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20世紀歷史的開端(上)

一

歷史學家常常習慣於用時間作為坐標來劃分歷史的分期，這是歷史學的特性使然。正是在時間的流淌中，時代的特性在悄然發生著轉換。如果要在我們通常所說的近代和現代之間劃出一條時間標誌的話，理應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當然現在的歷史學家更喜歡使用20世紀這樣的時間坐標。國外歷史學家也說，事實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啟了20世紀的大門，使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塞拉耶佛事件中，費迪南大公被刺殺，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線。圖為費迪南大公被刺殺後的帶血制服

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話，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轉換的確乏善可陳。當然這樣說並不表明時代在靜止，甚至是停滯。事實上，推動歷史前行和時代轉換的動力依然存在，如果沒有一戰的爆發，這樣緩慢的變動也許會將當時所造成的變化推遲很久。但歷史不容假設，也無須假設，恰恰就是在這一時刻，一戰這樣「總體性」的戰爭爆發了，催促和推動了時代的變革與轉型。一戰是一個偶然性的事件，因為任何參戰方都沒有想到要打成這樣一場戰爭，即使戰爭爆發後，各方都認為在聖誕節前可以結束戰鬥，然後回家樂享新年的快樂。但戰爭爆發後，它就會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以致各方都無從控制，變成了愈演愈烈的一次大戰，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度被稱為「偉大的戰爭」，而不叫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索姆河戰役(1916年)

有位歷史學家曾經這樣說道，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行為主體各種行動的歷史，而不僅僅是各種過程的歷史。正是由於各方力量在互動中所形成的歷史實踐改變了世界原先前行的步伐，迅速將世界帶入一個新時代。因此，一戰是新舊時代轉換更迭的標誌。以往我們更多地強調歷史進程的連續性，一戰恰恰可以被看作一種歷史的斷裂，一次全新的轉向，它是新與舊的一種分離，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代和20世紀嶄新的社會轉型、國家成長和國際格局形成的分野。

二

以前歷史學家常常聚焦於一戰為什麼爆發以及戰爭的過程，而今天的歷史學家則在新的視野下進行重新考察，他們不再僅僅關心戰爭的原因和過程本身，而更關注作為人類歷史上空前激烈的一戰，它對於每個個體意味著什麼，對於國家意味著什麼，對於社會意味著什麼，對於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又意味著什麼。歷史學家既把一戰看成一個由各個國家參加的歷史事件，也同時在宏觀和微觀兩種視野下進行考察。

當一戰剛剛爆發時，有位英國的政治家說道，從此，歐洲的燈光已經熄滅，不再會重新點燃。戰後，面對著如此慘重的損失，各個階層的人都不約而同地使用「崩潰」這樣的字眼來描述這一慘狀。歷史學家斯賓格勒不禁寫下《西方的沒落》這本書，認為西方已經衰落。如果在短時段來看，這樣的描寫和定性不無道理，但今天的歷史學家站在20世紀的維度上看到的是另一種景象，另一種歷史的分野。

與上述那位政治家的悲觀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打響戰爭的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戰爭很快就將結束，所以在戰爭之初，每個國家的人民都踴躍參戰。例如在英國，士兵最初都是作為志願者而參加戰爭。歷史學者也這樣寫道，男人們蜂擁至徵兵所，唯恐戰爭在他們參軍前就結束了，歡樂的閱兵遊行把他們送到前線。當時一位士兵寫下這樣一首詩給自己的友人：「當你回到家中，告訴我的父老鄉親，為了他們的明天，我們甘願奉獻自己的今日。」閱讀這樣的詩句，你會感受到這是多麼地無畏和豪邁！1914年，德國士兵乘坐鐵路貨車前往前線。戰爭初期，各方都認為這場衝突是短暫的

但當戰爭超出人們的想像，當戰爭帶給人們的是血腥和慘烈的犧牲時，人們開始思考為什麼要進行這場戰爭，他們甚至發起了反戰運動。在英國格拉斯哥附近的索恩萊班克(Thornlebank)小鎮，有一個紀念在一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當地居民的紀念碑。銘刻在紀念碑上的一戰的犧牲人數居然比二戰要多一倍以上。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給出這樣的解釋：全英國各個地方在一戰中犧牲的人數都比二戰要多。在愛丁堡城堡裡就有烈士紀念堂，其陳放的一戰和二戰犧牲者的名冊也證明了這一點。

今天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都開始關注普通士兵的情況。多年前和一位法國歷史學家聊天，他就在研究一戰中士兵對戰爭的反應；一位專門從事一戰歷史寫作的法國作家也從個體士兵出發來思考戰爭，並關注當時在戰爭中抵製作戰的士兵，要為他們恢復名譽。

戰爭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情感態度以及兵力組織方式，人們最初是作為志願者走上了前線，而到了後來變成了強行徵兵，徵兵制由此出現。法國歷史學家也在爭論，這些士兵參加一戰是出於自願，還是強迫。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戰爭中人性的光輝和生命的美麗開始被歷史學家所重視。在生死面前，每個士兵都有權利做出自己的思考、反應和表達。法國第八十七團在凡爾登附近，1916年

戰爭不僅體現在具體的有形的犧牲和損失上，戰爭所帶來的死亡、破壞和恐懼也嚴重影響了每個國家民眾的心態和情緒。19世紀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對未來充滿自信。他們相信進步理念，相信未來一定會比現在更好。在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完全有資格和自信擁有如此觀念。「日不落帝國」的建立，全世界的財富在向英國流淌，英國人雄踞在世界之上。但1914—1918年的戰爭不僅使日不落帝國走向衰落，同時也徹底擊碎了英國人的自信。30年代，國家的領袖們通過回憶與懷念1914年之前那種確定性，通過不惜一切代價來維持和平，試圖撫慰一戰所帶來的衝擊和傷害。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在二戰期間英國的「綏靖政策」以及法國的投降。喬治五世國王(左前)和一群官員在視察英國軍火工廠，1917年

這一情形同樣也發生在整個歐洲。從1500年開始，歐洲因其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以及科學和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發展，在全球化的開始階段成為世界的中心，整個世界體系就是以他們為中心而建立，這樣一種地位使得歐洲人充滿著無比優越的驕傲與自信。但讓人無法想像的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陷於「崩潰」。歷史學家寫道，歐洲戰場空前的傷亡人數，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群體的戰亡，對知識階層的心態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導致其中很多人失望。這場戰爭似乎也嘲弄了啟蒙思想所提倡的進步觀念：誰還能再相信西方文明是優人一等的？歐洲所標榜的科學技術是毫無疑問的好東西？在德國老兵艾裡西·雷馬克所寫的《西線無戰事》這部描述一戰的小說中，他轉述了一個士兵的疑問：當一個千年文明不能抵禦這血腥風暴的時候，它的文化一定發生了某種問題。

本文摘自《中國國家歷史·拾陸》（東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原載《歷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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