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珂
認識安危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事。是他，將我引進「譯協」的大門，也是他使我與斯諾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果說安危在認識了海倫·斯諾之後確定了人生奮鬥的目標，那麼，我與安危的相識、相知，並成為莫逆之交，則改變了我的理想追求，使我開始走上崇尚正直，追求真理，遠離官場，安貧樂道的人生旅途。
坦率地講，在我1987年9月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參加在西安八辦紀念館舉辦的由安危一手策劃的「海倫·斯諾在中國」圖片實物展以前，我居然孤陋寡聞到不知道海倫·斯諾是誰。展覽中耳聞目睹的一切，包括所有參加開幕式的國內外嘉賓都強烈地震撼著我那個敏銳的新聞神經，開幕式上，我採訪、錄音、拍照，忙得四腳朝天。
兩天後，一篇題為「一位未被頌揚的偉大女性」的長篇報導在陝西日報副刊《星期天》頭版頭條位置上與讀者見面了。也許就在那一刻，我這個學英語出身、又對海倫·斯諾如此感興趣的新聞記者進入了安危的「視野」。15年後的今天，我才終於明白了我為什麼會成為安危的一個知己。
實際上，他不是對我一個人「情有獨鍾」，而是所有願意報導和宣傳海倫生平及著作的新聞工作者都是他的「獵取」目標。從我翻譯的這本《忘年之交——海倫與安危兩地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安危不止一次地在信中告訴海倫，他已經把宣傳海倫、翻譯出版海倫的著作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而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安危一個人孤軍奮戰是不行的，只有新聞記者可以使他實現這個奮鬥目標。
正如海倫選擇安危那樣，中國了解30年代那段歷史的人多數不懂英語，而青年一代懂英語的又大多不了解那段歷史，於是，安危最終成了海倫的最佳選擇。安危認識的記者很多，但大多又不懂英語，而他的英語朋友中又大多不是記者，於是，我便成了安危的最佳選擇。
也許我這種比喻口氣大了一些，因為到現在為止，我依然認為，無論是外語水平、政策水平、學術成就還是為人處事，我都是安危的學生。2000年10月底，我在美國猶他州楊伯翰大學舉辦的「海倫·斯諾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用英語演講，我坦誠地告訴聽眾，「安危是研究斯諾的專家，而我則是研究那些斯諾研究專家的專家」。
儘管這種幽默博得了許多掌聲，但我心裡一直很沉重，這個久駐心頭的「沉重」，便是我下決心翻譯出版安危與海倫通信集的原動力。實際上回國不久，我便把手中所有事情放在一邊，一頭扎進史料和海倫的手稿之中。為了幫助理解海倫原信中涉及的歷史事件，我在動手翻譯之前，再次通讀了《西行漫記》《延安採訪錄》《我在中國的歲月》《毛澤東的故鄉》等著作，儘管出版社、譯協的工作千頭萬緒，有些急辦的事情還得擠出時間去辦，但我還是趕在上半年完成了第一稿。
《忘年之交》英文版和漢語版
200多封信，近40萬字的翻譯，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完成，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數量之大，時間之短，工作之忙，再加上不會使用電腦，每個字都得一筆一畫地往上「碼」，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也許是生活節奏太快，心理壓力太大，飢一頓，飽一頓，飲食極不規律，我終於因胃穿孔和十二指腸潰瘍住進了醫院。現在想來，我還真得感謝那次住院，它使我有了兩個禮拜與外界完全脫離、集中精力完成翻譯的有利條件，也得感謝省醫院的朋友給了我一個高幹單間病房，幾乎三分之一的手稿就是在那裡翻譯完成的。
現在，當這本散發著油墨之香的《忘年之交——海倫與安危兩地書》呈現在讀者面前時，我確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在長長地鬆一口氣的同時，我要在這裡倒出我積在心間十幾年的肺腑之言。
陝西是兩個斯諾工作和戰鬥過的地方，被他們稱為自己的「第二故鄉」，產生安危這樣的斯諾研究專家也應在情理之中。安危是個陝西扶風農民的兒子，20世紀60年代畢業於西安外院，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結識了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前妻海倫·斯諾。從他翻譯第一本海倫的著作開始，就決心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這項在世界範圍內均有進步意義的斯諾研究事業中去。
20多年來，無論命運之手將他拋向哪裡，他始終堅持收集、整理、翻譯、評價兩位斯諾的著作、手稿、遺物，先後翻譯出版了《延安採訪錄》《我在中國的歲月》《七十年代西行漫記》《毛澤東的故鄉》《架橋》等十幾部海倫有關中國的著作，並多次利用訪美的機會赴麥迪遜小鎮看望病困中的海倫老人，與她多次長談，從而揭開了60年前延安歲月中的一個個歷史之謎。他與海倫之間頻繁的書信往來就長達數10萬字。
1995年6-9月，應美國海倫·斯諾文學託管會的邀請，安危再次赴美，其間出席了猶他州立大學海倫·斯諾文獻資料館的開館儀式及海倫·斯諾文學基金會成立大會，並在加州、明州、康州等數十所大學及新研機構巡迴講學，成為中美友誼的友好使者。
在此期間，他再次前往麥迪遜看望89歲高齡的海倫·斯諾，並錄製了長達5個小時的「海倫採訪記」錄像帶和14小時的「海倫訪談錄」錄音帶。身體每況愈下的海倫將她最後一批與中國革命有關的遺物和手稿全部託交給安危，其中包括斯諾當年採訪毛澤東用過的打字機，用於紀念斯諾訪問陝北60周年，以及1997年10月初開幕的「海倫·斯諾生平展覽」。
記得1995年美國傳記研究院在授予安危「二十世紀成就獎」時稱他是「最令人敬佩的人，他在事業上的成就和對社會的貢獻不僅鼓舞著當今一代人，而且也會鼓舞一代又一代後來人」。
應當說，安危獲此殊榮當之無愧。自10多年前，有關部門糊裡糊塗摘去他的「頂戴花翎」以來，他為中美友誼所做的一切幾乎全部是用業餘時間完成的，有時甚至把自己的工資也往裡「貼」。從「武漢斯諾國際研討會」到「寶雞國際工合研討會」，從1996年的陝西「斯諾月」到1997年海倫逝世後的人民大會堂紀念大會，永久性「海倫·斯諾生平展」，《偉大的女性》的出版，電視片《美麗的海倫》等大型系列活動的舉行，組織斯諾代表團赴美參加國際研討會到「海倫·斯諾文庫」的正式啟動，他都不遺餘力、盡善盡美。
尤其值得我們永遠銘記的是，由他聯絡、組織、實施的美國環球志願者文化交流項目，自1996年啟動以來，已經有近百隊千餘人次的美國志願者來西安義務服務，與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記得1998年在柯林頓總統訪問西安前夕，正在西安服務的志願隊隊長馬麗雅女士面對全體隊員和中國師生，右手放在胸口，左手揮動著拳頭說：「如果哪一天，哪位美國政治家要同中國開戰，我們這些志願者都會義無反顧地說NO!」她說得熱淚盈眶，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是的，在許多人一切向錢看、一切向權看的今天，選擇民間組織作為施展自己抱負的舞臺，實在不是一個明智之舉，尤其是從事與外國人有關的事業更是難上加難。在中國，外事在一些人看來一直是官方的公事，與老百姓關係不大。10多年來，以安危為主席的陝西斯諾研究中心這個非政府組織做了多少與美國有關的好事善事，凡是關注中美間友誼的人們都是有目共睹的。
回首「斯諾研究中心」十幾年的創業路，可以說月月有計劃，年年有高潮，像一個官方的外事機構那樣忙碌。他們沒有錢，沒有車，沒有人，沒有辦公地點，有的只是一顆無私奉獻的良心，用海倫生前的一句話說就是，「在西北，安危及其同事們實際上是一臺高速運轉、為友誼規劃供應能量的發電機。」陝西省譯協的另一位從外語起家、在中國喜劇美學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副會長陳孝英說過，「創造歷史的人往往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創造歷史」。這句話曾多次被譯協及斯諾研究中心的同事們當作一句名言來引用。
（圖：馬珂與劉力貞女士在楊伯翰大學海倫·斯諾國際研討會上的合影）
2000年10月，當陝西斯諾研究中心派出的13人代表團出現在大洋彼岸海倫的故鄉猶他州時，當陝西的幾位代表在國際會議上用英語侃侃而談時，那些一向傲慢的美國人不得不投來讚許的目光，因為我們不是花納稅人的錢來此公費旅遊的，而是自費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沒有任何官方色彩。我們的主人沒有因為我們是民間代表團而降低接待標準，所到之處均受到了貴賓般的接待。
（圖：《忘年之交》出版座談會，2003年）
我的話題可能扯遠了，但這的確是我翻譯完成《忘年之交》後最想說的話。20年間，兩位遠隔重洋，年齡相差半個世紀的異國男女，竟然寫了40萬字的信，有時連續幾天不斷寫信，有時一天寫好幾封信，這該是一種多麼崇高、多麼偉大的友誼。無論讀者從這本書裡得到什麼樣的信息，了解了什麼樣的秘聞，這本書都將成為海倫與安危個人友誼的象徵，成為中美兩個民族偉大友誼的象徵。
圖：《忘年之交》出版座談會，2003年
此時此刻，我要向多年來所有關心支持譯協及斯諾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們，向所有參與編輯、校對、潤色這部書稿的同行們特別是西醫大的朱澤生教授表示我發自心底的感謝。尤其是安危，我要感謝他把這樣一部珍貴的文獻史料無條件地交給我來翻譯出版。如果說有什麼期望的話，那就是中美兩國青年一代能從海倫、安危20年的通信中得到一點啟迪，研究歷史，面向未來，儘快加入到架設「橋梁」的事業中，將中美友誼的火炬世代相傳。
(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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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時空承載價值 ——賀《忘年之交》出版並致安危和馬珂
編輯：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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