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發生了許多大事。中蘇美英等國籤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郭沫若創作歷史劇《屈原》，英國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出生，中國女作家蕭紅在香港病逝，時年31歲。
也是同一年，身處抗戰前線的河南發生舉世震驚的大饑荒，上千萬人流離失所，近300萬人被餓死。
這一年，世界上那麼多事都被爭先報導，唯獨河南大饑荒沒有被引起注意。甚至連中國自己人都不在乎，最後是美國記者白修德進入受災重區，記錄下當年的慘狀。
逃荒路上的災民
在《一九四二》裡，在地主範殿元的身上，觀眾同樣能夠感受到命運的無常與戲劇化：範殿元本是河南財力雄厚的大地主，卻因為旱災和蝗災的突然降臨，窮人的反抗而一夜致貧，家園被燒毀，本來只是想著出去避災，又在突發的戰亂裡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物資，一家人淪為真正的難民，裹挾在難民群眾舉步維艱，由此可見，財富並非堅固的護身符，在大災大難面前，財主和長工以一種荒誕的方式走向了地位的平等。
這一點，與《活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電影以兩條主線的方式推進劇情，一條是地主範殿元一家的逃荒，而另一條則是各類政治家、記者、傳教士等身份的人士，在面對災荒、戰亂時的不同態度。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當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關鍵時刻，出現啃樹皮、吃黃土，野狗吃人，乃至於賣兒鬻女以換取「活著」的機會時，另一面則是重慶陪都的夜夜笙歌，忙著排練歡迎外賓的盛大場面。災民在忍飢挨餓，而省長和官員們則有魚有肉，連「為民請命」的李培基面對官員的諂媚時，也只是一句不鹹不淡的「在這種大災大難面前，這樣太過了」。
活著，是他們逃荒的理由和想要的結果，至於結果是怎麼活下來的，好像就不那麼重要了，是滅絕人性，賣妻賣子，易子而食？還是做亡國奴，漢奸走狗，給日本侵略者使喚？
於是，電影裡沿用了小說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情節，那就是他們投靠了給自己發放軍糧的日本兵。
電影裡的蔣鼎文對著李雪健飾演的主席曾經說過這麼一番話：如果兩個人要同時餓死的話，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我們就會亡國。
在馮小剛的這部電影裡，其實刻畫了很多腌臢的人性，但是同樣，也有很多真實的人性，熠熠生輝。
比如瞎鹿，不管什麼時候，都要帶著老娘，有一口吃的也要帶著老娘，這就是人性的光輝；
比如星星，在眼看一家人都要活不下去的時候，一個大小姐選擇了賣掉自己，就為了讓自己唯一的父親活下來；
再比如最後一刻失去所有的張國立選擇了帶上一個陌不相識的小女孩一起活下來，這就是善良的勝利，這就是人性的勝利。
而這也是這部電影真正的深度和廣度之所在。
總之，馮小剛2012年上映的這部電影《一九四二》，不管是從電影語言，還是從故事內核來說，都是一部經典電影，再加上電影之中體現出來的人文關懷更讓人這部電影足以影史留名。
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的觀眾會喜歡這部電影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