。森林的寒冷至死都存於我體內。」
這座出處未明的「黑色森林」引出了布氏豐沛旺盛又暗影重重的一生。布萊希特出生在巴伐利亞小城奧格斯堡，距離德國西南部「黑森林」（Schwarzwald）還有相當距離。克諾普夫很費了一番功夫考察，結果也只發現，布氏父親的祖籍勉強和黑森林的邊緣地帶能扯上關係。縱觀布萊希特短短58年的人生，他似乎不像一位鍾情於鄉野森林的隱士。布萊希特是屬於城市的，尤其屬於柏林。他那種喜歡熱鬧和交談的天性，對於工作、女人以及辯證法都懷有同樣的激情，這與他對「黑色森林的寒冷」的執念形成耐人尋味的對照。
布萊希特作品的最早出版者赫茨菲爾德，曾經這樣評價他的老朋友：「他有兩個特點使我一直深受觸動，並且喚起我的一種驚異，甚至是妒忌的感情。這就是，他絲毫不多情善感，從不惋惜地回顧過去。」布萊希特還是個工作狂，只要他在場，人們就神經緊張，被逼得忘記自己那點憂愁，跟著他轉動起來。關於這一點，他的另一個朋友卡爾·克萊因施密特在悼詞裡說：「布萊希特確實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討厭」往往是喜愛的代名詞。一種強迫性人格，有了非凡才智的加持，就像一束強光，叫人無法躲避它的照耀。
布萊希特的人格結構裡的確具有一種德國式頑強，同時他頭腦清醒，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覺性——他是最早一批（1933年）離開納粹德國、踏上流亡之路的作家，這個及時而果斷的決定使他的尊嚴得以捍衛。對於布萊希特而言，流亡之路是一條反擊之路，他要強行在昏暗時代鑿出光明來，憑藉的是他那獨特的富有革命性的「敘事劇」，他不相信傳統悲劇的社會價值。布萊希特一生都熱衷於扮演一名兼職教師的角色，一個大眾的啟示者。他的強大，在於從未對自身的處境絕望，也不放棄對德國民眾的希望。
二
克諾普夫在《後記》中不無自豪地提到，《昏暗時代》是他「第五次從頭至尾穿越布萊希特的人生。」從八十年代兩卷本近千頁的《布萊希特手冊》，到90年代《布萊希特全集柏林及法蘭克福注釋版30卷》，從新千年的第一部布萊希特長篇傳記，到推出《布萊希特手冊》新版，直至2012年的《昏暗時代》的面世，這位德國著名的布氏研究權威佔有一個資料王國，像一名雕刻家佔有一塊巨大的大理石料。他匍匐在近400部大開本書籍和堆積如山的複印資料上，經年累月地敲打和琢磨，石料如雪花紛紛飄落，最終浮現出一組壯觀的人物群雕，託馬斯·曼、瓦爾特·本雅明、埃利亞斯·卡內蒂等名流皆側身其中；正中間是布萊希特，叼著菸斗，一張瘦削精幹的臉，一雙似笑非笑的小眼睛，帶著點笑意，又帶著點挑釁。
克諾普夫用「刪略」這個詞語來描述這本傳記的寫作本質。「刪略」意味著專業的眼力、捨棄的勇氣和高度的寫作技巧，以及無法忽視的一點：作為一名將生命的大半時間奉獻給布萊希特研究的學者，對傳主所懷有的那種不動聲色的愛。甚至有評論家認為，這是一本550頁的辯詞，目的為了讓那些詆毀布萊希特的人閉嘴。雅恩·克諾普夫的行筆絕不是那種輕快型的。貫穿一生的政治交鋒和戲劇革新，重大作品的背景、主題和細節的分析，流亡年代的輾轉波折，人物關係的錯綜複雜，其間穿插了大量布萊希特生平資料：書信、日記、談話、事件、甚至還包括對劇院設備、排戲過程和文稿輯錄方式的描述，比如布萊希特自創的一種文件「剪貼複製」技術。克諾普夫使用一種精確與繁複兼容的文風，細枝蔓葉，鋪陳延展，如他這樣的德國學者不喜、或者說不擅長說故事般地寫傳，比起「輕」而「快」，他們更珍視「重」而「慢」。這也許是德國學者的特殊癖好：鍾情於博物館式的傳記做法。
從某種角度來說，《昏暗時代》也超越了一部人物傳記的範疇，它為布萊希特詩歌愛好者和布氏戲劇愛好者提供了豐富的具有專業價值的文學觀點和文學資料。
在昏暗的深谷裡，飢餓者已逝。
而你向他們展示著麵包，任由他們死去。
你莊嚴地高座，卻無人可見
在恆久的命運之上，閃耀而殘忍。
……
這是《昏暗時代》引用的數十首布萊希特詩作中的一首。根據它們創作的年代和緣由，克諾普夫把詩作安置在蕪雜的事件敘述中，它們製造出星星閃爍於幽暗森林上空的效果，又如漁網上銀光閃閃的拉鉤，拉出魚群的同時，也拉出龐雜水草。克諾普夫以一個文學教授的專業學養和不亞於詩人的敏感度，放慢傳記的節奏，細細解讀這些詩作，從主題到內容，從修辭、格律到韻腳，使人有時難免會產生錯覺，以為讀的是一本詩歌評論，而非一部人物傳記。這恰恰構成了這部傳記的引力場之一。克諾普夫這樣分析《神之頌》：「這首頌歌是對基督教之神的清算，沒有同尼採一樣否定其存在，而是立足於神本身……當飢餓的人在昏暗的深谷中死去，神卻端坐在高空，得以永生，無人可見但閃耀光輝（同昏暗相對）。另一組對立出現在『閃耀』和『殘忍』之間：基督教之神作為善和仁慈的象徵，卻是自負和冷漠的。」布萊希特開創了實用主義詩學，他的詩歌與他所處的時代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從不無病呻吟，故作姿態。
在牆上用粉筆寫著
他們要戰爭。
寫這句話的人
已經陣亡。
四行詩，一代人的悲劇。這首小詩蘊藏的能量不亞於一篇政論，或一部戲劇。訴諸理性和客觀，而不是訴諸感情，追求清晰與單純，而不是模糊與玄秘的詩歌，是布萊希特區別於裡爾克、貝恩、策蘭等德語詩人的標誌。克諾普夫在《昏暗時代》裡對布氏詩歌給予了與戲劇同等的地位，藉助他的專業分析，讀者更能深入領略布萊希特詩歌藝術的獨特魅力。
克諾普夫作為文學教授的專業喜好，也反映在他熱衷描述和分析布萊希特各個時期的語言風格。1920年代的布萊希特偏愛使用怪異甚至錯誤的德語，來顯示自己激進的美學。但他終究不是表現主義作家。布萊希特日常話語體系有非常鮮明的特徵，淺白、譏誚，讀來讓人忍俊不禁，有時則是一種致命的準確，使人感嘆其刻薄，但又不得不佩服其大膽。活靈活現的原話，在這本傳記中此起彼伏，每每叫人精神一振。
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曾評價布萊希特的語言「就像啟蒙課本的語言，拼寫出簡單的真理。」他比較布萊希特與託馬斯·曼的語言風格：「布萊希特重新賦予了德語散文路德式的簡潔風格，託馬斯·曼則在自己的風格中融入了古典的地中海傳統中的柔軟，明亮與優雅。」克諾普夫對布萊希特語言的評價與斯坦納遙相呼應：「布萊希特漫不經心地使用語言，卻不懼幽默和矛盾，他的語言以日常用語為導向，但又不被其束縛。路德也曾言：採萬民之言，而又非人云亦云。」
三
《昏暗時代》的另一看點，是克諾普夫對複雜人物關係的爬梳和呈現。在男女關係上，布萊希特是個相當多情、甚至可以說放縱的人，他同時和幾名女性交往，這是「市民道德「無法容忍的。私生活的「錯亂」也是布氏時常被詬病和批判的一點。奇怪的是，和布氏有關的幾位女性無一例外地成為他工作上的合作夥伴或者得力助手，她們當中有詩人、演員、記者、攝影師、作家，無論是智力上還是個性上都各具亮點，並非那種沒有自信和尊嚴，只處於被利用的地位。用布萊希特自己的話說，雙方是「相互利用」的關係，他在兩性關係中喜歡使用的一個詞語是「友好」。克諾普夫捨不得他的一手資源，細節陳述繁多，不乏火車站和咖啡館等公共場所發生的布氏與情人之間相互謾罵和肢體衝突的場面。基於嚴謹的學術素養，克諾普夫努力客觀呈現布萊希特，然而在某些時刻，他無法按壓為之辯護的衝動。在細述布萊希特放縱的一面之後，克諾普夫突然扳回敘述的軌道。
但是，《昏暗時代》最吸引我的人物關係並不是布萊希特與女性之間的情感故事，而是對布氏與同時代作家文人之間友誼和矛盾的書寫。其中與託馬斯·曼之間的論戰，波瀾起伏，餘音不歇。
託馬斯·曼比布萊希特大23歲，對於布曼之爭，1922年的柏林日報甚至用了《舊人與新人》這樣刺眼的標題來展現這場代際衝突。這也是兩大文藝陣營的對峙。無論在政治上、文學上、還是美學觀念上，託馬斯·曼和布萊希特都大相逕庭：一個是大市民階級的代表，一個則是中產階級的「背叛者」；一個對所有意識形態的東西都刻意保持距離，另一個則是對社會問題極度敏感的先鋒派；一個極其珍視藝術家的「靈魂性」，在孤獨的寫字檯上完成他的小說，另一個則熱情擁抱電影、電臺、劇院，唱片等新時代媒介，讓自己全然融入時代、人群，依靠團體完成他的創新戲劇。在生活方式和個人形象上，託馬斯·曼和布萊希特也有雲泥之別：曼言行謹慎，衣著優雅，生活節制，連抽雪茄的數量和時間都有精確計算；布萊希特穿戴隨意，鬍子拉碴，還嗜煙如命。
克諾普夫試圖復原當年託馬斯·曼和布萊希特之間口誅筆伐的情景。他深諳如何讓一流人物之間的論戰，像一束光穿透《昏暗時代》，給讀者製造興奮的眩暈。因而他不滿足於僅用一個章節來展現論戰的激烈和長久，還動用了相當多的人物來充當證人，比如託馬斯·曼的兒子克勞斯·曼，還有文學評論家威廉·伊曼努爾·聚斯金德（德國小說家派屈克·聚斯金德的父親）。從1920年掀起第一輪辯論，到1926年矛盾到達高潮，之後這條線索在《昏暗時代》的時光長河裡若隱若現，穿過1930年代陰霾密布的歐洲，穿越大西洋，直抵1940年代初陽光燦爛的美國加州。布萊希特和託馬斯·曼雖同在流亡作家陣營，又都在加州安家落戶，卻沒能締結患難之情，最終發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年輕的布萊希特具有強烈的攻擊性。1920年，他率先挑起爭端，稱託馬斯·曼所代表的市民文學「有的只是美麗的話語，此外都是空洞之物，因為它沒有與時俱進。」曼反擊布萊希特的戲劇「充斥著刻意的討巧，用表現主義的特點展現下等人的無賴」。1926年，布萊希特寫道：「我遴選出曼，因為在那些虛偽、自負、無用書籍的布爾喬亞製造者中，他是最成功的類型。」曼則給布萊希特貼上了布爾什維主義作家的標籤——在他看來是「仇視靈魂和情感的」。託馬斯·曼具有老一輩人的驕傲與保守，襯託了新生代布萊希特的尖刻和不留情面：「我反對印刷曼的書籍……我坦然承認，為了阻止某些書籍的出版，我簡直願意犧牲金錢。」
面對布曼之爭，克諾普夫的情感天平會悄悄傾斜。他一忽兒點評道：「布萊希特知曉，如果曼回應挑戰，曼的偉大可以襯託其對手的偉大。而託馬斯·曼恰恰給這位年輕的挑釁者提供了這樣的幫助。」一忽兒又批評道：曼「如此輕率地評價布萊希特，是蓄意還是有欠考慮，如今已經無從解釋。」
假如沒有足夠的耐心消化龐大的書頁，也不願陷入人物關係的叢林泥沼，那麼書中一串串別致的雙層小標題——它們往往是布萊希特的一句話或者一句詩——可以幫助讀者迅速捕捉到閱讀的興趣點。在「生活：小市民到中產階級」這一節中，讀者可以探究隱藏在布萊希特的出身階層、生活環境與他的藝術道路之間的某種關聯。布萊希特的父親從一家紙業公司的小職員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商務部主管。「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布氏一家生活得已經十分優越，以至於歐根(布萊希特全名歐根·貝託爾特·弗裡德裡希·布萊希特)是在社會的特權階層中長大，可他的周邊卻被無產者氛圍環繞。」即便戰爭期間，布萊希特一家也從未受過飢餓的威脅，而一戰期間，大約有75萬德國人死於營養不良及其後遺症。
合上厚厚的傳記，我不禁琢磨克諾普夫為何選擇「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作為這部布萊希特傳記的標題，願意將其理解為：這是一門如何在政治威脅和漂泊困頓中維護自身作為藝術家的「正直」的藝術。在這個意義上，布萊希特是「幸運星」，他的生命形態，經過克諾普夫的記述，顯得如此豐富多端，波折起伏。由此便可理解，這個人身上集中的讚美與敵意為何一樣多。而我最為之折服的，是布萊希特身上那種無所畏懼的力量，一種不乏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一種包含巨大悲憫的務實精神，這便是布萊希特的偉大之處。正如他所言：「藝術和科學，兩者都不應把任何思想浪費在不可改變的東西上，兩者的任務同樣為利用應有盡有地存在的繩索，把這個受苦的人類從黑暗的深淵裡拉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