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馮小剛的「活著」

2011年，馮小剛用一年多的時間，拍攝了根據作家劉震雲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的電影《一九四二》。看完之後，很多影迷說，這部電影應該叫作《死了》或者叫作《死了的三百萬》，因為在電影裡，遭遇旱災的河南難民死亡三百萬，整部影片都被「死亡」兩個字的陰影籠罩著，但我更願意將之視為馮小剛對另一種「活著」的有力闡釋，一部堪與張藝謀《活著》相媲美的偉大之作。

《一九四二》從開拍到上映，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而完成這部片子，從選中劉震雲的小說，到籌拍，馮小剛用了19年。片子在1994年、2000年和2002年三度籌備都未能順利開機，直到2011年再度籌拍，才得以實施。

其間的困難，在接受採訪時，馮小剛用三個「不可能」來形容它的不容易。

第一個「不可能」：《溫故一九四二》是一篇調查體小說，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把這樣的一篇小說改編成電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第二個「不可能」：小說裡的幾條主要線索，災民、國民黨政府、日本人、美國記者、傳教士互相不見面，又共同攪和到一場災荒裡，都在利用災民打自己的算盤。主角之間不見面又發生著關係，這對於一部電影來說，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第三個「不可能」：一個編劇、一個導演，一個公司19年堅持不懈地去做一部電影，不是一氣呵成，是喘了幾口大氣，被潑了19年的冷水，還能矢志不渝，痴心不改，這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幸運的是，即使在這種舉步維艱，如履薄冰且吃力不討好的情況下，馮小剛還是堅持了下來。他本可以延續以往的喜劇風格，繼續炮製出能夠賺得盆滿缽滿的喜劇片，最終，他還是選擇跳出商業娛樂帶來的利益漩渦，拍攝下了這部嚴肅而又充滿悲劇色彩的影片。

電影開場以一個極其冷靜男子的口吻敘述了電影的背景：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史達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邱吉爾感冒。」

乾旱，蝗災，戰亂……一開始就奠定了電影的主基調。對於當權者來說，他們以天下為棋盤，以人民為棋子，在政治上縱橫捭闔，謀取利益最大化。而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在種種困境中，他們的基本訴求只有兩個字：活著。

為了躲避戰亂，蝗災，上千萬難民從河南出發，開始逃荒之旅。電影的開始，便以地主範殿元（張國立飾）一家的逃荒為主線，拉開了電影的序幕。

在張藝謀的《活著》裡，張藝謀濃墨重彩闡述了福貴（葛優飾）跌宕起伏的一生，從嗜賭如命的地主紈絝，到被騙光家產，淪為窮困潦倒的貧民，再到擔起家庭的重擔，負重前行，一步步闡釋「活著」的要義。

在《一九四二》裡，在地主範殿元的身上，觀眾同樣能夠感受到命運的無常與戲劇化：範殿元本是河南財力雄厚的大地主，卻因為旱災和蝗災的突然降臨，窮人的反抗而一夜致貧，家園被燒毀，本來只是想著出去避災，又在突發的戰亂裡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物資，一家人淪為真正的難民，裹挾在難民群眾舉步維艱，由此可見，財富並非堅固的護身符，在大災大難面前，財主和長工以一種荒誕的方式走向了地位的平等。

這一點，與《活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電影以兩條主線的方式推進劇情，一條是地主範殿元一家的逃荒，而另一條則是各類政治家、記者、傳教士等身份的人士，在面對災荒、戰亂時的不同態度。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當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關鍵時刻，出現啃樹皮、吃黃土，野狗吃人，乃至於賣兒鬻女以換取「活著」的機會時，另一面則是重慶陪都的夜夜笙歌，忙著排練歡迎外賓的盛大場面。災民在忍飢挨餓，而省長和官員們則有魚有肉，連「為民請命」的李培基面對官員的諂媚時，也只是一句不鹹不淡的「在這種大災大難面前，這樣太過了」。

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杜甫式」的反差讓人感到了刺骨的深寒。

有一位暴君曾說過：一個人死亡是一齣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是一個數據。

天災人禍中，站在死亡的邊緣，最能檢視人性的無奈與黑暗。馮小剛克製冷靜的鏡頭下，不乏對當權者的明嘲暗諷。

李培基（李雪健飾）本來前往重慶陪都是為了匯報河南饑荒問題，申請救災物資，可是在當場聽取匯報之後，發現「他們匯報的事情都遠比老百姓挨餓要重要」時，戛然而止。比老百姓挨餓受凍「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是邱吉爾的感冒，還是甘地的絕食？

更為諷刺的是委員長（陳道明飾）在得知河南發生饑荒後，「支持」救災的方式也很特別，是每頓飯減少兩個菜！

在國內大公報記者深入災區，發回報導時，委員長第一反應也不是立即發放物資救濟災民，而是停辦大公報，制止輿論擴散。在外國記者白修德將河南災荒揭露之後，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時，才採取措施，發放了八千萬斤糧食。

在糧食被當地官員貪汙，甚至用來牟利時，採取殺一儆百的方式鎮壓，這種看似雷厲風行的果決方式，更像是曹操殺糧官以平民憤時的無力掩飾。

作為國民黨軍隊的代表，在關乎國家存亡，老百姓生死時的態度也與委員長如出一轍：

「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我們就會亡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也認為：「只有徹底打敗日本人，百姓才能豐衣足食。」

自上而下對生命的漠視，更像是一個政治隱喻：一九四二年，國民黨選擇了放棄人民，而人民也在一九四二年之後選擇了放棄國民政府。

戰爭的基本要素是人，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一九四二年，面對災荒，國民政府選擇將上千萬災民這個「爛攤子」甩給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反過來利用飢餓的災民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反撲，從而導致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到此時，已經為國民黨最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政治離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遠，他們無法理解政治家、當權者們的「高瞻遠矚」和「開闊視野」，他們只關心政局是否穩定，家醜不可外揚，官場以百姓為芻狗，而老百姓在大災大難面前，永遠只有兩個字：活著。

螻蟻尚且偷生。人類具有動物最基本的求生欲，求生是人的本能。倉廩足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在生存的權力搖搖欲墜時，禮節、尊嚴統統變得單薄而脆弱。

馮小剛借用瞎鹿（馮遠徵飾）的一句話道出了普通老百姓內心的憤怒：「打，打，打他娘個屎，知不知道這裡正餓死人？」

在災難面前，吃飽肚子比什麼都重要。無關尊嚴，甚至無關對錯。因此，在尚未面臨絕境時，到地主家借糧食而被少東家威脅要「睡」她作為交換，花枝（徐帆飾）選擇了抵抗，可是，面臨飢不果腹，乃至於要面對死亡時，花枝會為了兩塊餅乾而和栓子（張默飾）「睡」。

曾經的地主東家，也會因為要活下去而放下尊嚴和禮義廉恥，幹起了偷外國記者驢子的勾當，會因為無力拯救妻子，而導致妻子活活餓死，甚至會為了養不活年僅17歲的女兒，而讓她被賣到煙花之地，供官員們踐踏。

人命賤如螻蟻，以糧食來換算，不過是幾鬥小米。

當生而不得時，普通老百姓就只剩下深深的絕望與麻木。

在災難和戰亂面前，國民政府不可靠，宗教信仰不可靠，連對上帝充滿敬畏和信仰的衛道者安西滿（張涵予飾）也會發出這樣的靈魂拷問：

「這裡發生的事情主知道嗎？如果他知道，為什麼不做任何事？」，「上帝為什麼總鬥不過魔鬼？如果鬥不過，為什麼還要信他！」

這是馮小剛對宗教和信仰的質疑，也是對普通老百姓的悲憫。張國立在受訪時說：「馮導不讓流淚。他說在苦難的面前，人們已經對這種痛苦和這種分離開始麻木了。」

在談及創作初衷時，馮小剛曾說：「我們是災難深重的一個民族，很多災難都被遺忘了，卻沒有反省甚至不敢反省，迴避提起，這是多麼不應該。」

無論是張藝謀的《活著》，還是馮小剛的《一九四二》，都在以冷靜的鏡頭在敘述著死亡，為何還要稱之為「活著」？

從生物的屬性來看，活著是將基因延續下去。而當人解決了基本的生存問題之後，是為了更好地活下去。

在《活著》裡，福貴一家經歷了家道中落，到戰亂時的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福貴的女兒鳳霞因為生病而啞了嗓子，成為啞巴。再到福貴兒子的意外死亡，女兒難產大出血死亡，外孫因為飢餓吃了太多豆子而被噎死……一樁樁，一件件，都將人推向了絕望。但在絕望中，隱忍的血液裡又孕育著新的希望。在戰亂中，他們希望苟且偷生，在兒子意外被春生的車碾死時，面對春生，福貴一家依然希望他能「好好活下去」，這是人性光輝的一面，它閃閃發光，經久不息。

在《一九四二》裡同樣如此：老東家帶著一家逃難，兒媳懷孕，即使在艱難困苦之下，他依然會為兒媳生下孩子，新生命的誕生而歡欣雀躍，默默祈禱。兒媳和妻子陸續餓死，女兒被賣到青樓之後，他依然不忘帶著孫子逃亡陝西，在陝西陷入絕境之後，決定一死了之的他，在看到路旁死了所有親人的小女孩，毅然決然放棄死亡，而帶著小女孩繼續前往生的道路……

餘華在《活著》裡寫道：最初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是因為不得不來；最終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是因為不得不走。

在死亡來臨之前，人最大的訴求就是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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