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衣魔笛手》的童話經過多次改編、眾說紛紜，但「哈梅恩市在1284年6月28日發生過成人及兒童大量失蹤或死亡的事件」是可以確定的。
我是吹著笛子的男人，跟隨著風四處漂泊，帶著一把威風的笛子。
就算外頭狂風暴雨，就算外頭風雪交加，我還是會吹著銀笛，繼續微笑下去。
遙遙遠途哭泣的少年啊，聽聽我的笛聲吧，
嗶哩哩，嗶哩哩。
小時候，只要聽到韓國歌手宋昌植〈吹笛子的男人〉這首歌，總會背脊發涼。因為這首歌會讓我不自覺聯想到《花衣魔笛手》這本童話故事，深怕自己會像故事裡跟著魔笛手的老鼠一樣，投身河中。對於一位每天睡醒就是看書的孩子來說，這首歌真的讓人毛骨悚然。
真實世界裡，魔笛手與消失的130名兒童
德國的哈梅恩市（Hameln）正飽受鼠患困擾。某天，突然有位身著花衣的陌生男子出現，聲稱可以幫忙消滅老鼠，於是市政府就和他籤訂了合約。爾後，他吹著笛子把鼠群們吸引到河邊，讓它們全部溺死。
但是市政府並沒有履行合約支付酬勞，生氣的他換上了奇異的紅帽，穿著獵人般的衣服，再次吹響了笛子。聽到笛聲的孩子們隨之起舞，跟著魔笛手離去。就這樣，魔笛手帶著130名孩子離開了城市，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
以上是故事的大致內容。隨著版本不同，有些結局跟上述一樣，有些則加入了把孩子引到山洞裡的情節。
這個故事發生於西元1284年6月28日，是一則確切被記載於文獻中的真實故事。因此，直到現在哈梅恩市仍四處可見與這則故事相關的痕跡，甚至為了紀念當時跟著魔笛手離開的孩子們，他們經過的小路至今仍禁止唱歌和跳舞，就算是結婚樂隊經過該路，也不可以演奏任何歌曲。
但是這則歷史或傳說只提到「有130名兒童失蹤」，並沒有提到他們「去了哪裡」。魔笛手和這群孩子到底去了哪裡？在各種假設之中，我對「兒童十字軍」最感興趣。
11世紀，拜佔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因擔心遭到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的攻擊，向羅馬教皇請求支援。當時的教皇烏爾巴諾二世（Beatus Urbanus PP. II）認為可以利用該契機來強化教皇的權力，決定派遣軍隊重新找回聖地耶路撒冷。
當時從歐洲各國招募來的軍隊，都在肩膀與胸膛上貼了十字符號的標誌，因此被稱為十字軍。十字軍攻佔聖地耶路撒冷後，曾在現今的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等地區短暫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但大致上十字軍東徵皆以失敗收場，他們在抵達目的地前，不僅販賣奴役，時常搶掠，甚至佔領同為基督教的東正教首都君士坦丁堡。
十字軍東徵表面上是為了捍衛宗教而行，但其實是歐洲人為了擴張領土、爭奪權力的歷史事件。其中，關於兒童十字軍的記述讓我最感難過。1212年5月，一位法國的牧童聽見神的指示，決心徵服耶路撒冷，一群少男少女便組成十字軍。一路上他們吟唱聖歌，企圖跨越地中海，卻在非洲突尼西亞的沿海被當作奴隸販賣；還有一說是當他們橫渡海洋時，遇到暴風雨，全員罹難。
根據最誇張的說法，少年十字軍多達3萬多人。中世紀經常發生像這樣的少年十字軍動亂，1212年在德國，一名年僅10歲、名為尼古拉斯（Nicholas）的少年，也曾引領少年十字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前往熱那亞，最後無功而返。
史實的記載不禁讓我們聯想起，也許《花衣魔笛手》中的魔笛手就是少年十字軍的煽動者，而消失的孩童則是那些在地中海被販為奴或罹難的少年十字軍們。
吹笛人變奏曲中，十六世紀的戰爭與背叛除此之外，有專家認為，這些孩子們可能是被慶典上歡欣鼓舞的氣氛所感染，或是染上了舞蹈病（亨丁頓舞蹈症），在跳舞的過程中發生意外而死亡；也有人說，他們也許是為了開拓德國東部殖民地而離開的年輕人。
眾說紛紜之中，並無確定的版本，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哈梅恩市在1284年6月28日發生過成人及兒童大量失蹤或死亡的事件。在事件過後，每當哈梅恩市遇到重大的政治或社會事件，就會將《花衣魔笛手》的故事重新加油添醋，直到被格林兄弟所採錄。
因此，愈接近故事初期的版本，故事結構就愈簡潔。在早期的版本中，只有出現吹笛子的男人，但到了約莫16世紀，就被灌上了「鼠疫」的情節，而由此可知人們對於鼠疫造成的黑死病有多麼懼怕。這個由「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造成的傳染病，其傳播媒介就是寄生於老鼠身上的跳蚤，史上最恐怖的鼠疫大流行發生於14世紀時的歐洲，短短4年內就奪走全歐三分之一的人命。
兒童及青年大量失蹤的傳說，流行於當時歐洲各地，但為何獨獨哈梅恩對這個傳說如此執著？有什麼特殊的歷史背景嗎？16世紀的哈梅恩，除了天然災變以外，與德國其他地區一樣，飽受宗教戰爭的災禍。當時痛苦的下層民眾，深感自己被無能又自私的統治階層背叛，才將《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改為捉鼠人被市政府背叛的情節，以達到代理滿足的快感。
但是統治階層當然不會對此無動於衷。長久以來，哈梅恩以水車聞名，在其市旗上還能看見水車磨坊中石磨的身影。當時以制粉業為經濟基礎的城市，會將收成的穀物加工成麵粉保存，過程中若出現老鼠猖獗的傳聞，將會造成致命的經濟衝擊。因此，哈梅恩當局對這則故事非常敏感，企圖把故事主旨轉為強調｢遵守約定｣，並把故事的負面形象轉嫁到身為底層人民的流浪樂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