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芝的第二本詩集《女伯爵凱薩琳及各種傳說和抒情詩》（1892）繼續且更集中地以愛爾蘭為題材，以象徵的手法表現詩人的民族感情，愛爾蘭被「想像成與人類一同受難」的「玫瑰」。他幻想通過創造一種建立在凱爾特文化傳統之上的英語文學來達到統一兩半——天主教和新教徒的——愛爾蘭的目的。他相信，如果現代詩人把他的故事置於自己的鄉土背景中，他的詩就會像古代的詩一樣更細密地滲入人們的思想之中。早在1888年葉芝就曾說過，比較偉大的詩人視一切都與民族生活相關聯，並通過民族生活與宇宙和神聖生活相關聯：詩人只能用戴著「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他還認為，沒有民族就沒有較偉大的詩，猶如沒有象徵就沒有宗教。 在他眼裡，愛爾蘭是一個貯存著比英格蘭歷史更為悠久的歷史的「大記憶」，一個充滿了詩的象徵的倉庫。
世紀之交的愛爾蘭雖民族情緒高漲，但社會形勢複雜。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棄義、黨派的勾心鬥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的互相仇恨和愚昧無知等現象後，葉芝意識到自己所崇尚的以18世紀愛爾蘭社會為代表的新教貴族政治理想與現實的發展是背道而馳的。而茉德·岡等共和黨人所熱衷的暴力行動也令他反感。因此他不久便對政治產生了幻滅感，而又回到了他的藝術王國：
凡事都能誘使我拋開這詩藝：
從前是一張女人的臉，或更次——
傻瓜治理的故土貌似的需要。
《凡事都能誘使我》
1891年，葉芝與倫敦的一些年輕詩人組成了「詩人俱樂部」，並加入了當地一些愛爾蘭作家和學者組織的「愛爾蘭文學會」，開始從事整理和宣傳愛爾蘭文學的活動。但他自己的筆一刻也沒有停歇，除以上提到的詩集外，還接連出版了寫愛爾蘭題材的散文作品《凱爾特的曙光》（1893）、《隱秘的玫瑰》（1894）和戲劇作品《心願之鄉》等。
葉芝始終對戲劇有著濃厚興趣。18歲時，他就為初戀的情人蘿拉·阿姆斯特朗寫過一部詩劇《費雯與時光》。詩劇《女伯爵凱薩琳》（1892）則是他特意為茉德·岡寫的。1896年結識格雷戈裡夫人和約翰·辛格後，葉芝開始與他們共同籌建愛爾蘭民族劇院。這標誌著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的開端。葉芝本想借戲劇的形式教育群眾，在現代人中間恢復一種高尚的民族精神，但他以愛爾蘭神話為題材的風格崇高的象徵主義詩劇不像格雷戈裡夫人和辛格的現實主義劇作那樣受歡迎。而且，小市民的庸俗反應常常令他失望和憤怒。
1899年，詩集《葦間風》問世，獲當年最佳詩集「學院」獎，確立了葉芝作為第一流愛爾蘭詩人的地位。有論者認為這部詩集標誌著現代主義詩歌的開端，猶如100年前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謠集》標誌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開端。其實葉芝深受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雪萊等的影響，是主張「向後看」的：
我們是最後的浪漫主義者——曾選用
傳統的聖潔和美好、詩人名之為
人民之書中所寫的一切內容、
最能祝福人類心靈或升級
詩作的一切作為主題正宗，
但如今都變了，那高大駿馬無人騎，
雖說荷馬曾坐在那鞍上馳驅
在漸暗洪水上天鵝浮遊之處。
《庫勒和巴裡利，1931》
在這首詩裡，葉芝把格雷戈裡夫人之子（也包括他自己）看作是貴族文化傳統的「末代繼承人」，她（他）們所居住的庫勒莊園和巴裡利塔堡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徵。在另一首詩《紀念羅伯特·格雷戈裡少校》裡，格雷戈裡夫人的兒子羅伯特則被視為文藝復興式「完人」的一個現代樣板。在葉芝眼裡，貴族是人類文化精華的保存者和傳承者。與此相對的是保存和傳播口頭的民間文化的乞丐、浪人、農夫、修道者，甚至瘋人們。葉芝有許多詩作就是以這些人物為角色，或者乾脆是他們所說所唱的轉述。這些構成了葉芝智慧來源的兩個極端。然而，在現代風雲的衝擊之下，這一切都在漸漸消亡。巴裡利塔堡前的古橋在內戰期間被毀；庫勒莊園也在格雷戈裡夫人逝世後被迫出賣，後來被夷平；羅伯特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劇變，葉芝不禁哀嘆：
浪漫愛爾蘭已死且已逝，
與歐李爾瑞同在墓穴裡。
《一九一三年九月》
但是，1916年復活節抗英起義震驚了對政治和現實失望的詩人。葉芝想不到從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產生了他理想中古愛爾蘭的庫胡林式的悲劇英雄，他看到了一種崇高精神的爆發：
一切都變了，徹底變了：
一個可怕的美誕生了。
《一九一六年復活節》
感奮之餘，他及時做出了一位詩人所能做的最好的反應：「我們的事/是低喚一個又一個名姓，/像母親呼喚她的孩子，/當昏沉的睡意終於降臨/在野跑的肢體之上時。」他還在《十六個死者》《玫瑰樹》以及晚期的《歐拉希利族長》等詩篇中以他特有的語調謳歌了死難的起義者。
此後，他似乎又恢復了對現象世界冷眼旁觀的態度，不輟地在變化中尋求永恆。然而他對社會現實的敏感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組詩《內戰期間的沉思》和長詩《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內戰的背景前對人類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關心的是人類文明的創造，因而譴責任何形式的破壞。
總之，是「在上帝創造天使前/她早已開始有歷史」的「這盲目苦難的土地」愛爾蘭造就了葉芝和他的詩。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布爾本山下》一詩中，他總結了他畢生的信念，並告誡後來的同志：
愛爾蘭詩人，把藝業學好，
要歌唱一切優美的創造；
……
要歌唱田間勞作的農民，
要歌唱四野奔波的鄉紳，
要歌唱僧侶的虔誠清高，
要歌唱酒徒的放蕩歡笑；
要歌唱快樂的侯伯命婦，
……
把你們的心思拋嚮往昔，
我們在未來歲月裡可能
仍是不可徵服的愛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