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君臣綱紀與中唐政治危機——韓愈《毛穎傳》解讀
按：本文曾於2013年11月第二屆比較古典學年會上宣讀，其後發表於《古典學研究》2016年春季卷（該刊要求摘要在七百字左右）。
陳慧，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廣州，510275
摘要:韓愈《毛穎傳》主要模仿《史記·滑稽列傳》，以諧辭與隱語的方式來諷諫時君。其成文且在中州流傳的時間，不早於元和元年六月，不晚於元和四年七月。比照韓集並參考相關史傳發現，《毛穎傳》中的秦始皇與毛穎，分別影射中唐時期的唐德宗與陸贄。毛穎與陸贄祖籍地近，皆出身低微，博學能文且通於時務；皆在追隨君主平天下的過程中，有人文化兵之功，因此深得愛重，掌詔敕、參政事，形同「內相」；其後皆入主中書，起初仍被用作「天子私人」，親寵逾於常禮；皆因君主專斷自決、多疑寡恩，雖身居高位、盡心有功，而未得大用、賞不酬勞，一旦不能盡合君意，便永遭棄置、死於貶所。陸贄是中唐時期極為關鍵、典型的政治家，在當時士君子看來，其命運與唐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一方面，陸贄時以儒家禮義啟悟德宗，使唐室能迅速在建中之亂中轉危為安，繼而被寄予轉安為治的厚望；另一方面，陸贄的仕宦經歷特殊，與德宗關係雖由親轉疏，卻都折射中唐宰相權力的虛化——長期兼任翰林學士時，代表德宗早期培養的內廷力量開始分奪相權；而後出任宰相，又成為德宗後期進一步削弱相權的犧牲品。韓愈試圖藉《毛穎傳》啟悟新主憲宗，中唐政治危機的根源在於綱紀不振，君臣綱紀尤其君相關係存在嚴重問題。安史之亂、建中之亂等一系列戰爭衝擊了原有行政體制，如君主獨斷寵私、違禮背義，繼續削弱外廷宰相的權力，易致奸佞趁虛得勢，賢臣輕遭貶死，朝廷威柄將更加衰微，無法對四方形成信服力與威懾力。要徹底解決藩鎮之亂，真正實現大唐中興，有賴內修德政、人文化成，君主當先正其身，廣納忠言，歸政於相，使臣以禮。
關鍵詞:韓愈，《毛穎傳》，中唐，君相關係，陸贄。
韓愈有意「作唐之一經」，其《毛穎傳》模仿史遷身份與筆法，卻只是為一支兔毛製成、名為「毛穎」的毛筆作傳，令時人讀罷大笑稱怪。後人也多惑於它的「不經」，將它視作子虛烏有的莊周寓言，或徒逞史才的俳諧文字而已。
然而，同以修辭明道為志業的柳宗元對《毛穎傳》特別看重。柳每每撰文與韓較量，唯對此篇自嘆弗能，更因怕人輕看，特作《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為之辯護。韓、柳自述為學門徑，皆及《莊子》與《太史公書》。但柳宗元並未將韓愈「發其鬱積」的《毛穎傳》理解為莊周寓言之流，而是點明它與《史記·滑稽列傳》一脈相承。
《史記·滑稽列傳》所傳人物主要採取諧辭、隱語（《文心雕龍》稱為「諧讔」）來諷諫人君。諧辭，如優孟諫楚莊王葬馬，先以誇飾、幽默之辭迎合君主，待其欣然接受再一反其意，歸乎正道；隱語，如淳于髡以國中大鳥諫齊威王，假借某物，隱約其意，使君主通過猜謎來領悟弦外之音，圖謀正道。
據此來看《毛穎傳》，先以幽默之辭引出毛穎，以誇飾之辭極言毛穎才能、秦皇恩寵，臨了筆鋒一轉，言毛穎只因不稱人主之意，便永遭棄置，末藉「太史公曰」諫以君臣之禮，符合「諧辭」手法；而毛穎顯系假借之物，「太史公」的身份也是假借，至於韓愈影射何事、用意何在，只能隱約判斷其關乎君臣之禮，具體仍待猜測領會，也符合「隱語」手法。如若《毛穎傳》確實模仿《史記·滑稽列傳》，那麼韓愈撰寫該傳最為期待的讀者，應是君主，或君主遇合的媒介，如不得遇，只好留待其他知音發明己意。
韓愈後來所撰《進學解》亦類乎此，但《毛穎傳》沒有《進學解》那般幸運。按《舊唐書》本傳，韓愈因才高累黜作《進學解》，「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毛穎傳》所體現的史才不在《進學解》之下，卻為時所笑，而唯一知己柳宗元，居夷處窮而已。不僅如此，柳對韓鬱積所在，不過點到即止，大概政治處境相似，不便明言，只好更待隔世知音。
直到當代學者卞孝萱、劉寧，才復強調韓愈學習司馬遷「指秦罵漢」，並以毛穎官至「中書令」為線索，尋求可能影射的政事、人物。卞文著眼「不遇」，認為史遷受腐刑後為中書令，韓愈承其志為受「元載案」牽連的兄長韓會鳴不平。案發前，元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韓會受其賞識任中書起居舍人。劉文著眼「致仕」，參照韓愈長慶年間所作《論孔戣致仕狀》，認為感慨毛穎「以老見疏」，是針對曾任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杜佑致仕一事而發，強調儒家君臣觀念中的仁愛因素。
韓愈素有重構「儒家政治-文化制度」的宏偉理想，韓會的遭際更多是個人與家族的不幸，與《毛穎傳》中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敘事頗不相稱；致仕制度固然是有待改革的內容之一，也不至於要害、迫切到令韓愈「憤積」並選擇隱晦地表達，何況杜佑致仕在《毛穎傳》成文之後。切脈韓、柳所在時代的疾患，這篇傳文是否別有所指，隱藏著其他更大的問題、更深的憂患？
學界主要依據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及《與楊誨之書》、《與楊誨之第二書》，判斷《毛穎傳》成文且在中州（京師）流傳的時間，不早於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十一月柳宗元貶永州之前，不晚於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十一月柳宗元據內弟楊誨之所持《毛穎傳》完成《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之時。其實，根據以下兩個信息可再縮小時段：《與楊誨之書》謂楊誨之隨父楊憑由京兆尹貶賀州途中持《毛穎傳》來，《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則說誨之南來之前《毛穎傳》早在中州流傳，「久不克見」。從傳播角度看，《毛穎傳》成文時間，當考慮柳宗元居永州，而韓愈居京師或近京師，而柳宗元丈人楊憑未離開京師之前。[①]
元和元年六月，韓愈由江陵府掾曹被詔權知國子博士，返京師，至元和二年夏末分司東都洛陽前，都在京師，待再回京時，已是元和六年。而元和二年楊憑由江西觀察使入為左散騎常侍，旋為刑部侍郎，元和四年為京兆尹，七月貶臨賀尉，旋徒餘杭長史。則《毛穎傳》成文且在中州流傳的時間，不早於元和元年六月韓愈返京之前，不晚於元和四年七月楊憑離京之前。
在《毛穎傳》成文之前，政局頗為動蕩：僅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到八月的短短時間裡，就經歷了「德宗（貞元）-順宗（永貞）-憲宗（元和）」的皇位更迭。這一年，本由國子監四門博士被貶陽山令的韓愈，因順宗即位，於夏季待命郴州；又因憲宗即位，量移江陵府掾曹，進一步權知國子博士。而作為《毛穎傳》的知己柳宗元，因順宗永貞革新登上政治生涯最高峰，後因憲宗即位迅速跌落，初貶邵州刺史，行路未半加貶為永州司馬。
要確鑿無疑地斷定《毛穎傳》所諷，就目前所存文獻來看不太可能，何況好的詩文往往得之現實而高於現實。故筆者無意像索隱派那樣坐實該傳所指，而是試圖在韓愈的書寫中，找到其更有可能影射的政事與人物，藉此探討《毛穎傳》急於向君主進諫什麼內容？
一、《毛穎傳》對唐德宗與陸贄的影射
《毛穎傳》中，秦兼諸侯、毛穎起伏，是兩條交織的重要線索。置入中唐建中藩亂前後的時局中來觀照，尤其是並讀韓愈所修《順宗實錄》[②]，會發現秦始皇與唐德宗之間、毛穎與陸贄之間，有許多耐人琢磨的相似點。
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幾大關鍵：
其一，毛穎與陸贄，皆博學能文、通於時務，各自追隨秦始皇與唐德宗平天下，有人文化兵之功，受人愛重。
《毛穎傳》寫道：「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值得注意的是，韓愈將秦兼諸侯主要歸功於毛穎文治，而非蒙恬武功：蒙恬伐楚途次中山，據卜辭俘獲對應「天與人文之兆」、能助秦兼併諸侯的毛穎。而毛穎果然博學能文，「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佔相、醫方、族氏、山經、地誌、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巿井貸錢註記」，為朝廷上下愛重。對於毛穎功績，韓愈模仿「太史公曰」評價道：「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
而唐德宗一心平定藩亂，卻激發建中之亂，朱泚、李希烈先後稱帝，後者國號「大楚」[③]，與《毛穎傳》中所討伐的「楚」對應。韓愈《順宗實錄》卷四在武功之外，力陳陸贄在此次平叛中文才卓越、以文德平叛之功，亦與上述毛穎文才文德相應：陸贄隨德宗避難奉天時，「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舊唐書》本傳亦稱其「於議論應對，明練體理，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更重要的是，陸贄勸誡德宗宣罪己詔以挽回叛逆者之心，並代擬《奉天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感動了許多將士。以致時議認為，德宗得以克平寇難，於貞元二年重新統一，除武功之外，也因「文德廣被，腹心有助」，即指作為心腹之臣的陸贄推廣文德有功。
其二，毛穎與陸贄祖籍地近，遠祖雖榮，出身卻低。初獲君主親寵用事，掌詔敕、參政事，形同「內相」，其後皆入主中書。
《毛穎傳》中，中山毛穎為溧水人氏，[④]先祖「佐禹治東方土」受封，本人則不過是「衣褐之徒」。此後因「惟上所使」、「善隨人意」，獲秦皇「日漸親寵用事」，累官至「中書令」。擔任「中書令」前，毛穎已掌擬各類文書，且通於時務，可預政事。對應中唐，其職務內容接近「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⑤]的中書舍人。但「惟上所使」，又指向唐德宗時號為「天子私人」[⑥]、涉中書事務[⑦]的翰林學士。而毛穎任「中書令」後，仍掌「摹畫」之事，多被密詔、任使，知其並非虛銜。可對應安史之亂前相當於首相地位的中書省長官中書令，或唐中後期相當於真宰相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⑧]
在韓愈的構思中，毛穎之於秦始皇的意義，猶姜尚之於周文王，姜尚被文王奉為師，地位相當於後世宰輔。按《史記·齊太公》，姜尚先祖佐禹平水土甚有功，韓愈書毛穎先祖「佐禹治東方土」即仿此。這不是一個隨性的模仿，韓愈為毛穎的出場所寫卜辭亦有暗示：「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這段文字，也模仿了《史記·齊太公》周文王得姜尚前的卜辭：「周文王將田，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伯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
至於陸贄，乃吳郡陸氏之後，與毛穎祖籍地近。[⑨]陸氏雖為望族，然贄父陸偘僅憑祖蔭得溧陽令，陸贄十八歲釋褐入仕，在德宗即位後，由監察御史召充翰林學士。據李肇《翰林志》，至德（公元756-757年）以後，翰林始兼學士之名，[⑩]因德宗雅尚文學受一定重視，但起初只是「對御起草，詩賦唱和」，後因政治形勢之變得以重用。陸贄即以翰林學士身份，跟隨德宗避難奉天，「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11]得以參與機要，「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12]
出身低微的翰林學士能分奪相權，成為公認「內相」、宰相備選，正始於陸贄，而建中之亂正是重要機緣。韓愈《順宗實錄》卷四所述挑明了這點：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陸贄作為祠部員外郎、翰林學士，扈從德宗避亂，書詔皆出其手。兩年內，「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兼翰林學士」。母喪服除後，「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當時，「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又云：「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雲由贄然。」直至貞元七年，陸贄乃罷翰林學士，次年擢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任宰相。[13]
其三，毛穎與陸贄入主中書之初，仍被用作「天子私人」，親寵逾於常禮。然因秦始皇與唐德宗皆多疑專決，故名位雖高，未得大用。
韓愈在毛穎為「中書令」之後，不再書寫毛穎才能功績，卻將筆觸轉向君臣關係，尤其凸顯秦始皇的專決寵私，以致毛穎雖恩寵在身，反無處施功。有三處細節值得注意：一是毛穎「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一是秦始皇「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只有毛穎與執燭者常侍始終。一是與毛穎相推致者，也得以「不待詔」而面上，「上未嘗怪焉」。雖都就文房四寶之一的毛筆特徵來寫，但突出人主的「狎」、「親決事」、因寵私而對「未待詔」面上者「未嘗怪」，似乎別有用意。
可相對應的是，唐德宗也是躬臨庶政，如上引所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長年兼任翰林學士的陸贄與之形影相隨，初為相時，仍被用作「私人」，其後屢上諫言，也是多不獲用。據權德輿記載，德宗早先對陸贄亦有暱稱，「有時宴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14]依例，君主稱臣，當稱字或官名，以示敬重優禮。[15]呼行第，同秦始皇稱毛穎為「中書君」性質相類，皆寵暱過甚，有逾常禮。陸贄初為相時，君臣仍相親近。陸贄曾建議讓臺閣長官推薦自己的部屬，德宗卻因疑慮外議，下密旨授意只需陸贄一人裁選便可：「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陸贄自知不妥，上《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力誡德宗不可廢公舉而行私惠，[16]還在《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中直陳德宗不顧名位乃天下公器，「以辭盡人，以意選士」，這就包括：以宰相是否承私寵決定其所引人才的用棄；過分重用稱愜之臣，不管其能力是否相稱。但據《新唐書》本傳，陸贄《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德宗「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為相後所上其他諫疏，也是或「愛重其言，不從也」，「所用才什一」而已，[17]不再像平亂之時多從其諫。
其四，秦始皇與唐德宗刻薄寡恩，儘管毛穎與陸贄盡心有功，一旦不合其意，便將他們貶退棄置，以致老死貶所，賞不酬勞。
韓愈極言毛穎所受榮寵，逾越一般君臣之禮，臨了卻筆鋒陡轉，「盡心」的毛穎不再盡隨人意時，便被秦皇無情拋棄：某次毛穎進見，「上見其發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竟「嘻笑」說：「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君今不中書邪？」從此「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封邑管城，相當於毛穎身死的貶所。[18]韓愈假借太史公身份評譏道：「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陸贄也被認為是「盡心」之臣 [19]，卻被好自決策的德宗愈發忌憚，以致君臣疏離，計策多所不用，且「奸諛從而間之」，更令德宗「屢至不悅」。[20]不久，陸贄罷相，一再貶為忠州別駕。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年）正月，德宗崩，順宗立。按《順宗實錄》卷四記載，是年三月，順宗追故相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陸贄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21]《順宗實錄》雖不像《毛穎傳》那樣假借「太史公曰」直言諷刺，卻以一句「士君子惜之」表明了態度。
二、《毛穎傳》與陸贄的共同政治關切與治世理念
《毛穎傳》中，因人文化兵、平天下有功的毛穎，累官至中書令，其與秦始皇的親疏，折射君相關係的緊張，暗示相權的不斷虛化。秦始皇好自決策、私意取廢，其「寡恩」與毛穎的「盡心」形成巨大諷刺。這顯然違背儒家所倡導的「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在「臣事君以忠」的前提下，君主卻未能做到「使臣以禮」（《論語•八佾》）。
陸贄的仕宦經歷同樣特殊，他是在平定藩亂的特殊背景下崛起的翰林學士，從形同「內相」到晚年罷相，都被視為建中之亂後相權走向虛化的標誌性事件：為翰林學士時，因受德宗倚重，人稱「內相」，昭示德宗開始培養內廷力量侵分宰相權職。任實際宰相時，卻受德宗猜忌、防範，被進一步弱化宰相權職，在其罷相之後，宰相更加不被信任。由於陸贄特殊的仕宦經歷，由於君相關係是君臣關係之首，討論他，就可集中探討藩鎮動亂與君臣綱紀問題，揭明中唐政治的根本弊端，並從陸贄經驗與觀點中獲得救弊的啟示。
結合第一部分的考證，本文認為，韓愈《毛穎傳》極大可能影射了唐德宗與陸贄，儘管還可能參考了其他人事，或具有更普遍的諷刺意義，但所反映的根本弊端、所吐露的救弊理念卻是很明確的：一就藩鎮動亂問題主張人文化兵，一就綱紀不振問題主張使臣以禮。
在韓愈看來，綱紀問題是關係藩鎮問題的更根本所在，若綱紀稍存，即便藩鎮作亂，亦不妨其久治，故而重振綱紀比平定藩亂更為緊要。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便指出，引起藩亂的原因，在於「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剛」，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乃是綱紀不振的體現。綱紀弛亂、政令曲折，這在藩鎮權重的背景下，更加削弱朝廷威柄，不利天下的統一安寧。
韓愈在貞元年間所作《醫說》也以秦譬唐，更明確地強調：綱紀為國之命脈。認為夏、殷、周因諸侯之作、戰伐日行而衰，卻因紀綱之存，能「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而秦稱王天下，只是聚兵攻打諸侯，不察紀綱之理亂，故只能「傳二世而天下傾」。明人黃道周評鍾惺《古文備體奇鈔》輯錄此文，便注意到韓愈以秦為喻，針砭時弊：「退之先生見唐室彝倫攸斁，藩鎮跋扈，皆由紀綱不振所致，故言天下安危，全系紀綱理亂，欲人君亟圖所重雲。」
此外，為平息藩亂所主張的人文化兵，與為重振綱紀所主張的使臣以禮，也都可歸結為本乎仁義。事實上，打動韓愈的，應不僅是陸贄如此富有代表性的仕宦經歷，更在於他對政治的判斷和對君主的忠藎，體現了仁義為本的政治理想。據正史評價，陸贄生平所論，「譏陳時病，皆本仁義。」[22]《毛穎傳》恰恰一正一反分別體現毛穎的人文化成，和秦皇的刻薄寡恩，毛穎起伏的關鍵，正取決於其本人或君主的「仁義」與否。在陸、韓眼中，以仁義為本，才能徹底拔除藩鎮動亂與綱紀不振這兩大毒瘤，實現大唐中興的願景。
陸贄曾在貞元元年（公元785年）提出「任德而不用兵」，韓愈除《毛穎傳》外在其他詩文中也表達了類似主張：如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作《遠遊聯句》：「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23]次年撰寫《贈太傅董公行狀》，也主要鋪陳董晉以仁義平撫藩鎮叛亂之功，謂其「未嘗言兵」、「志移教化」。且後來韓愈本人也有類似陸贄那樣言辭退兵的經歷：據其弟子皇甫湜所撰《韓文公神道碑》，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韓愈隨裴度平淮西時，嘗建議裴度，只需憑藉軍威，用言辭說服鎮州王承宗，不必用兵：「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而後，「得柏耆，先生受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王承宗果然為其言辭所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韓愈還在這途中作《晚秋郾城夜會聯句》，再次表明恥於用兵的觀點：「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爵。」[24]
此外，陸贄曾屢屢勸誡德宗歸政於相，以禮相待，應對韓愈有所啟發。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二月，陸贄以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時，已清楚認識到翰林學士分奪中書職權，侵敗了君臣綱紀。貞元三年，他上疏勸諫，指出安史之亂以來的一系列戰爭，衝擊了原有行政體制，使本來不幹時務、不預樞密的翰林得掌書詔。既然這是戰時從權的便宜之舉，那麼平亂以後，應將詔敕之權歸還中書，以免物議不平，「皆曰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至使聖代虧至公之體，宰臣有備位之名。」[25]然而德宗沒有接受此一建議。
陸贄為相後，又在《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中指陳朝廷已是「官序失倫，人才不長」，並列舉德宗造成此一局面的種種過失。除上文述及的「以辭盡人，以意選士」外，還有一個要因，在於德宗過度責望違忤者，不顧其多年修身勵行，「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以宰相為例，在陸贄罷相前，德宗親擢的參政宰相共21人（含陸贄），唯有兩位任期四至五年，餘皆在三年以內。[26]劉晏、楊炎、崔寧、竇參、姜公輔、蕭復等相，俱因德宗猜忌而被貶乃至被殺。平定建中之亂的功臣陸贄，為相之後竟也漸不為德宗信任，成為他過度責望的又一犧牲品。《順宗實錄》卷二云：「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是陸贄遭德宗新寵裴延齡等讒謗罷相，幾被賜死的那一年。
陸贄罷相後，德宗「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27]從此，相權每為德宗所親信的翰林學士，或專由宦官充任的樞密使侵奪。[28]《唐會要》云：「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自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奸進，而登臺輔者，備位而己。」[29]這說明相權虛化以後，主侵權職，主勞臣逸，君權過分集中，容易私意取廢，有違君臣進退之禮；也致宦官專橫用事，外廷宰相結黨排異，奸佞趁隙而入，掌握機要軍政，讒害忠賢，有失聖賢相逢之治。中央其身不正，則令不能行，權柄與威信弱化以後，更顯地方權重，失去震懾力與信服力。
陸贄的罷相和貶死，驗證了他此前的觀點，當對韓愈觸動極大。事實上，德宗以後相權虛化的影響非常深遠，對韓愈而言也非常直接，所歷順宗、憲宗朝，皆嘗其惡果，這應是促使韓愈創作《毛穎傳》的直接原因。順宗時，先是「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弄神器」[30]，又因永貞革新為平息藩鎮動亂，削弱宦官權勢，促使宦官俱文珍等發動宮廷政變，脅迫順宗讓位。翰林學士與宦官弄權，這正是韓愈所修《順宗實錄》的兩大主線。而在韓愈修《順宗實錄》前，已有樞密使劉光琦與中書史滑渙勾結，凌駕於宰相之上，監控排斥異己。對韓愈有延譽之恩的鄭餘慶，也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怒斥滑渙而罷相。[31]
餘緒
據《順宗實錄》，順宗於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年）三月「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詔未至而陸贄已歿，「士君子惜之」。這其中，就包括元和元年在中州（京師）的權德輿。他撰寫《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痛惜陸贄才高位達且獲幸時君，卻不像房玄齡、魏徵那樣，能盡王道以奉君、致天下以清平。又說「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言外之意是，陸贄最終不能君臣得遇的根由，不在於奸佞裴延齡使詐，而在於時君唐德宗未能如唐太宗那樣，盡王道以使臣。元和元年六月到次年夏末之前，韓愈都在京師，有極大可能對權德輿的序文有所寓目。根據對《毛穎傳》成文時間的判斷，參考權序的可能性很大。且上文講到，權序提及德宗暱稱陸贄「陸九」之事，頗為特殊，在《毛穎傳》中可找到對應。
韓愈也應是痛惜陸贄的「士君子」之一，但除《順宗實錄》有極大篇幅傳寫這位德宗朝的功臣外，現存韓集中再無任何明顯提到陸贄的文字。修撰《順宗實錄》是在韓愈元和八年（公元812年）十一月任史館修撰以後。考慮到陸贄為韓愈座師，理念又極貼近，時隔多年才有嘆惜之辭，頗令學界困惑。如若《毛穎傳》真是假借毛穎以喻陸贄，感慨其文德與不幸，則庶幾可解此惑。彼時需以如此隱晦的方式表達，大概受「二王八司馬」事件影響，考慮到陸贄為順宗追詔，尚不好確認新主憲宗的態度。
此外，與韓愈相知的柳宗元，也曾在陸贄被貶後為之痛惜。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柳宗元作《故御史周君碣》一文，表彰唐玄宗時直諫而死的御史周子諒。周君所諫之事，是指開元年間，張九齡因諫言不可用諂媚事主的牛仙客為相而被放退。時值陸贄被貶不久，有學者認為這是假借玄宗朝的張九齡與牛仙客，來曲筆諷刺德宗朝賢相陸贄與奸佞裴延齡之事。[32]陸贄早年扈從德宗避難奉天時，也曾將玄宗用奸視為大唐治亂之分，[33]以此諷諫德宗。他在《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中指出，玄宗起初克己納忠，寵私不敢幹預公議，故能上下通達，政治清明。其後驕奢拒諫，遂致內寵擅權，耳目閉塞，禍機四起，危害流播至今。[34]
殷鑑不遠，如果說，張九齡被貶，意味著大唐由治轉亂；那麼，韓愈在象徵「天與人文」之兆的毛穎（陸贄）貶死之後，所痛惜的就不僅是賢臣不遇，更在於王道不行、「唐胙不兢」[35]——大唐可能因此由安轉危，遑論由安轉治了。
正如王夫之云：「唐室為之再安，皆敬輿（陸贄）悟主之功也。」韓愈以《毛穎傳》向陸贄致敬和嘆惜，並非只是感慨一人或一類人的命運而已，更有意效法他為文「悟主」，表達人文化成的王道政治理想，獻上解決當下政治危機的治世良方。這位人主，正是即位不久，被寄予「中興」厚望的唐憲宗。韓愈認同陸贄一方面曉諭君主以仁德教化為先，來平藩鎮之亂，一方面誡以儒家君臣禮義，來救綱紀之失。同時特別指出，重振綱紀是更為根本的，其中又以重正君臣之倫，處理好君相關係為首要。原有行政制度尤其宰相制度已為連年藩亂衝擊打亂，如若君主專決任私，寡恩背義，繼續弱化相權，則易使奸佞間入，賢臣去位，中央之於四方的威信與權柄益顯削弱。因此，為從根本上解決中唐政治危機，君主須先正其身，廣納忠言，歸政於相，使臣以禮。《毛穎傳》的表達雖然隱曲，但若得遇知己明主，大概足堪引起其危機意識，激發其用人文化成天下的意志。
【注釋】
[①]柳宗元永貞元年十一月貶永州司馬，過潭州；而貞元十八年九月擔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的楊憑於同年同月移江西觀察使。韓愈《荊潭唱和詩序》為《荊潭唱和集》撰寫「序文」，「荊」，即荊南，指裴均，「潭」即湖南，指楊憑。貞元二十一年八月，順宗傳位太子李純（即憲宗），改元永貞，韓愈量移江陵府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府），荊南節度使與湖南觀察使轄地接近。說明韓、楊二人大概在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至永貞元年十一月期間已認識並有交往。
[②]當前學界傾向判定今傳《順宗實錄》為韓愈所撰，張國光、張豔雲、劉真倫、唐江浩等皆有考證。
[③]據陸贄《奉天論赦書事條狀》描述，當時「假王者四」、「僭帝號者二」，「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卷十七，中華書局，2006年，頁535。）朱於建中四年稱帝，國號「秦」，次年興元元年改為「漢」，李希烈於興元元年正月稱帝，國號「大楚」。
[④]文中「中山」所指古有定州、溧水二說，近世學者多主後者。不僅唐時貢筆出自溧水所在宣城，且依《毛穎傳》行軍順序，溧水亦合。如高步瀛認同溧水說，認為除符合《元和郡縣圖志》所云當時宣城產兔毛最精外，「於地勢亦甚合。楚自考烈王徙都壽春，在今安徽壽縣，則伐楚時，次江蘇溧水縣之中山，於用兵亦宜，並免朱子所譏。」載高步瀛選註：《唐宋文舉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263。卞孝萱的立論也是建立在中山為宣城的基礎上，概因韓氏有別業在此。本文依從高、卞之說。
[⑤] [唐]杜佑，《通典》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84年，頁125-126。
[⑥] [唐]李肇，《翰林志》，載[宋]洪景嚴編，《翰苑叢書》卷一，收傅璇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3。
[⑦]肅宗到德宗年間，於諸學士中選資高望重者一人承旨，參謀禁密，權任獨重。元稹《翰林承旨學士記》云：「大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憲宗時，正式常設翰林承旨學士。
[⑧]秦無「中書令」官名，漢武帝時以宦官任中書謁者令，掌傳達政令，司馬遷受腐刑後任此職。唐高祖時，「中書令「作為三省長官之一，掌草擬詔敕，內參機密，決議朝政，居宰相之任。用《唐六典》中的話，就是「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唐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後，「中書令」成為不預三省事務，而作賞功序進之用的榮銜。因此唐中後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才相當於真宰相。
[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吳郡改為蘇州，同年置浙江西道。而中山所在溧水縣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後隸屬宣州，此後至貞元以前，宣、蘇二州同歸浙江西道管轄。
[⑩]《舊唐書•吳通玄傳》載陸贄所言，亦云：「只自至德以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為名。」
[11] [唐]權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附錄卷二，前揭，頁814。
[12] [唐]李肇，《翰林志》，前揭，頁1-4。元和年間韋處厚所撰《翰林院廳壁記》也說：「逮自至德，臺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霈洽天壤之澤，導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
[13]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所載更為詳盡：「建中四年三月自祠部員外郎充，其年十一月轉考功郎中。興元元年六月遷諫議大夫。十二月轉中書舍人。貞元三年丁憂。六年遷兵部侍郎，又加知制誥。」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則強調陸贄翰林學士身份：「陸贄，祠外充考中又充，大諫又充，中人又充，丁憂權兵侍又充。」
[14] [唐]權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陸贄集》附錄卷二，前揭，頁814。
[15]德宗呼臣子行第，尚有一例。《唐語林》卷一記「宋濟考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日：『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唐]王讜撰、周勳初批註，《唐語林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頁49。）而其他稱字或官名以示優禮的例子有：《日知錄•人主呼人臣字條》提及《南史•蔡樽傳》載梁武帝宴請群臣，吏部尚書侍中蔡樽在座。武帝直呼其名，不答，改稱蔡尚書始作答應。梁武帝：「卿向何聾今何聰？」蔡樽：「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此外，顧炎武感慨唐太宗時，堂陛未甚闊絕，朋友之義尚在，故常稱臣下之字。（[明]顧炎武撰、張京華校釋，《日知錄校釋》，嶽麓書社，2011年，頁937-938。）又據《舊唐書•杜佑傳》，杜佑為相，因老疾欲致仕，而憲宗不許，反優禮之，每逢其入宮奏事，都不呼其名，而「常呼司徒」。另據《元史•趙孟頌傳》載：「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士人、史官對君主對臣子的特殊稱呼很看重，往往記錄以寓褒貶。
[16] [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卷十七，前揭，頁525。
[17]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三九，中華書局，1975年，頁4931-4932。
[18]呂夏卿《唐書直筆》對《春秋》書法及此前史家書法有所總結，曾引陸贄貶死之事提出書例：「賢臣死於貶所，書地，隱之也。」意思是賢臣未獲啟用、死於貶所，史家當書貶所（即死地），以諷人主不能用賢。[宋]呂夏卿，《唐書直筆》卷一，中華書局，1985年，頁6。
[19] [宋]蘇軾《進呈陸贄奏議札子》嘗總結陸贄與德宗的關係云：「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附錄卷二，前揭，頁817。
[20][唐]權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附錄卷二，前揭，頁814。關於「奸諛從而間之」，《順宗實錄》曾載翰林學士吳通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而宰相趙憬「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裴延齡遂多加饞謗，致使陸贄失去德宗信任。《毛穎傳》有處細節對此似有所鋪墊：韓盧嫉恨毛穎祖上東郭㕙善走之能，遂與宋鵲共謀將其殺害。趙憬、裴延齡輩猶韓盧、宋鵲。韓愈對趙憬、裴延齡不滿，前人已指其《原毀》、《原鬼》有所影射。如林紓評《原毀》云：「公當日不見直於貞元之朝，時相為趙憬……，現不以公為能，意必毀之者。」（[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14年，頁4。）又[清]湯壽銘增訂，蔣抱玄評註《注釋評點韓昌黎文全集》中《原鬼》「適丁民有是時」處有按語云：「是時中原之亂甫平，而陸贄罷相，……裴延齡輩相繼用事，故有是說。」
[21]《唐書直筆》認為陸贄為賢臣，有大勳勞，非罪而黜，死於貶所，除書貶所，還當書舊官、書「薨」。如變「薨」為「卒」，是「傷賢臣不復，故輕文譏王者不能用舊臣也。」[宋]呂夏卿，《唐書直筆》卷一，前揭，頁6。
[22]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五七，前揭，頁4932。
[23]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45。
[24]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十，前揭，頁1037。
[25] [唐]李肇，《翰林志》，前揭，頁3-4。
[26]崔志華，《唐德宗朝宰相及相關問題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頁24。
[27]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三五，中華書局，1975年，頁7575。
[28]貞元十二年，德宗更確立宦官專掌禁軍制度——神策中尉制，直接由皇帝授印任命，不受南衙宰相干預，可參機務之要。
[29] [宋]王溥，《唐會要》卷五三，中華書局，1955年，頁916。
[30] [唐]李肇，《翰林志》，前揭，頁3-4。
[31]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四六，前揭，頁4739。
[32]鄭力戎，《陸贄與唐宋古文大家》，《文史哲》，（1996）3，頁83-89。
[33]可與周子諒對應的是犯顏力諫陸贄無罪、裴延齡為奸佞的陽城等直臣。兩年後，陽城坐裴延齡事被貶，柳宗元為之連撰《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與《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還以直書的方式，表達對陸贄不避權幸、剛直敢言的欽佩。
[34] [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卷十二，頁382。又據《舊唐書•崔群傳》，崔群也嘗提醒憲宗，理亂之分，非始於天寶十五年安祿山範陽起兵，而起於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
[35]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五七，前揭，頁4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