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為什麼不再罵許知遠了?

2021-02-19 第十放映室

在泥沙俱下的時代情緒裡，只有經由時間的篩選，真正好的東西才會慢慢被大眾辨認出來。從第一季的8.3，到第四季的8.9，《十三邀》的大眾風評，逐漸從最初的毀譽參半，扭轉為今日的綜藝良心。《十三邀》沒有變，許知遠也沒有變，變的，是觀眾的心態。曾幾何時，許知遠以一個醜陋、猥瑣、油膩的中年知識分子形象出現在女性自媒體的討伐浪潮中。會以他知識精英的品味表達對她參演八點檔電視劇的失望；會以「直男」的視角打探男人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而與馬東、李誕的對談，又暴露了許知遠式的自戀與天真。前者的《奇葩說》，後者的《吐槽大會》，可能是當下娛樂節目中最富創作力和思考力的存在。作為這樣兩檔節目的掌舵人，許知遠試圖從馬東和李誕身上挖掘更加崇高的個體追求。可二人都不約而同地警惕這種拔高，只敢承認自身追求僅限於娛樂價值。和馬東、李誕的這樣大眾娛樂餵養者相比，許知遠知識分子的清高，自然與大眾難以接壤。
他毫不掩飾對大眾娛樂以及時代流行情緒的厭惡和不滿。「我們這個時代挺可悲的，大家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好的東西。」此話一出，輕易就能惹惱一大片自動代入「下裡巴人」的觀眾。姚晨作為《十三邀》首個受訪嘉賓，採訪內容並沒有深度可言。但她最大的作用是以自己明星的身份，揭示了整個節目的風格立意——偏見。許知遠抱怨自己無法施展，因為問題往深了去就沒有回音。
因為姚晨是明星，許知遠並沒有重視她，提問之時，就從內心假定了她不知道怎麼回答。話語體系和知識結構的不同，讓許知遠和明星對話常常出現肉眼可見的尷尬。也許他們人格上有可愛的地方，「但可愛的人不一定豐富」。作為一個崇尚複雜性和多層次的人，他對這樣的群體缺乏追問的熱情。當許知遠採訪娛樂人物，由此進入大眾文化的視野中，他的長相、穿衣風格、尷尬個性、提問方式，都成為了被輿論攻擊的焦點。大眾用娛樂綜藝培養出來的思維來對他進行打量，並急於嘲笑他這些格格不入的表徵。不過許知遠並不在意這些雜音，他的追求在另一群人身上。當採訪對象變成哲學家陳嘉映、詩人西川、藝術家徐冰、美食家蔡瀾、人類學家項飈、歷史學家許倬雲.許知遠就像一個求知若渴的學生，迫不及待要與他們發生一場充滿未知的交談。這些不為大眾熟知的方家，是許知遠做這檔節目的真正意圖。他需要話題性人物來保證節目的存活，但與知識精英的交談才是他的「私貨」。面對這些有著豐沛的人生經歷和學問智識的人，許知遠想向他們借智、求道。但來自許知遠內心深處的好奇，兩顆靈魂之間的碰撞，使得這些原本可能會枯燥的節目，煥發出大眾能輕易辨別出來的光彩。回憶起抗戰時期老百姓們仁愛有序的逃難經歷，耄耋之年的他像個小孩那樣失控落淚：
人類學家項飈與許知遠結束談話後，對著黃昏下的故鄉說：
面對領導「哲學能為我們的國家幹點什麼」的功利發問，哲學家陳嘉映反問：

在一個選擇看似豐富實則充滿重複，觀點看似多元實則思考力匱乏的時代，許知遠通過自己的趣味，向我們重點提及了一些人和他們的聲音。在他們的世界裡，我們看到了一種脫離了消費主義和流行文化所孵化、繁殖的人生樂趣。「天下第一」讀書人唐諾說，「我不懂為什麼人們不買書，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划得來的東西。」只要50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個了不起的書寫者的畢生精華。詩人西川和許知遠幾度探訪一座荒廢陵墓而不得，兩人自比卡夫卡《城堡》裡永遠無法達到城堡的主人公K。
從80年代詩歌熱到外國文學，再到戰國諸子，兩人邊走邊聊，最後在蟲鳴狗吠的夜色裡，乘興而歸。他們普遍求知，看重交流的樂趣，人群中可以辨認出彼此。這是碎片化、即時性的網絡社交時代，大多數人匱乏而嚮往的。除了傳播精神層面的香氣，許知遠在根本上，更是想恢復一種理性的傳統。有學識是一方面，他們更顯著的特徵是關注時代的重大政治和社會問題。薩特曾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不是知識分子，但是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時就是知識分子。」他們在公共話語空間裡，持續發聲，用智慧和批判為人們的公共思考提供參考價值。
包括出書、開書店、主編歷史公眾號、參與各種對談場合、用不同方式記錄當下的時代.這些，都是許知遠在積極地踐行自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

其實正是許知遠交談時的那些笨拙、天真與不合時宜。

這種問題，不說木村拓哉、林志玲，連李安也抱怨接不住。
但這些抽象化的追問背後，是知識分子最看重的，個人對生存意義的反思。
就像許知遠向陳嘉映討教的那道哲學命題：人生有沒有一個核心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困惑時刻：不知道生活的意義，找不到持續的動力。

在虛無感和焦慮感的相互作用下，過沒有滋味的日子。

求真換種說法，就是「活個明白」。

要不斷拷問自己：什麼是真的我，真的生活，什麼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我們必須把自己放在煎鍋裡，反覆翻炒。

面對「真我」這種抽象概念，很多人不知道該從何想起。

而在這過程中的反覆、懷疑和阻礙，都讓人隨時準備放棄思考。然後投身於上一輩給出的金錢、權力、名望的有關人生意義的現成答案。
針對年輕人「人生該往何處去」的困惑，陳嘉映也給了一個更加淺顯易懂的答案：找到一件愛做的事，可以把你的努力、才能、社會關係等等全都攏在裡頭。
我們又如何面對巨大的成功焦慮？如何定義良好的生活？
陳嘉映說，找準一件事，玩命幹，直到你知道自己幹不了。
作為第一帶貨主播，薇婭代表了這個時代的共同樂趣和流行趨勢。
有什麼好爭的呀，那些問題五四的時候就已經被討論過了，而且討論得更加深刻。當站在更長久的時間軸上，透過事情的表象思考其本質，會發現這個日新月異、熱鬧異常的時代並沒有提供真正的新東西。在知識分子更加宏觀和本質的視角下，我們很難看到許知遠關注受訪者的私生活和花邊。
在他這裡，人總是被放進歷史坐標，被還原成他/她的社會意義。薇婭的網紅身份，代表著這個社會空前的物的力量的興起。而物質消費的背後，又折射出當代中國人的各種精神需求。許知遠好奇這個「新的中國」到底是一種什麼面貌，以及個體如何面對這股龐大的組織運轉起來的力量。薇婭作為龐大機器中的核心齒輪，從中得到了什麼，又被犧牲和異化了什麼。
而是通過她透析這個時代的消費主義精神，個體力量的邊界，以及科技和資本塑造出來的新型人群。知識分子看待問題的方式，讓個人具備更深刻的社會學意義。
比如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飈，提出了一個概念——附近的消失。技術和資本的力量，讓我們的大部分生活需求都可以從網絡得到解決。於是人開始對家附近的菜市場、小賣部、藥房等各種便利設施、公共場合感到陌生。漸漸地，人對日常生活失去感受和描述的能力，只對家裡和全世界感興趣。附近的消失，背後牽扯了一系列人類生活模式和心理的變化。
這讓人們面對社會變化時，總是成為一個旁觀者，而無法參與進去。
再者，當人類的社交距離不再靠身體丈量，而變成一種心理感受，信任感隨之消失。家庭血緣的原生社會關係被加強的同時，而陌生人之間的關係卻變得更加艱難。所以這幾年，孩子主動接受父母幫自己相親，成為了一種劇烈的回潮。人類學的樂趣就在於，那些讓我們感到異常又無從解釋的生活現象，都找到了因果邏輯。生活表象的迷霧被撥開，我們由此可以更加清晰地審視自己的生活。面對日常的瑣碎與重複，我們如何讓自己真正熱愛生活呢？
跟生活保持距離，從精神上俯視生活、高於生活，這種超越感會讓我們發現生活的美感。

你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審美和思考，要重新回到現實中的生活，進行碰撞、產生化學反應。
以蔡瀾、馬東、李誕三人為例，老中青三代，曾經的理想主義者，如今紛紛對現實繳械投降。李誕說「一切都沒有意義」，許知遠說他是一個「堅定的個人主義者」。
馬東溫順地適應這個時代，但他的底色是無從反抗的悲涼。
許知遠對時代永遠不滿，但他骨子裡是個相信人類進步的樂觀派。許知遠卻一臉嚴肅而摯誠地強調多次：我覺得能解決一部分。因為這個時代已經有了太多人在解構意義，卻很少有人去建構意義。
我們喜歡笑話、習慣荒誕、互相攻訐，但是沒有耐心去探討問題、尋找答案、形成共識。
所以他向哲學家、歷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們持續追問。
看東西要看東西本身的意義，不是它的浮面，想東西要想徹底，不是飄過去。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問題，這些答案不會是標準而唯一的。但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理性、包容的談話空間。它不靠手段上的強制，言論的禁止或灌輸，吵架聲量的大小，而是靠一個人影響另一個人。引導你對這個世界發生興趣，產生反思，自己去追尋答案。當我們處於喪失事實分辨能力，沒有理性探討空間，價值觀脆弱而模糊，情緒極端化的社會氛圍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