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兒子、女兒都是海陽四中的校友，不知內情的人看起來一點也不奇怪，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不大都是就近入學嗎，不說是兩代人，三代人，甚至是四代，五代人同在一所學校讀過書也是極為平常的事。不過我要說的是，本人是土生土長的海陽人，而且老家距離海陽四中的初始校址——小紀鎮後沙埠前村的東北方比較近，好像也就二十裡路，去海陽四中讀書是再正常不過了。而我的兩個孩子卻不是土生土長的海陽人，他們倆都出生在黑龍江省，他們讀中學時我也並沒有帶著他們從黑龍江省遷移回到老家，再說他倆在海陽四中讀書時，海陽四中已經是全海陽市三所重點高中的其中之一了，和我在海陽四中讀初中時已不能同日而語，能不能考進去，還是個未知數呢，這是不是就有些個不平常了？
然而還是那麼湊巧，我們爺兒仨不但能夠成為海陽四中的校友，而且還是完全相同的年齡段，都是十五虛歲到十八虛歲在海陽四中度過的，相差的只是我讀的是初中，女兒、兒子讀的是高中，他們二人整整比我早入學三年。
女兒和我談論到海陽四中的事情時要遠少於她的弟弟，而且談論的大都是她的老師和同學們，以及和學習相關的一些事情，從來也沒和我談論過吃的話題。而兒子和我談論到海陽四中時，話題卻要多得多，而且談論來談論去，最終總會回歸到吃的上面去。他說食堂裡蒸的白面饅頭簡直像石頭一樣硬，能夠打死人，喝的菜湯裡沒有一點油星星，簡直就是泔水，好像比魯迅先生在日本仙臺吃的芋梗湯還要難以下咽！這讓我似信非信，白面飯食能有那麼難吃嗎？有菜湯喝總比沒有要好得多吧！如此同時也讓我回憶起我在海陽四中讀書住校時的一日三餐來了。
我在海陽四中讀書時是一九六三年秋學期到一九六六年的春學期，一九六六年的暑假時我們便初中畢業離校了。其時已經避開了三年大饑荒時期，再怎麼忍飢挨餓也要比大饑荒的那三年吃樹皮咽草根強得多！三年大饑荒我們那裡最為嚴重的一九六零年，我是在本村的初級小學讀書，一九六一年的秋學期才升入完小，也就是高級小學讀五六年級。最為艱苦卓絕的日子也已熬過，中午帶飯可以帶地瓜或者地瓜幹了，還沒有像我的一位同學回憶的那樣，他們帶的是菜糰子，甚至有的同學帶的菜糰子裡一點黏糊的面面都沒有，那些地瓜葉或者野菜都相互粘不到一起，不得不用雙手捧著小手絹包著的菜糰子吃。我們上初中時帶的已經都是地瓜和地瓜幹，偶爾會有一兩個玉米面餅子就算很不錯了，可是其艱苦卓絕的程度似乎還是令人難以置信！在這裡我便實事求是，一絲一毫都不帶摻假地來說道說道吧。 首先說說我們的家距離學校二十裡路遠，我們是怎麼把地瓜和地瓜幹帶到學校去的。那時候可沒有自行車，我們一個班級能有兩三位同學有自行車便很不錯了。買自行車除了需要錢，還需要自行車票，單是有了錢和自行車票還不行，還需要託關係呢，不然的話還是照樣買不到。中國不是一個制度大國，卻是一個關係大國，一直延續至今，男女老少都懂得關係網的重要性，不管是大事小情，要想辦成，第一要素看得就是有沒有關係。那時候全家人辛苦一年，還不知道能不能夠掙夠一輛自行車錢呢，何況還要票，絕大多數人買不起自行車也在情理之中了。
那麼，我們到底是靠什麼把地瓜和地瓜幹帶到學校去的呢？靠的就是我們的一條扁擔和兩個肩膀頭子——挑。
夏天挑地瓜幹還能輕快一點，冬天挑著五六十斤重的地瓜走二十裡路不說，其中還要翻山越嶺地走六七裡路的香山溝，山嶺的陡峭處不能說是直上直下，起碼也有七十五度的坡度，況且還要挑著那麼重的東西，那個難上難下勁兒就甭提了。倘是遇到雨雪天，則更加難走，一步滑一個跟頭的時候也不鮮見。三年多來我們就是那麼挑著走過來的。和沒有經歷過的人說，他們都會認為是天方夜譚。難怪我的一位同學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是「挑飯攻書勇向前」，有人看了說不通，怎麼能是「挑飯攻書」呢？經歷過以後不但懂了，還知道那個滋味的的確確算得上是艱苦卓絕！
我開學剛入四中時帶的是地瓜乾麵，是父親用生產隊的騾子馱著行李送我去的，那次拿的地瓜乾麵比較多，大概有四五十斤吧，具體數量是記不清了。地瓜乾麵拿到學校以後，首先拿到後邊的食堂裡去過稱，食堂的炊事員師傅給開一個小條，拿著這個小條去找總務處的李管理員兌換飯票和錢票。
我記得的是：一斤地瓜乾麵可以兌換一斤黑色字體的「瓜幹」飯票和七分錢紅色字體的錢票，我們拿著飯票和錢票去食堂訂飯時，一斤瓜幹票外加一角錢票可以買到兩個地瓜面窩窩頭，其中三分錢的差額便是燃料費了，食堂的炊事員師傅是國家正式職工，他們為師生們服務是不收費的。當然也有家庭條件好一點的同學會拿玉米面，甚至是白面，當然這都是小概率的事情。我也拿過幾次玉米面和一次白面，拿玉米面每次都是十幾斤，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斤。那是奶奶和父母心疼我的一點心意，讓我也嘗一嘗學校食堂裡的玉米面窩窩頭是什麼味道。拿白面則是因為有一次我忽然病倒在課堂上，中午飯時，我們的班主任王貴貞老師用她的細糧票買了饅頭，還送到學生宿舍裡去給我吃。我回家去把這件事情對奶奶和父母說了，才給我拿了幾斤白面到學校食堂去，兌換出細糧票來好還給王老師。當我拿著細糧票還給王老師時，王老師說什麼也不肯要，結果讓我偏享了十幾個白饅頭。如果拿的是玉米面，一斤玉米面可以兌換到一斤藍色字體的「粗糧」飯票和一角錢的錢票，到食堂訂飯時，用一斤粗糧票和一角二分錢的錢票可以買到兩個玉米面窩窩頭。其中差價不是三分錢，只有二分錢了。白面也是這樣，一斤白面可以兌換一斤綠色字體的「細糧」飯票和一角八分錢的錢票，用一斤細糧票和兩角錢錢票可以在食堂裡買到兩個大饅頭，那就是半斤白面一個了。不過差價也是二分錢，唯獨地瓜乾麵是三分錢的差價，或許那時的地瓜乾麵都是在碾子上壓的，裡邊還有一些綠豆粒大小的地瓜幹豆豆，大的甚至都有黃豆粒大小的。這樣的話，地瓜乾麵窩窩頭肯定要比玉米面窩窩頭和白面饅頭難以蒸熟，費的燃料自然也要多一些。
也就是因為這三分錢的燃料費，我每天便把自己的夥食定量控制在一斤地瓜乾麵——兩個窩窩頭上，出發點自然是為了省錢，因為我知道錢的來自不易，為了我上學需要的五角錢，母親曾放棄尊嚴，在街坊鄰居們中，連跑七八家，最後可能會借到那五角錢，有時還可能空手而歸。不是街坊鄰居們沒有憐憫之心，而是家家都如我家的情況相似，自己家買點油鹽醬醋，還等著摳母雞屁股呢，倘是雞不下蛋，也只好那麼不吃油鹽醬醋乾等著。那麼一日三餐，這兩個窩窩頭如何來分配呢？我是這樣分配的，早飯和午飯是四分之三個窩窩頭，晚飯是半個窩窩頭，加起來正好是兩個。
那時就我而言的想法，並不是「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現在想想，卻有點「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的意味。其實，一日三餐只吃兩個地瓜乾麵窩窩頭的遠不止我一人，細數我們班級的八位常年住校生，就有七位和我是一樣的，每天三頓飯只吃兩個地瓜乾麵窩窩頭，當然出發點不盡相同，也有的同學的確是因為各種原因，為了節省糧食的，我們幾位男生的出發點大致一致，都是為了不突破那三分錢燃料費，至於節省糧食還在其次。
說句心裡話，那時我們都是十五六歲的大小夥子，大姑娘了，都有一個被三年大饑荒的野菜和草根樹皮撐大了的草包肚子，即使三年大饑荒以後，也很少能夠見到點油水，能吃是自然的事，即使一頓一個地瓜乾麵窩窩頭也同樣要三尺腸子閒著二尺半，再一日三餐才兩個地瓜乾麵窩窩頭，一天到晚飢腸轆轆自然難免。雖然我很討厭地瓜乾麵做的一切飯食，然而不吃的話，還能靠喝西北風來活著嗎？不願吃也得吃，而且還是非常甜蜜地吃，那怕吃到了一口苦味極其濃烈的地瓜疤也捨不得吐掉，仍然那麼很甜蜜地咽下去，或多或少總能填充一下胃部的空隙吧。也是日復一日飢腸轆轆的原因，導致了同學們是那麼盼望最後一節課的下課鈴聲。我們班級初二時的教室在中間那排教室的三個教室的正中間，從教室北邊的玻璃窗上就能看到吊著鐵鈴的木頭竿子。只要到了上午第四節課，同學們便頻頻扭頭去瞄著打鈴的老師是否出來了，只要看到打鈴的老師出來了，接著又去瞅放在講臺旁邊的木頭飯盒子，只要是老師一聲「下課了」，負責打飯的值日生同學立馬奔過去，拎起飯盒子來就向食堂飛跑，一似一旦去晚了就會打不到飯一樣。值日生去打飯了，走讀生們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吃著各自從家裡帶來的飯菜。而我們幾個住校生則各自拿著碗筷等在教室的院子裡，耐著飢餓盼望著值日生同學早點從食堂打飯回來。只要打飯的值日生回來了，我們立即圍了上去，去拿各自訂的地瓜乾麵窩窩頭。窩窩頭都是值日生同學在食堂裡請炊事員師傅用刀切好了的，然而再怎麼公平公正的人也不可能把窩窩頭切得塊塊都一般大小。再說我們剛入學時，窩窩頭都是炊事員師傅用手捏出來的，難免這兒凸出來一塊，那兒又凹進去一塊，那就更難切得一般大小了，後來有了做窩窩頭的模子還能夠好一點。可是在飢腸轆轆的逼迫下，同學們都沒有孔融讓梨的精神，都想拿到大一點點的那一塊。因此眼尖手快的同學便會佔點便宜。其他同學也只得默默忍受。儘管如此，卻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拿到的窩窩頭大小而發生過不快和齟齬的，同學們都能相互理解，知道了自己的肚子餓，將心比心，也就知道了別人此時此刻的感受了。
往學校裡拿了一氣地瓜乾麵，後來我們又改成拿地瓜幹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住校生都沒有洗漱用具，大部分同學都是在小紀集上花兩角錢買個泥盆來洗臉，也有的同學乾脆泥盆都不買，清早起床以後，直接到井上去洗臉。我們往學校拿地瓜幹以後，泥盆就有了兩種用途，一是洗臉。二是泡地瓜幹。我們每頓飯後都把地瓜幹泡在泥盆裡，到了下一頓飯的飯後，地瓜幹就泡好了，我們把泡好的地瓜幹裝在用細線繩織的網兜裡，拿到食堂去蒸煮，再把下一頓的地瓜幹泡在泥盆裡，一頓倒一頓的，也挺方便。這樣泡過的地瓜幹，午飯和晚飯是泡半天，早飯那頓要泡一宿。地瓜幹被水泡得綿軟，地瓜幹裡的澱粉也都被泡了出來，把地瓜幹從盆裡撈出來以後，盆底下會有一層沉澱物。地瓜幹失去了澱粉，再在籠屜上一蒸，吃起來一點面乎也沒有，咯嘰咯嘰的，比地瓜乾麵窩窩頭還要難吃。不過，在食堂蒸煮一頓飯的地瓜幹，炊事員師傅也收我們一分錢的燃料費，單從錢的一方面考慮，一天還是三分錢不多也不少，和吃窩窩頭旗鼓相當，心理是平衡的，而且還能比吃窩窩頭多吃一點。然而有的同學可又找到了炊事員師傅的漏洞。開初是兩位同學把地瓜幹放在一個網兜裡，這樣便會省下一分錢的燃料費，實際每位同學一頓飯只需要付零點五分錢的燃料費了。找到了炊事員師傅的這個漏洞，一些同學得了便宜又進而得寸進尺，開始把三個人的地瓜幹裝在一個網兜裡，這樣還是一分錢的燃料費，那麼每個人一日三餐只要一分錢的燃料費就夠了。可是炊事員師傅也不傻，時間長了當然會發現這個漏洞的，於是又開始按照每個網兜裡的地瓜乾重量來收費了。這樣在同學們和炊事員師傅之間便產生了矛盾。尤其是有一位名字叫孫立新的師傅比較認真，他雖然還沒有把網兜裡的地瓜幹用秤來稱一稱，但是他會看一看是否是網兜裡還有網兜？如果一個網兜裡還有另外一個甚至兩個網兜，就證明這是同學們合夥的；再一個就是直接用手來掂一掂分量，確定是收一分錢還是二分錢，或者是三分錢。於是六四年下半年的「四清」運動中，六級三班的一位王姓同學便給他寫了一張快板書式的大字報，我只記得其中的一句是「掂一掂，看一看，特麼又得二分錢。」為了這樣一件事，同學們給炊事員師傅寫大字報，孰是孰非能夠理得清楚嗎？也不過哂然一笑過去算了！
秋天刨了地瓜以後，我們開始往學校挑地瓜吃了。
這應該說是我們這些住校生一日三餐的最好時光，雖然每個星期天要挑著五六十斤重的地瓜跋涉二十裡路，地瓜可要比地瓜幹吃起來順暢多了，起碼不會那麼噎人。我們拿的地瓜有生的，也有煮熟了的。生地瓜也要用網兜裝著去食堂蒸煮一下，雖然我們每個人每頓飯吃的地瓜的重量要比地瓜乾重好幾倍，但是炊事員師傅照樣收我們每個人一分錢的燃料費。我們每人一頓飯要吃二三斤地瓜，也不可能兩個人裝在一個網兜裡作弊了。這大概也是炊事員師傅們心明眼亮，看清了事實真相，不和我們計較了吧？拿到學校去的熟地瓜，有時候我們也會裝在網兜裡拿到食堂去餾一餾，大多時候卻都是就那麼涼吃，因為熟地瓜怕擠怕壓，倘再和生地瓜放在一個籠屜裡，那可要擠壓得沒有模樣了！再說我們讀高小的那二年，早就養成了涼吃飯的習慣，胃部得到了相當鍛鍊，不會輕易因為涼吃東西而不舒服甚至患上胃病的。拿生地瓜也有一個毛病，秋冬之交還不太冷的時候，那是不要緊的，生地瓜不會被凍壞。一旦到了數九寒天可就不行了，那時住宿的同學會驟然增加好幾倍，最多時每個班級達到二三十位住宿生，全校又就那麼一個飯廳，星期天返校早的同學還能佔個中間位置，可能是因為地瓜等也會散發熱氣的緣故吧，放在中間位置的生地瓜是不會凍壞的。我們幾位西片的同學因為路途較遠，又都是在星期天下午返校，到的最晚，便只好把地瓜等飯食放在飯廳的邊緣之處。這樣子凍了生地瓜的現象也就屢見不鮮了，即使是不凍壞，被風䈰了皮子的生地瓜也會結疤，或者外皮形成一種硬硬的殼，煮熟了也是很難吃的。儘管如此那也沒有辦法，難吃也得吃啊！當然有時家裡也會給帶一兩個玉米面餅子，奇怪的是玉米面餅子不但不會凍硬，倘是放得天數多了還會變餿，掰開一看，裡邊都扯絲了，一股的餿味也捨不得扔掉，感覺還是要比地瓜好吃，這大概也是中了「物以稀為貴」的毒了吧？
說完了主食再來說道說道所謂輔食的菜吧，我們吃的菜幾乎一年到頭都是豆醬和鹹蘿蔔頭子。
豆醬也不是全部用大豆做成的，我見過奶奶做的用來發酵的醬糰子，裡邊還摻有一定數量的麥麩子。家庭條件好一點的同學，在家裡還會把豆醬用油炒一炒，家庭條件不怎麼好的同學只能拿生豆醬了。
豆醬都是裝在罐頭瓶子裡，那麼一瓶豆醬再加上鹹蘿蔔頭子就是一個星期的輔食。鹹蘿蔔頭子拿到學校裡，有的同學會用繩子串起來掛在宿舍的屋簷下陰乾一下，會比不陰乾的好吃一點。當然也有的同學會在家裡把鹹蘿蔔切成小塊炒一炒，只記得孫茂彬同學拿了一罐頭瓶子的炒鹹蘿蔔，吃飯時他讓大家都嘗一嘗，結果一頓飯的時間就被大夥吃去了一大半！學校食堂也提供湯菜，而且因了蔬菜都是學校自己生產的，湯菜很便宜，五分錢就可以訂一天三頓的。
湯菜的表面都會漂浮著一層油珠珠，甚至還會有幾片炒豬油的肉滋啦。即使這麼便宜，我們班級的住宿生中，從來都沒有一個人一天三頓都訂菜吃的，最多是一天訂兩頓，一天訂一頓的還相對多一些，而且也不是全年或者全學期都訂，不過是訂一兩個月的，那意思只是嘗一嘗，證明自己也吃過訂菜罷了！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啊，不知不覺間我離開海陽四中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兩個孩子離開四中也過去了二十多年了，回首往事真是苦、辣、酸、甜、鹹五味俱全！值得欣慰的是，總還是一代勝過一代，兒子吃硬饅頭要比我吃地瓜乾麵窩窩頭強一些，現在的孫子輩們連喧騰騰的白面饅頭都吃膩了，這也是社會的大進步。不過那些苦日子還是不應該忘記的，不知道苦，那還會品味出生活的甜來，小心不要弄出「何不食肉糜」的笑話來是的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