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同一時代偉大的文學家，他們的友誼可以長久地為人們所傳誦，所記憶，比如李白與杜甫，白居易與元稹，歐陽修與梅堯臣。韓愈與柳宗元也一樣。今人經常會過分誇大他們在政治和哲學上見解的分歧，忽略了他們貫穿一生的友誼。我願意揭示一些一般讀者忽略的事實，展示他們不朽的友情。
韓愈畫像
柳宗元畫像
一、 韓柳交遊之始
韓愈與柳宗元是什麼時候開始認識的，不容易作結論，請先從明確的記載談起。
《四部叢刊》影元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末附《長安慈恩塔題名》：「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浚川同登。」注云：「已下並方本所載。」今檢方崧卿《韓集舉正》，未見此帖。按此題名當出慈恩寺石刻，宋人曾摩拓為《唐賢雁塔題名》，編韓集者據以採據。此帖今存殘卷，上述題名已無存。因題名無明確年代，後之各家年譜皆未考及。然據諸人行跡，可大致推知此為二人交往之最早記錄。
長安城慈恩寺內慈恩塔近照
慈恩塔在長安南郊慈恩寺內，寺乃高宗為太子時為生母長孫皇后所建，與曲江相鄰，中唐後更為士人遊覽名區。李翱《感知己賦》云：「貞元九年（793），翱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知翱此年方入京，為此題名之上限。孟郊卒於元和九年（814）。柳宗元自永貞元年（805）南貶，至元和十年（815）始得返京，是同登之事，不在元和間。韓愈貞元十九年（803）貶陽山，元和初方放回，時柳已貶永州，知可再向前推。華忱之《孟郊年譜》所考，孟郊於貞元十二年（796）登進士第後，尋即東歸，曾小住和州，寄寓汴州，於洛陽選尉溧陽，旋迎母南下，至元和元年始回長安。韓愈從貞元十二年起，入佐汴、徐幕府，中間雖曾數度入京，為時甚暫。據此推測，五人同登慈恩塔的時間，當不遲於貞元十二年（796）。在貞元九年至十二年的三年間，又以九年的可能性為最大。此年李翱貢舉入京，柳宗元於春間登第，韓愈於前一年登第，時方應宏詞試，孟郊試禮部而未第，年初正月五日有獨遊雁塔題名。以上推測，可以看到中唐這幾位大家，這時都還在科場奔波，悲喜不一，但相約同行，留下記錄，雖不知他們談了些什麼，但彼此確定的友誼，必然在他們今後的人生行事中留下痕跡。
柳宗元撰《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載他父親柳鎮的朋友，有：「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韓會較韓愈年長三十歲，名為兄長，實同父執，即與柳鎮可得為友。但此下雲「弟愈，文益奇」，既可理解韓愈也可看作他父親的朋友，也似不經意間順便提到。韓愈僅比柳宗元年長五歲，怎麼會成為父友呢？柳宗元敘父親一生事跡的《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服既除常，吏部命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閿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柳鎮作宣城令的時間，大至可以推定在建中時期，時柳宗元約十歲左右。韓愈因父親早亡，跟隨長兄生活。韓會於大曆十二年（777）受元載牽累，貶官嶺南，韓愈同行。數年後隨兄北歸，寄居宣城，其時恰為柳鎮任宣城令之時。今知柳宗元在父親自閿鄉徙官鄂嶽沔都團練判官時，隨侍在父親身邊，柳鎮要求到宣城任官的理由為「尊老孤弱在吳」，便於照顧，他赴職宣城後，將家人包括少年柳宗元接到宣城，應該順理成章。如以上推測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則韓、柳二人很可能在少年時期即已經定交。
二、 韓、柳在政治風雲中的沉浮
韓愈於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時年25歲。其後他再應詞科，在京城盤桓數年。柳宗元於貞元九年（793）登進士第，時年21歲，至十四年（798）中博學宏詞科，旋除藍田尉。韓愈自十二年（796）受宣武軍節度使董晉闢，為觀察推官。十五年（799），依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到十八年（802），為四門博士，方得返京。次年，遷監察御史，以論事切直得罪，遭貶陽山令。柳則於十九年拜監察御史裡行，二十一年（805）順宗即位，擢禮部員外郎，參與王叔文等新政。同年新政敗，遠貶永州司馬。梳理二人行跡，不難發現兩人同居京師，有較密切交往的時間僅有兩段，一為二人分別貢於禮部，先後及第，至韓愈入汴幕為止，前後約有四五年。當時彼此都很年輕，留下的記錄也不多。二為貞元十八九年間，大約僅一年多一些，各自在文學及任官方面都已獲得一些名氣，開始形成相關的朋友圈。柳宗元於貞元十八年為獨孤申叔所撰《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末記知者名單，其中有韓泰、韓愈、王涯、呂溫、劉禹錫、崔群等人，可以見到韓愈其時朋友圈的大致情況，其中多人皆屬永貞黨人或接近者。韓愈若非前此即外貶，很可能也會參與其間。
韓愈以貞元十九年歲末，貶連州陽山令。貶官的原因，《舊唐書》本傳云為「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另說是上疏言關中旱災，請有司寬民徭，免田租之弊，為京兆尹李實所讒。具體原因，似乎韓愈本人也不甚清楚。他有《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長詩敘述自己的猜疑，認為「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因為上疏後，「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得到肯定，但結果卻是「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這裡司空指剛從淮南調京的杜佑。韓愈始終懷疑別有原因，在此詩中留下「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一段疑問。他對柳、劉二人之人品有充分信任，認為他們都不會做出賣朋友的事情，然而別處也找不出原因，因此懷疑三人間私下的議論，為其中一人或二人不小心洩露給政敵，導致他的被斥逐。從這段詩句中，可以見到三人肯定在私下講了許多涉及當朝政治最敏感的話題，就當時來說，一是德宗因年邁而不思作為，政事廢滯，二是宦官專政越來越嚴重，為清流所側目，三是各軍鎮節帥長期不變動，割據態勢越來越嚴重。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如果說韓愈的猜測有一定道理，我更願意相信不小心說漏嘴的人是劉禹錫，因為劉長期擔任杜佑的掌書記，交誼密切，幾乎無所不談。韓愈自陽山量移為江陵司戶時，曾得機會見到南貶途中的劉禹錫，二人曾有長談，韓更建議劉寫信給杜佑，請求奧援。其間若有誤會，應該也已解釋清楚了。
劉禹錫雕像
永貞革新期間，韓愈在南方，對真相未必全有了解。他在陽山北行江陵途中所作詩，都帶有強烈的個人情緒，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雲「赦書一日行萬裡，罪從大闢皆除徙。遷者追回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只得移荊蠻」，對新皇新政沒有將自己召還，僅僅量移江陵，很是不滿，矛頭對準「使家」，即節度使對赦書的抑制。他歸京後作《永貞行》，強烈表達對新政的譴責和醜詆，如前半篇：「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為？狐鳴梟噪爭署置，晱閃跳踉相嫵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語，晝臥涕泣何汍瀾。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嘆。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幹。」今人都據以認為韓愈與劉、柳政見分歧，是新政的反對派。瞿蛻園撰《劉禹錫集箋證》，認為此詩中有許多誣枉之詞，頌聖而「運用故實不無過甚」，將王叔文、韋執誼等比為董賢、侯景，有「天位未許庸夫幹」，「謂王、韋將謀篡，其誰信之」。他的解讀認為韓愈之所以過甚其詞，是韓既要頌聖以讓「君、相見此詩必深許其忠」，又要儘量撇清自己與劉、栁之同黨關係。瞿認為，對韓詩，劉、栁皆未曾以為忤，也無怨韓之辭，雖二人與韓在政治取徑上不同，「乃更望愈之仕途亨遂，早據要津，始有彈冠相慶之可冀」。似有些俗見，但也可能正是元和間三人升沉各異，始終沒有「損及私交」的合理解答。
政治波折畢竟阻隔了兩位終身友人的文學交流。韓愈為詩險峻雄奇，尤喜以僻字險句寫詩，柳宗元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讀他的《天對》，以及《平淮夷雅》、《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懐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等詩，可以認為二人恰是功力悉敵的對手，如果得緣經常唱和，會留下多少不朽的篇章。但檢閱二集，柳集中沒有與韓唱和之篇，韓集中也僅有《答柳柳州食蝦蟆》一篇。韓僅有《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中有二首寫到柳，錄其三如下：「吾友栁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寐想風採，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悁悁。」僅因見到柳在南方的朋友元集虛，得以聽到柳的許多事跡，引起極大的興趣。詩一般，不能與杜甫懷念杜甫諸詩相比。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引李翱語云：「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這大約是李翱在大和末至開成初所云，表達韓門對柳宗元地位的認識。
三、韓、柳恪守君子之道，分歧並不影響友誼
永貞元年柳宗元南貶，中間僅元和十年曾短暫地回過京師，其間韓愈在長安以考功郎中兼知制誥。其間二人應曾見面，如韓愈《贈別元十八恊律六首》其三雲「寤寐想風採，於今已三年」，可以證明，但沒有留下具體的記錄。旋即南守柳州，直到去世。其間十五年，雖天各一方，但肯定一直保持通信聯繫，且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有不少認識的分歧。今人往往將這些分歧看得很嚴重，從政治、人品到學理作種種的揣摩。我則認為，二人始終堅持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則，所見有別即坦陳所見，見解分歧並不影響彼此的尊重和友誼。分歧包括以下各點。
對佛教之態度。韓愈早年著《原道》，斥佛教為夷狄之法，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偏激主張，元和末諫迎佛骨，幾乎招來殺身之禍。柳宗元敬佛，彼此見解對立。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云：「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屠言，訾予與浮屠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送元生序》指柳宗元所作《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開首一段明顯針對韓愈，認為老子是「孔氏之異流」，「皆有以佐世」。《送僧浩初序》更明確與韓愈商榷，認為「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將韓愈《原道》所論，概括為「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幾句，認為韓「所罪者其跡也」，僅僅「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列舉自己與浩初交往之種種感受，認為「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故樂與之遊。
論史官。柳宗元作《與韓愈論史官書》，針對韓愈《與劉秀才書》中所述修史畏禍的議論，暢論史官之責任與擔當，認為「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希望藉此保存歷史真相，傳續歷史上史家秉筆直書的傳統。所論議的背景是韓愈受詔修《順宗實錄》，涉及柳宗元當年曾參與其間，直接導致外貶的重大史事。韓愈身處其間，有許多不得已的難處。《順宗實錄》因南宋人附入韓集而得保存，因為前後都有刪改，是否韓愈原本尚有爭議。從存本看，其中對永貞革新緣起、新政的舉措、反對者的作為，以及最終失敗，都有詳盡記錄。如述宮市一節，已涉及宦官之橫暴，可與白居易《賣炭翁》對讀。再如云：「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鹹竊笑之。」（《順宗實錄》卷五）寫出一位失敗英雄的悲劇。末加「竊笑」云云，讓反對者也能認可。當然有許多事情無法寫出，如內禪過程中的陰謀，宦官之作用，乃至今人還有順宗遇弒之猜想。倘能以同情的立場理解韓愈，他是盡了力的。
關於以文為戲的批評。韓愈作《毛穎傳》，為毛筆立傳，蓋承六朝諧謔文而變化有新意。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稱有人從中原來，說到此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久而得其文，認為「信韓子之怪於文也」。雖不完全贊同，但也反對時人認為韓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裴度《寄李翱書》）的激烈議論，指出「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結論是：「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給以充分肯定。
關於天人關係的討論。柳宗元作《天說》，首引韓愈說，認為天有其意志，「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應該能夠禍福人間之善惡，而不應使「殘民者昌，佑民者殃」。柳宗元駁其說，否認天有意志，認為「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劉禹錫繼其說作《天論》三篇，提出「天與人交相勝」說，認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這是唐代關於天人關係最系統深入討論，治哲學史者更提升到唯物唯心的高度加以認識，對劉禹錫之說評價尤高。
劉禹錫畫像
韓、柳二人都是立身方正、求道堅恪的文人，各自有各自的操守，各自有各自的認知。雖見解分歧隨處皆有，並不妨礙彼此的私誼。
四、柳宗元身後，韓愈克盡後死之責
柳宗元以元和十四年（819）11月8日卒於柳州。致死的原因，可能是腳氣病，兩年多前曾突發此病，脅有石大如石，昏絕不省人事三日，得鄭洵美告杉木湯方，得氣通塊散，暫得不死。見宋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卷七引柳宗元佚文《救死三方》。此病很可能復發。加上他久居南方，氣候既不適應，心情又一直不好，終至不起。
柳宗元臨終前，交待個人後事，文稿託劉禹錫代編次為文集，並作序傳世，墓誌則請韓愈執筆，以存其生平大節。當時，劉禹錫為連州刺史，韓愈則因諫佛骨貶潮州刺史，尋量移袁州刺史，都不方便到柳州親自憑弔，皆立即寫出祭文，託人到柳州祭悼。在此一過程中，韓、劉之間應多次協調通氣。劉禹錫在為柳集作序時說：「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志其墓，且以書來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所引書不見於韓集。韓愈認為柳文的總體風格是「雄深雅健」，足以與司馬遷媲美，成就遠在東漢崔駰、蔡邕之上，這是很高的評價。皇甫湜對自己文章很自負，對他人文章很少讚許，也贊同韓愈的評價。
韓愈為柳宗元寫了三篇文章。最早的一篇是《祭柳子厚文》，除痛惜哀輓之意外，較特別的是中間一段：「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先用《莊子》常處於材於不材之間的議論，進而說柳因傑出的才華而遭致無妄之災，再說柳遭貶黜後，所作文章更顯瑰瑋。繼而感嘆柳的善文，卻沒有得到用於當世，更沒有得到掌綸草制的機會。痛惜柳一遭斥逐，再也未得重新起用的機會，而群小則各據要津。其中「大放厥辭」，是說隨意馳騁文章，沒有今日所說的貶意。而「不善為斫，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是說如柳宗元這樣的大匠、巧匠，沒有得到歷練獻藝的機會，包括自己在內的文士，不善斧斫，出盡洋相，這是韓愈行文特別的地方。
柳宗元死在南方，到次年七月方遷柩北歸，葬於京郊萬年家族墓區。其間劉禹錫曾拜託在武昌任鄂嶽觀察使的朋友李程代為關照，並代李撰寫祭文。韓愈此時已經回歸京城任國子司業，執筆撰寫了《柳子厚墓志銘》。此篇為韓愈碑誌文中的名篇，歷代均評價很高，唯今人則稍有訾議，似不盡理解當時之政治環境及碑誌作法。韓愈敘述柳宗元的家世及出仕後，先說他的博學才華：「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極為揚勵。寫他遭貶後，「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人生低谷使他更為刻苦發奮，將所有情感都投入山水體會描述中。感喟柳之人生蹉跌，更認為因此使柳之文學造詣登峰造極：「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這是一大段的議論。在肯定宗元在永州、柳州之政績後，韓愈覺得他當年謹慎持身更小心一些，就不會遭貶斥；如果得到有力者的援引，也可能起而得到重用。然而文窮而後工，如果宗元得遂所願，出將入相，他的文學辭章，就未必能夠傳播久遠，輝耀今古了。其間得失，顯而易見。宋代歐陽修為友人撰序，最喜歡模仿韓愈的這段議論。
《柳子厚墓志銘》還講到柳宗元在柳州教化民眾的政績，他為劉禹錫將赴播州，願以己之柳州與劉對調之節義，以及衡湘以南皆以柳為師，得他指點者所作文詞皆「有法度可觀」，這些都易理解。今人詬病者是以下一段：「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其實，歷憲、穆各朝，對永貞黨人的基本評價並沒有變化，韓愈這樣寫，其實是避重就輕，為柳宗元解脫責任，僅說他當時還年輕，勇於作為，將事情想得簡單了，又沒有地位高的人為他講話，最終病死南方。劉禹錫是讀過志文的，並沒有提出異議，今人自不必以今日立場來強求古人。
《柳州羅池廟碑》，沈傳師書碑之拓本照片。
《柳州羅池廟碑》是韓愈為柳宗元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寫於韓愈死前一年，當時所立沈傳師書碑之拓本也存留至今。此碑撰寫緣起，據說是因柳州鄉民感謝柳宗元為刺史，「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即生前教生民以禮法，死後數度顯靈，足以福佑一方，因建廟祭祀之。碑雲是應州民所請而作，顯然他也很樂於推動將亡友造神之作為。碑末所附銘辭，其實是一篇迎享送神詩，是一篇楚辭體的佳作。錄如下：「荔子丹兮蕉黃，雜餚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溼兮高無幹，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此寫在南方荔熟蕉黃的氛圍中，柳宗元的神靈駕船乘駒，飄然來歸，不僅為山川增色，更能千秋萬代地保佑地方，賜民福壽，風雨協和，歲歲豐羨。其中「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寫柳侯之神春秋來歸，鳥獸率舞相隨，錯綜句法如此，宋人曾反覆討論。古代名人之造神，一般都在死後許多年，韓愈急切如此之為友人造神，故有州人所請的原因，更多應是他的好奇天性使然，更是對亡友最好的紀念。本師朱東潤先生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一冊，特收此詩，認為「詩效《楚辭·九歌》體，作為祭祀中迎神、送神時歌唱之用」，視為韓愈最好的詩歌，誠為有識。
《柳州羅池廟碑》，沈傳師書碑之拓本照片。
在政治風波中顛簸沉浮一生的韓、柳二人，雖人生榮辱有別，秉賦各異，皆能君子有守，彼此尊重，文學造極，傳芳千古，攜手一代，輝炳千春。唯皆善為詩，皆可開派，而交流唱和甚少，雖時代使然，真感可惜。
本文為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陳尚君教授在第16屆上海書展「七天七堂課」活動中，所作的「韓愈與柳宗元的友誼」講座的文稿。本文刊《文史知識》2019年2期
著 者：陳尚君 著
中華書局 2019年8月
定 價：42元
開 本：32開
裝 幀：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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