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們總能洞察人性，並能用極其精巧的言語來品味人生。
叔本華說：所有的人，平常和人相處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要證明自己勝人一籌，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是這樣。因此，唯有徹底的寒門之子，自感在所有方面都低人一等，不名一文，無足輕重的人，才能夠不聲不響地在政治舞臺上獲得一席地位。只有他才會一直卑躬屈膝、曲意逢迎，如在必要時，甚至會真實地表現出來；唯有他會屈從於一切，而又藐視一切；唯有他才會懂得功績榮譽毫無價值；唯有他在必需和他的頂頭上司以及達官顯貴交談或給他們通信時，粗聲粗氣，魯莽冒失，如若他們的上司胡塗亂抹了幾筆，他便會大加稱讚，稱其為妙筆傑作。唯有他，在幾乎還是孩子的時候，就知道該如何去懇求，所以不久之後，他便成了通曉這一隱秘的高級僧侶，歌德指明了這一隱秘：
抱怨卑賤的目的毫無用處，因為無論人們說什麼，都是它們支配了整個世界。
另一方面，生而不愁溫飽的人，一般地說，心靈上便多少有些傾向於能夠獨立自在；他習慣於高視闊步，也許他會有些濫用他的天賦，儘管他就當知道這一點，他絕不會用這種能力去和那些奴顏婢膝的平庸之輩爭個高低，他終究會明白那些頂頭上司的卑劣無能，如若他們侮辱冒犯了他，他會倔強執拗，感到羞恥。而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這並不是個好辦法。而且，這樣的人至少會贊同伏爾泰所直率表達了的這一觀點：即使我們只能再活兩天，如若要向卑鄙無恥的流氓委曲求全，那麼我們寧願即刻去死。我順便說一句，卑鄙無恥的流氓乃是可惡討厭之輩的標誌。
哲學家叔本華在二百年前的這段話，真實的展現了兩類不種性格，抑或說是不同的成長背景所造就的兩種類型的人。古今中外，古往今來，也許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這兩者似乎又是絕難相融的。古往一代代忠良，用他們剛正不阿的性情，正視著奴顏婢膝之輩，雖「欄杆拍遍」，膽肝相烈，又何能挽救本已傾斜的渾濁之氣。雖如含冤沉江屈原者，雖如剖腹以示其真心比幹者，最終也只如大海中之一粟，只能換得相惜者的激憤外，作無畏之犧牲。然他們情願喪生也不苟且偷生，這便是人格高貴者之定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朱自清寧願餓死，也不食救濟糧，以示氣節。
盡眼窺視周圍，奴顏婢膝之輩，屈膝存於世，於求獲得更大的利益空間。殊不知，當他在婢膝之際，已丟失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靈魂。人的罪惡在於貪婪，在於無恥，有時人的屈膝也未能換得醜陋者的憐憫與同情，何不一直高視闊步，讓自己的靈魂更明淨，讓自己的身軀更偉岸。
很欣賞那些面對正義凜然不屈的人，面對不正敢於質疑者，這些人身上有著一種正直不屈的精神。雖身軀不偉岸者，但依然用自己的行動維護著自己的良知與正義。然而在不正之下卻依然維護之、沉默之、迴避之，定是從中希望達到某種目的者，而最終往往是雞飛蛋打。
人生更多的時候不是奢望、渴求得到什麼，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實踐什麼。雖然在某種場景之下，較難看到微弱的光明，然而歷史的車輪定將是滾滾向前，正義也終將為人所銘記。
有些人活著，他卻死了；有些人死了，他卻活著。這也許是第二種人的生存價值。人固有一死，是令人鄙棄之死，還是褒有自身高潔之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態度。
正如叔本華所言：第二種人生，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這並不是個好辦法。
但人的秉性，很難更改，他所成長的生活背景，也決定著他的選擇。明知此去無歸路，也定然凜然前行，這便是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