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1920-2013）先生和馬丁·克萊茵（Martin J. Klein, 1924-2009）教授分別是中、美兩國在20世紀物理學史和愛因斯坦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今年是許良英先生誕辰100周年，兩位傑出的物理學史學者的關門弟子胡大年撰文，介紹中國讀者所不熟悉的克萊茵教授及其與許良英先生的友好交往，揭示他們之間罕為人知的真摯友誼，展現他們的嚴謹學風與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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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克萊茵教授出生於美國紐約市一個來自奧地利的猶太移民之家，其父母都任教於紐約市公立學校，克萊茵是家中的獨子。克萊茵高中畢業時還不到15歲，在校各科學習成績優異，在畢業典禮上頒發的多數獎項都有他的份兒，包括化學獎、歷史獎和英語作文獎。克萊茵的高中同學和最好的朋友是利昂·萊德曼（Leon M. Lederman，1922－2018），正是由於克萊茵後來對萊德曼的一夕長談和勸說，才使得即將從紐約城市學院化學專業畢業的萊德曼，決心改學物理。四十五年之後，萊德曼榮獲了198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
1939年秋，克萊茵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主攻數學，三年後本科畢業（珍珠港事變之後，哥大縮短了學制），獲學士學位。此時，還不滿18歲的克萊茵積極報名參軍，被哥大校長等人勸阻。他們認為，像克萊茵這樣的年輕才俊，不應被輕易地送到戰場上去犧牲，因而強烈建議克萊茵留在校園，以其它方式為反法西斯戰爭做出貢獻。於是，克萊茵進入了哥大研究生院，並轉而攻讀物理學，兩年後（1944年）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後，他隨即正式加入了戰時服務的行列。第一年（1944-1945），克萊茵主要從事反潛聲納研究。有趣的是，他所任職的 「哥大水下聲學基準實驗室」 上面其實並沒有多少水，因為該實驗室位於紐約市帝國大廈的第五十層。第二年（1945-1946），他加入了美國海軍運籌學研究組。在這兩年的服務期間，克萊茵感到充實而愉快，不僅因為自己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且由於在此期間結識了許多優秀的物理學家。
戰後，克萊茵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理論物理學，於1948年獲得博士學位，時年不滿24歲。畢業後，克萊茵留在麻省理工又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其間著名匈牙利裔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 (Edward Teller）曾邀請他參加研製熱核武器的研究，但是被他謝絕了，因為他不願意從事與核武器有關的工作。
1949年，克萊茵接受了位於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開斯理工學院 [2] 物理系的聘請，從此開啟了他長愈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該學院是美國一所著名的私立理工科大學，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阿爾伯特·麥可遜（Albert Michelson）曾任教於此，其間他與化學家莫雷（Edward Morley）合作，於1887年完成了聞名於世的麥可遜—莫雷（Michelson-Morley）以太漂移實驗。
左：原開斯理工學院物理樓，現屬於開斯西儲大學，克萊茵曾在此工作。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右：開斯理工學院物理系系主任香克蘭（1908-1982）。圖源：Wikimedia Com
克萊茵在此任教18年，從講師一直做到教授和代理系主任。也是在此期間，他的研究興趣從理論物理轉向20世紀物理學史，而在此轉變過程中，他得到了時任系主任香克蘭（Robert S. Shankland）的熱情支持。香克蘭自己就對物理史、特別是麥可遜等人的以太漂移實驗的歷史有濃厚的興趣，為此他還於1950-1954年間先後五次前往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拜訪愛因斯坦本人。1963年初，在克萊茵等人的協助下，香克蘭將他與愛因斯坦對話的記錄公開發表，成為研究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歷史的重要史料。[3] 許良英先生在文革期間就已經注意到這一重要的對話，並將其擇要譯成中文，收入《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發表。[4]
1952-1953年間，克萊茵榮獲美國科學院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研究獎金，他選擇到位於愛爾蘭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以下簡稱DIAS）工作一年。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為榜樣的DIAS創立於1940年，其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創所所長是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薛丁格領導該所十餘年，直到1956年才退休，但是克萊茵在該所工作的一年期間，薛丁格卻因病並不在研究所。[5] 在DIAS，克萊茵的研究工作專注於統計力學，在研究中他不由地對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的獨特貢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進而引發了他對埃氏生平的研究。
左：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舊址，克萊茵曾在此工作。（筆者2014年7月拍攝） 右：著名理論物理學家、DIAS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創所所長薛丁格（1887-1961）。圖源：Wikimedia Commons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埃倫費斯特（1880-1933），克萊茵的研究方向之一。圖源：M.J. Klein, Paul Ehrenfest, Vol.1.
埃倫費斯特是奧地利物理學家玻爾茲曼（Ludwig Boltzmann）的弟子，1912年繼任偉大的荷蘭物理學家洛侖茲（Hendrik A. Lorentz）的講席職位，成為荷蘭萊頓大學的教授，他後來還成為愛因斯坦在物理學界最親密的朋友。埃氏不僅與洛侖茲、普朗克、索末菲、玻恩、玻爾等當時世界頂尖的理論物理學家聯繫密切，而且深刻影響了年輕一代物理學家中的許多佼佼者，如海森堡、狄拉克、費米、奧本海默、烏倫貝克等。因此，克萊茵對於研究埃倫費斯特這位20世紀初物理學革命期間的核心人物及其科學工作越來越著迷，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並獨自編輯了一卷630餘頁的《埃倫費斯特科學論文集》。[6]
克萊茵的科學史探索，很快就從深入調查埃氏生平擴展至20世紀物理學早期發展史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和事件。從1962年到1967年的六年間，克萊茵連續發表了至少如下七篇奠基性論文：「馬克斯·普朗克與量子論的發端」，「普朗克、熵與量子」，「愛因斯坦關於量子的第一篇論文」，「愛因斯坦與波粒二象性」，「愛因斯坦、比熱與早期量子論」，「熱力學與普朗克著作中的量子」，「愛因斯坦思想中的熱力學」。[7]
美國著名物理學家拉比（1898-1988），他對克萊茵的現代物理學史研究工作極為欣賞並熱情支持。圖源：Wikimedia Commons
這些新穎、細緻的現代物理史分析不僅迅速地獲得了物理學家們的讚譽，而且奠定了他作為研究普朗克、愛因斯坦及量子物理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史的開創者與權威的地位。對此，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 「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拉比（Isidor I. Rabi）的看法是很有說服力的。1966年11月，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會主席致函拉比,請他對再次申請古根海姆獎金（Guggenheim Fellowship）[8] 的克萊茵給予坦誠和嚴格的鑑定；同時，該基金會主席還提醒拉比，由於克萊茵已經在八年前獲得過一次古根海姆獎金，第二次授獎的標準將遠高於第一次。[9] 接到信後，拉比立即回復道：
在他最近關於現代物理學的開創者洛侖茲、埃倫費斯特和普朗克的歷史著作中，馬丁·克萊茵先生為研究上述探索者們的革命性思想發展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很可惜的是，他在這一領域，幾乎是孤軍作戰。為此，我們都非常感激他。
如果基金會決定（給某人）第二次授獎，在任何我有所了解的領域中，我想不出（比克萊茵）更合適的候選人。[10]這樣，克萊茵於1967年再次榮獲古根海姆獎—— 一份難得的殊榮。他因此可以有一年的時間全力投入埃倫費斯特傳記的寫作。不過，此時克萊茵工作的地點已經從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轉移到耶魯大學所在的康乃狄克州的紐哈芬市。
早在1964年，耶魯大學的兩位著名科技史教授阿博（Asger Aaboe）和普賴斯（Derek de Solla Price）就已經開始籌劃如何把克萊茵挖到耶魯來，克萊茵自己也希望能轉到一所規模更大的院校工作。[11] 然而，直到三年後耶魯的管理層才開始行動。這次，又是拉比促成了此事。1967年4月，耶魯大學科學與醫學史系系主任致函拉比，詢問他對克萊茵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學術工作水平及其教學能力的意見[12]。
拉比的回答實事求是、直截了當：
因為從未見過他（克萊茵）教課，我無法評論他作為教師的能力。然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學術討論會上見過他一次，他所作的歷史演講非常清晰且有趣。至於他作為歷史學家的能力，我仍然沒有資格說什麼，因為我自己根本就不是歷史學者。但是，我非常喜歡閱讀他所撰寫的關於愛因斯坦、普朗克和埃倫費斯特的歷史文章。可能最讓耶魯大學信服並感受到壓力的是拉比在回信的末尾所加的一句話：「不瞞你說，我已經很認真地提出了建議，讓我們自己的物理系提供一個教授職位給他（克萊茵），期待他能來教授物理和物理史。」[13]大約在一、兩個月後，克萊茵便收到了耶魯的聘書，成為該校科學與醫學史系的 「物理學史教授」。
1970年，克萊茵撰寫的傳記《保羅·埃倫菲斯特，上卷：一位理論物理學家的成長曆程》（Paul Ehrenfest. Vol. 1. The Making of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面世，受到了物理學家們和科學史界的廣泛讚譽。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就非常欣賞此書，甚至在其出版二十餘年後，他仍然向清華大學的同事們推薦這部傑出的科學傳記，從而推動了該書中譯本在中國大陸的出版。歷史學家和科學傳記家漢金斯 （Thomas Hankins） 在評論這部傳記時指出，要寫出一部完美的科學家傳記是很困難的，因為這類傳記不僅要討論傳主的個人品性，而且必須要考察其科學工作以及其所處時代的思想和社會背景。在漢金斯看來，克萊茵的《保羅·埃倫菲斯特》一書堪稱是科學傳記中的典範。
1979年，克萊茵（右立者）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紀念愛因斯坦百年誕辰大會上回答問題，聽眾中的楊振寧教授正在全神注視著他。圖源：Emmet Gowin or Allen Hess, photographer. From the 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Archives Cent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NJ, USA.
鑑於他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出色貢獻，克萊茵於1977年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同時當選的還有美籍奧地利裔科學史專家諾伊格鮑爾（Otto E. Neugebauer）。在當時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當中，只有他們兩位的主要職業不是科學家。兩年之後，庫恩（Thomas S. Kuhn）也加入到這一行列，成為第三位以非科學家的身份當選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克萊茵為科學史研究的發展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參與和主持《愛因斯坦全集》的編輯工作。1988年，當他被任命為唯一的高級編輯負責《愛因斯坦全集》項目時，該項目在經費、人事等諸多方面都遇到了嚴重困難，致使項目的前途未卜。十年之後，當克萊茵卸任時，《愛因斯坦全集》項目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經步入了正軌。
2005年，美國物理學會和美國物理聯合會共同創設了以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和現代物理史專家派斯（Abraham Pais）命名的大獎，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專門獎勵物理學史研究的重獎，而克萊茵被遴選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學者，充分反映了同行們對於克萊茵在該領域所作傑出貢獻的讚許，也顯示了他在國際物理史學界的突出地位和重要影響。
克萊茵的著作在華傳播得非常遲緩。在中國國內的圖書館，最晚在1960年代初就已經收藏了刊有克萊茵所發表的物理史論文的科技期刊。然而，在整個60年代，似乎很少有中國學者注意到克萊茵的工作，因為我迄今尚未發現那一時期出版的任何中文著作中曾經引用過克萊茵的工作。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多種，比如：
· 普通讀者和研究人員很少有機會利用那些著名圖書館的館藏；· 當時研究科學史的中國學者人數很少，而探索現代西方科學史的人則更為罕見；· 當時的中國社會對現代科學史研究普遍的忽視。
目前看來，第一部引用克萊茵工作的中文著作，應該是由許良英先生領銜編譯、於1970年代中期開始出版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
許良英先生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在1940年代先後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軍和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的地下抵抗運動，並於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代末，在北京中國科學院任職的許先生，因為在反右運動中受到錯誤的批判和處分，被開除公職並遣送回原籍，被迫在浙江臨海農村老家當了20年農民。
正是在此極為艱難的歲月中，許先生完成了約二百篇愛因斯坦著作的翻譯，它們構成了後來於197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的主體 [14]。在《愛集》第三卷末關於愛因斯坦著作目錄的說明中，許引用了克萊茵的著作，特別是他的《保羅·埃倫菲斯特》。這些引用無疑展示了譯者對克萊茵工作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向中國讀者介紹、傳播克萊茵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因為當時《愛集》被大量印刷（僅第3卷在第一次印刷時就印了25800冊），並且很快在當時的大學生中成為流行讀物 [15]。
最先被譯成中文的克萊茵的文章，可能是他為《科學家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撰寫的 「愛因斯坦」 條目，譯文在80年代初期刊於新近創刊的《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上 [16]。此時，許先生已返回北京的中國科學院任職，並成為中國現代物理學史和愛因斯坦研究領域的領軍學者。
1983年底，許先生和另外幾位同事作為中國科學史專家代表團的成員訪問了美國東海岸，以考察其頂級科學史學術機構。當他們於當年11月訪問耶魯大學時，許先生和克萊茵終於見面了。即使在那次見面的25年之後，許先生仍能向我生動地回憶起當年的訪問情景：克萊茵開著自己的轎車，親自到紐哈芬（New Haven）火車站迎接中國代表團，帶領他們遊覽耶魯的校園，並安排與其他耶魯大學的傑出歷史學家們見面和學術交流 [17]。在耶魯的午餐會上，許先生還曾與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對話，給許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18] 對於耶魯之行，許先生後來撰文寫道：
耶魯有一位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史家馬丁·克萊因 (Martin Jesse Klein, 1924—), 他於1948年得MIT的物理學博士, 後在開斯（理）工學院任教, 1967年起任耶魯大學物理學史教授。他和霍耳頓（Gerald Holton）是開展現代物理學史研究的先驅。1962年開始, 他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早期量子論、統計力學和熱力學歷史的論文。五十年代編過埃倫菲斯特（Paul Ehrenfest, 1880-1933）的《科學論文集》(1959年出版), 以後又寫過埃倫菲斯特傳記（1970年出版）。可惜這本傳記只寫到1922年為止, 至今尚無繼續寫下去的計劃。他目前在研究吉布斯（J. W. Gibbs, 1830-1903）。吉布斯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理論物理學家, 也是耶魯的教授（但有9年無薪金）。在我們準備離開紐哈芬前, 布朗代斯大學的施韋伯（Silvan S. Schweber）教授從波士頓開車接我們經諾沃克（Norwalk）回紐約, 在路上他告訴我們：克萊因和庫恩兩人因觀點不同發生爭論, 發展到影響個人關係。爭論大概發端於克萊因對庫恩1978年的著作《黑體輻射理論和量子不連續性, 1894—1912》的一篇書評。這篇書評題名《範式丟失了？》, 發表於1979年的《 Isis 》上。書評指出, 庫恩原來津津樂道的常規科學、反常科學、範式、危機、革命等等, 在這本正是要大談科學革命的著作中卻一概不見了。更令人無法理解的是, 庫恩一反公認的科學史事實, 認為最早把不連續性引進物理學的, 不是普朗克1900年的論文, 而是埃倫菲斯特和愛因斯坦1906年的論文, 宣稱愛因斯坦1906年的論文（不是1905年提出光量子假說的那篇論文！）「宣告量子論誕生」！這篇書評很有份量, 為維護科學史研究應有的嚴肅學風作出了貢獻。[19]
顯然，許先生1983年的美國之行，讓他不僅加深了對克萊茵及其工作的了解，而且在追求嚴謹的學風方面也找到了新的海外知音。
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S. Kuhn，1922-1996），因其《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而聞名全球。然而，其著作中的錯誤也受到了克萊茵及其他科學史學者的批評。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眾所周知，許良英先生是一位極為嚴謹的學者。任何人，無論他的權勢、地位、名氣、國籍以及與先生的個人關係如何，一旦許先生發現他們的錯誤，他都一定會提出嚴肅而尖銳的批評，絕不循私情。例如，束星北先生是許良英在浙江大學讀書時的 「科學理論啟蒙老師」，束先生於1979年（愛因斯坦誕辰一百周年）在《光明日報》發表回憶文章，宣稱他曾於1928-1929年間在愛因斯坦身邊做過 「研究助手」，「幫他（愛因斯坦）查過資料，進行過計算，也幫他改過學生的卷子。」 [20] 當許先生察覺到上述回憶與束先生自己所填寫的履歷以及其它相關史料不符時，便率先於1992年12月公開對束先生的聲稱提出挑戰和質疑。按照許先生的建議，我檢索了愛因斯坦檔案，並於1997年8月發現了束星北1943年底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英文信，該信開頭第一句話的中譯文便是：「很遺憾我還沒有機會與您結識」！僅此一句，就已充分證實了許先生的判斷，束先生不可能在1920年代末做過愛因斯坦的助手。[21] 此外，2008年許先生對席澤宗院士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先生所提出的批評也是一個突出的例子。[22] 在許良英的學術生涯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在這方面，克萊茵與許良英先生具有同樣剛正不阿的風骨。克萊茵對學術研究的嚴肅認真態度，不僅體現於上述對庫恩的批評，而且清晰地展示在他針對派斯所著的玻爾傳記所撰寫的書評中。派斯是克萊茵的好友，但是在該書評中，克萊茵卻不留情面地批評派斯沒有達到他自己在其愛因斯坦傳記中所建立的水準，並尖銳地指出派斯的某些論斷 「錯得離譜（far off the mark）。」 [23] 書評發表之後，克萊茵曾私下裡對我說，派斯也可能以後就不再跟他說話了。這說明，克萊茵明知其直率的批評可能帶來的風險，但是依然堅持秉筆直書。
1983年，當許良英在麻省理工學院訪問時，該校的科學史教授查爾斯·外納（Charles Weiner）贈送給許先生幾卷早期的《物理科學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簡稱HSPS）年刊。外納是克萊茵以前的學生，他的禮物使這一種重要的現代物理學史期刊在中國有了完整的收藏 [24] 。早期的幾卷 HSPS 刊登了數篇克萊茵的重要論文。特別是刊登在第2卷上的《玻爾—愛因斯坦的首輪對話》一文，引起了中國主要的現代物理學史家的強烈興趣。早在1970年代中期就研究過這篇論文的許先生，於1983年春又將此文推薦、介紹給參加他的研討班的研究生們，其中兩位研究生於1985年將該論文譯成了中文[25] 。總之，我們可以說許良英先生是克萊茵的研究工作在中國的最早和最有力的推介者。在他1998年給筆者的來信中，他曾再次強調指出：
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我在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上讀過很多篇Klein的論文，以及他著的 Ehrenfest 傳上冊（1983年我們訪問Yale時，他又送我一本），給我印象都很好。他是一位嚴謹而有思想的學者，他對 Thomas Kuhn 的批評是一針見血的。他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關於 Einstein 的研究也是如此。[26]
雖然許先生與克萊茵僅僅在1983年彼此見過一次面，但他們卻從此建立並保持了親密而持久的友誼。在我轉學至耶魯大學跟隨克萊茵學習之後，他們兩位先生也時常通過我彼此聯繫和交流，並互致問候。在1990年代克萊茵主持《愛因斯坦全集》編輯工作期間，許先生曾多次通過我向克萊茵轉達過他對已出版的《全集》分卷的批評和建議，克萊茵每次也都讓我轉告許先生他的回覆。每當有《愛因斯坦全集》新的分卷出版時，克萊茵都會特意囑咐負責出版《全集》的普林斯頓出版社免費郵寄一套給許先生，以支持後者在中國的愛因斯坦研究工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中國科學院乃至整個中國科技界經費很緊缺、很困難的時期，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中科院圖書館都不得不大量縮減對外文圖書、期刊的訂購。據許先生1991年來信告我，「科學院近5-6年來，經費緊縮，日子很難過。儀器、材料添置費砍了73%，期刊砍了70%（原訂2500種，現只（有）800種），《Einstein全集》第一卷至今也未能購置。」 [27] 因此，那幾年許先生常常自豪地告訴我，他收藏的《愛因斯坦全集》分卷比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還多！
1999年，克萊茵因病從耶魯退休，耶魯大學決定在2000年4月舉辦慶祝會。3月6日，我致信許先生，告知相關情況。許先生收到我的信後立即回復道：
Martin Klein教授的病痛，也牽動了我的心。1983年11月我們訪問Yale時，非常感激他對我們的熱情款待。他還親自開車到火車站接我們。他的音容笑貌，至今猶歷歷在目。在慶賀他退休的盛會時，請代我向他表達真摯的祝賀。[28]
令許先生和我都非常遺憾的是，雖然有兩次機會，克萊茵卻始終未能來華訪問。1994年，我得知克萊茵教授願意訪華後，即告知許先生。他即刻回信寫道：
Martin Klein教授想訪問中國，我們非常高興，我即同李佩珊通了電話，討論這件事。10年前我們曾邀請Harvard的兩位物理學史家 Gerald Holton 和 Erwin N. Hiebert，他們於1985年來講學，在北京的費用全部由科學院負擔。但1986以後，由於實行錯誤的科學政策，基礎研究經費逐年減少，而通貨膨脹嚴重，多數研究工作難以維持，因此，要為訪華學者負擔費用，更是難上加難。
最終，由於種種困難，克萊茵在1990年代訪華的設想未能實現。
2005年是聯合國所宣布的國際物理年（以紀念愛因斯坦的奇蹟年一百周年），恰逢國際科學史大會在北京舉行，清華大學的楊艦教授和我已經安排好了克萊茵及其夫人來京參加大會及紀念愛因斯坦論壇的日程、經費（其中有周如玲教授的慷慨個人贊助）等事宜，許先生也熱切地期待著與克萊茵在北京再次相見、暢敘。然而不幸的是，克萊茵夫人的肺癌在大會召開前夕突然復發，克萊茵因此被迫取消了全部原定的行程，結果再次與訪華的機會失之交臂。不久，克萊茵夫人因癌症離世，這對於年逾八旬的克萊茵是個沉重的打擊，從而也加重了他自己的癌症病情，失去了遠行來華訪問的能力。這種結果，成為克萊茵和中國物理學史工作者心中永遠的遺憾。
四年後，在2009年春節前夕，我帶領全家從新澤西州驅車九個多小時，前往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一所養老院去看望克萊茵，並請他與我們全家一起，在附近的一家中餐館吃了一頓年夜飯。當時，克萊茵因長期的癌症治療，身體已經相當瘦弱，但是在我們陪伴他的兩天中，精神一直很好。我和他聊了不少事情，其間我再次問到他和庫恩的爭論。
2009年1月24日，筆者與克萊茵教授在他所在的養老院中交談。（鄒穎拍攝）
本文前面已經提到，1983年許先生在訪美時就聽說了克萊茵和庫恩因為學術爭論而影響了個人關係。在我看來，庫恩的偏執個性是影響他們之間關係的主要原因。克萊茵多次對我說過，在他和庫恩發生爭論之後，他曾一再向庫恩建議在別的研究課題上合作，但是都被庫恩拒絕了。在北卡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克萊茵親口告我，他多年以前曾親自去參加了庫恩的退休慶祝會，會後他主動上前要與庫恩握手，然而沒想到庫恩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轉身而去，拒絕了他的善意與和解之舉！從克萊茵的言語當中，我能體會到，庫恩的非禮行為顯然讓克萊茵受到了深深的傷害。
在我們離開克萊茵所在的養老院兩個月之後，我突然接到來自克萊茵女兒的電子郵件，得知克萊茵已於3月28日在睡眠中安詳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終年84歲。
克萊茵的骨灰安葬於耶魯校園中心的Grove墓地中，與美國第一位理論物理學家吉布斯的墓碑相距不遠。在克萊茵所居住的養老院，每一位老人都會被邀請完成一份調查問卷，回答一系列有關他們各自生平的問題。在克萊茵的答卷中他表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完成《埃倫費斯特傳》的下卷，而他對未來的希望則是和平。他還殷切地希望，人們能認真地像所有宗教都強調的那樣去做：「待人如待己（treating your fellow man as you would yourself）」！
可以想見，許良英先生對比自己年輕的克萊茵的離世，一定會感到深深的遺憾。四年之後，許先生也離開了我們。許先生和克萊茵之間歷經三十餘年學術交往所建立起來的真摯友誼，是中美兩國學者之間友好交流、相互砥礪促進的一個縮影和範例；他們在20世紀物理學史、特別是愛因斯坦研究工作中的種種成就，都已成為科學史工作者的寶貴思想財富和進一步鑽研、創新的基礎；他們高尚的品德與嚴謹的學風，更是我們後來者應該學習、繼承和發揚的。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許平的慷慨支持，其中一部分是由許平根據筆者的英文原作翻譯的；王作躍、姚蜀平、孫烈和劉金巖閱讀了本文的初稿並提出修改建議。另外，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圖書館檔案中心的資深專家 Erica Mosner 女士，批准筆者使用該中心所收藏的檔案照片。在此，筆者向他們一併致謝。 參考資料：（可上下滑動瀏覽）[1]除非另有注釋，本文中關於克萊茵的生平事跡，均摘譯自拙文Danian Hu. "Martin J. Klein: From Physicist to Historian." Physics in Perspective 14, no. 4 (2012): 498-507. 1988年，萊德曼與Melvin Schwartz 和Jack Steinberger因為「發展了中微子束方法和通過發現μ中微子證明輕子的二重態結構 (the neutrino beam method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doublet structure of the leptons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muon neutrino)」而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88.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20. Fri. 6 Nov 2020.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88/summary/>）[2]1967年，該學院與一街之隔的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合併，成為現在的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3]R. S. Shankland, "Conversations with Albert Einste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31, no. 1 (1963): 47-57.[4]許良英等編譯,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76年1月）：489-494，529-532，561-565.[5]薛丁格擔任所長的兩個時段為：1940-1945 和1949-1956；1945-1949年間的所長是海特勒 (Walter Heitler)。見"50 Year Report." edited by 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Schoo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Dublin, Ireland, 1990): 1, 3, 35, 48, 58; 筆者與克萊茵教授之間的交談（1990年代後期）。[6]Ehrenfest, Paul, and Martin J. Klein.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 Co., 1959.[7]Martin J. Klein, 「Max Planck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Quantum Theory,」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1 (1962), 459-479; 「Planck, Entropy, and Quanta, 1901-1906,」 The Natural Philosopher 1 (1963), 83-108; 「Einstein’s First Paper on Quanta,」 同上, 2 (1963). 59-86; 「Einstein and the Wave-Particle Duality,」 同上, 3 (1964), 1-49; 「Einstein, Specific Heats, and the Early Quantum Theory,」 Science 148 (1965), 173-180; 「Thermodynamics and Quanta in Planck’s Work,」 Physics Today 19, (November 1966), 23-32; 「Thermodynamics in Einstein’s Thought,」 Science 157 (1967), 509-516.[8]這是享譽學術界的一項研究獎金，許多著名的物理學家都曾獲得過此獎，包括楊振寧（1962）、李政道（1966）、以及本文前面提到的萊德曼（1958）。克萊茵於1958年和1967年兩次榮獲此獎。見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Directory of Fellows, 1925-1974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1975), 213, 229, 230, 435.[9]Ray to Rabi, November 22, 1966, Rabi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以下簡稱 Rabi Papers). 感謝王作躍教授向筆者提供了本文中所引用的在拉比檔案中發現的通信。[10]Rabi to Ray, November 25, 1966, Rabi Papers.[11]Asger Aaboe, 「Martin Klein at Yale,」 in A.J. Kox and Daniel M. Siegel, ed., No Truth Except in the Details: Essays in Honor of Martin J. Klein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pp. xxiii-xxv, on p. xxiii; 筆者與克萊茵的對話（1990年代後期）。[12]Stevenson to Rabi, April 21, 1967, Rabi Papers.[13]Rabi to Stevenson, May 12, 1967, Rabi Papers.[14]胡大年.《愛因斯坦在中國》（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177, 204。[15]同上，207。對克萊茵的引用見許良英、趙中立、張宣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1979）: 580, 611。[16]馬丁•克萊茵，「阿爾伯特•愛因斯坦」，Gillispie編《科學傳記辭典》，IV, 312-319, 332-333及克萊茵, 「愛因斯坦」 《科學與哲學 研究資料》, no. 1 & 2 (1980): 82-131。[17]2009年11月14日對許良英先生的電話採訪。[18]許良英與胡大年的通信，1996年8月27日。[19]許良英, 「美國物理學史研究工作情況見聞」 《自然辯證法通訊》，no. 5（1984）：56。[20]政協江蘇省邗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物理學家束星北——紀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 《邗江文史資料》. 第六輯, （江蘇省邗江縣: 邗江縣文史委員會, 1993）：15，86.[21]同上，141-144。束星北致愛因斯坦信的原文以及筆者對該信的評述，見胡大年.《愛因斯坦在中國》（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359-362。[22]參見許良英，《是愛因斯坦錯了還是李約瑟錯了？—與席澤宗先生商榷》，《科學文化評論》，2008年第8期。[23]Martin J. Klein, review of Niels Bohr's Times: In Physics, Philosophy, and Polity, by Abraham Pais, Isis, 84:3 (1993): 607.[24]外納1983年11月30日贈送的頭兩卷HSPS，現在收藏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第2卷有外納的親筆籤名）。搜索中國主要的圖書館館藏目錄，我發現， HSPS的收藏，在國家科學圖書館（原中科院圖書館）始於第2卷，在上海圖書館始於第6卷，在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始於第10卷。[25]克萊茵,「玻爾—愛因斯坦爭論的第一個回合」，陳恆六與仲維光譯，《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1985）：193-229。據許先生回憶，197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商務印書館當客座編輯時，與一些同事討論過該論文（2009年11月14日的電話採訪）。王作躍參加了1983年春的研討會，他在2009年7月9日的電子郵件中提供了有關信息，相關信息也在上述採訪中得到許先生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