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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在上海的一個媒體論壇上，臺灣《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評價一個人，有時候不在於他上臺時有多風光，更在於他下臺時有多優雅。
當時我還年輕，覺得高先生說了句聽上去很睿智的漂亮話，但也僅此而已。如今，隨著年歲見長，逐漸對這句話背後的含義有了點感悟。
近日翻讀章敬平的新著《世俗的聖賢——歐陽修傳》才發現，要論下臺的姿勢，歐陽修，這位生活在足足一千年前的古人，早就為後人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樣本。
今天我們知道歐陽修，主要因為他是《醉翁亭記》的作者，寫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這樣的名句。但如果你穿越回歐陽修的時代，將會驚訝地發現，這個自號醉翁的文人，竟然曾經擁有難以想像的政治地位：
宋仁宗晚年無子，推動這位皇帝死之前早定太子的，有歐陽修；
這位太子接叔叔的班即位後，想喊自己的親爹一聲爸，這件事將整個北宋官場分裂成截然對立的兩派，建議並做出皇帝可以喊親爹為爸這個重大政治決策的，有歐陽修；
隨後即位的皇帝宋神宗在挑選宰相時，也曾考慮過歐陽修。事實上，在副宰相這樣的高位上，歐陽修一幹就是十來年。
你可能會說，中國歷史上出將入相的多了去了，何況他前面還帶個「副」字，這沒啥啊。的確如此，在臺上比歐陽修風光的人，數不勝數。但歐陽修讓人記住的，正是他下臺時的姿勢。
有學者根據史料統計，就在外人看來最為風光的那十來年裡，歐陽修請求調離權力中心、乃至於最後乾脆請求提前退休的上疏與奏摺，居然達幾十次之多。一次兩次，你還可以說是裝裝樣子擺擺高姿態，但達到這樣的規模，可能就不好說只是姿態了。最後，神宗皇帝只好和王安石專門召開了個會，終於拍板同意歐陽修提前五年退休。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擁有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政治高位，歐陽修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甩手不幹呢？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長期以來的人生哲學，是進者儒家、退者佛道。《紅樓夢》正是在深厚的佛道思想指引下來寫興衰、寫無常，寫世事人生最後必定都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但這一點，不適用於比曹雪芹早生七八百年的歐陽修。就像他最尊崇的是唐朝的韓愈一樣，歐陽修是個純粹的儒家信徒，一生反佛。佛道思想，顯然不是歐陽修晚年時一再請求主動下臺的原動力。那原動力是什麼呢？從《世俗的聖賢》這本書中，我讀出了三點：
跟中國歷史上大多數位極人臣的人不太一樣的是，歐陽修能夠登上政治巔峰，靠的並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名聲。在當時，歐陽修的名聲大到什麼程度呢？大到當時的宰相韓琦跟皇帝講了個歷史故事，說韓愈是唐朝的名士，天下人都覺得他能夠當宰相，但唐朝皇帝就是不用他。如果用韓愈當了宰相，其實也不一定能有所不同，但正因為沒有用他，天下人到今天都在議論和責備唐朝那位皇帝。而歐陽修就是今天的韓愈啊，如果您再不用他，恐怕後世時天下人不僅會責備我，還會責備皇帝您啊。何不用一用試試呢？
也就是說，歐陽修當時的名望大到如果不起用他，皇帝和宰相都會擔心自己背上歷史的罵名這種程度。是屬於絕對的當朝「大V」、政治流量明星。但是，名望既可以把一個人推上臺，也可以把一個人趕下臺。尤其是對歐陽修這種靠道德與文章成名者，一旦進入到真實的政治操作中，自然會真切地感受到身為批評者與主事者這兩種角色之間的鴻溝有多大。而一旦你並未顯示出超出尋常的能量與能力，那天下人對你的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久而久之，盛名就會變成譏落，輿論就是這麼無情。
正因為如此，在進入權力中樞後沒多久，歐陽修就提出了辭職。但一如宦途深似海，豈是你想不幹就能不幹的？歐陽修只好一方面在其位則謀其政，勉力盡好自己的職責，另一方面一有機會就提出讓賢。終於辭職獲準後，歐陽修在私下裡對他的學生蘇東坡吐露了心聲：與其等到有一天被人趕下臺，壞了一生的名聲，還不如自己主動下臺，把主動權儘可能掌握在自己手裡。
在給皇帝的辭職申請書中，歐陽修也一再公開提到「知止」，亦即自己知道差不多了，應該適可而止。而「知止」，在古往今來的成功者中並不多見。知止，不僅是一種自我修煉，其實更是一種能力和判斷力。
這世上也許人人都想渴望成功，只是什麼叫成功以及成功的目的是什麼，卻完全可以千差萬別。當我最初聽說作者章敬平給他這本歐陽修傳起的名字叫「世俗的聖賢」時，我的第一反應是覺得有點怪。仔細一想，之所以覺得怪，可能是因為，在今天這樣一個世俗的時代，「聖賢」這個詞無疑顯得相當突兀和刺眼。我們已經習慣於用「裝逼」這樣的詞彙，來消解一切看上去有點與眾不同的人和事。試想在當下，如果一個人說，我的人生目標就是想成為聖賢，你會怎麼反應？估計絕大部分人的反應是，你腦子沒病吧？要不去精神病院看看？
但是，對於生活在一千年前的歐陽修來說，他的人生目標非常清楚，不是權力，也不是財富，就是要成為聖賢。而成為聖賢不能僅靠空喊口號啊，這就不能不提到歐陽修的一個重要主張——「名節」。經過最近一百多年的革命與社會運動，估計我們今天大多數人聽到「名節」這個詞時，就跟剛才說的聽到「聖賢」一樣，本能地會皺皺眉頭，這不都是些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東西嗎？
然而，如果我們能夠再多一點耐心，願意回到一個歷史人物所身處的歷史現場，就會發現，歐陽修之所以提倡「名節」，其實是抓住了當時最重大的時代命題並給出解決方案，那就是怎麼樣確保大宋王朝的穩定，避免重蹈宋之前五代十國時期的「覆轍」：今天你是大臣武將，明天你就可以把皇帝殺了自己做皇帝，而後天，另外一個大臣武將又可能把你殺了他來做皇帝，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歐陽修提出的「名節」觀念，就是要用名節來倡導與規範，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章敬平在書中，就此分別講了歐陽修對衛將狄青和文臣包拯的兩次討伐的故事，非常生動地闡釋了歐陽修的名節觀。
而歐陽修在官場巔峰時期一再提出辭職，正是基於這樣的恐懼和清醒認識：身處權力中樞雖然看上去風光無限，實則並非已所願和所長，再做下去，很有可能會晚節不保。那是一生提倡「名節」的歐陽修萬萬不可接受的。在最重要的「晚節」面前，在追求歷史評價的雄心面前，無論是權力的滿足感還是現實的榮華富貴，都顯得沒那麼重要和不舍了。
很多政治人物和成功者之所以久久戀棧，是因為深恐下臺後失去的是整個世界。而如果你讀完章敬平這本書便會發現，歐陽修真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如果用「家」來形容，他不僅是文學家、政治家，還是歷史學家、金石學家，流行歌詞作家。
他也是一個有情趣的人，一生愛茶愛酒愛牡丹愛歌妓，既提倡名節，又能寫出「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這樣的詞。
他也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晚年時把自號從醉翁改為了六一居士，他在自己寫的《六一居士傳》中提及：
有客人問道：「六一，講的是什麼？」
居士說：「我家裡藏了書一萬卷，集錄夏、商、周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盤，又經常備好酒一壺。」
客人說：「這只是五個『一』，怎麼說『六一』呢?」
居士說：「加上我這一個老頭，在這五種物品中間，這難道不是『六一』了嗎？」
所以，歐陽修在下臺前，就已經反覆規劃好了他下臺後的人生。對於有些人來說，告別一個舞臺，就失去了整個世界。而對於有些人來說，告別一個舞臺，是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無疑是屬於後者。
只是，人生不可能如同規劃中的那樣圓滿和完美，而是充滿了各種遺憾。告老還鄉僅一年後，歐陽修就因病離開了這個世界，此時，他為自己養老修繕的房子，才剛剛落成幾個月。就如同歐陽修的主動下臺，雖然成功保住了晚節，但是否能稱得上優雅，也是見仁見智。
如果你讀完《世俗的聖賢》這本書就會發現，歐陽修下臺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在於作為宋仁宗的養子而繼位的宋英宗，是否能夠稱呼自己的親生父親為爸這場史稱「濮議之爭」的重大政治風波中，歐陽修站在了大多數大臣的對立面，從而遭到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禮」制派的輪番口誅筆伐，以至於幾年後，還鬧出被政敵指控與兒媳亂倫的醜聞。總之，也是各種灰頭土臉和雞飛狗跳。要說姿式優雅，可能也難。
不過，這可能才更接近人生和歷史的真相。正如作者章敬平在後記中所說，「隨著個人境遇的變化，一次又一次的出醜，一次甚於一次的窘迫，歐陽修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日漸豐滿，越發親切。」
不說我等普通人，即便是像歐陽修這樣立志作聖賢的人，也有著各種出醜和窘迫，也充滿了矛盾與糾結。正如舞臺可能有大有小，但每個人會上臺，也會有下臺。而有些人之所以能夠打敗時光成為傳奇，就在於他身上總有一些東西，能夠戰勝那些出醜和窘迫，而那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普通人學習的。或者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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