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棄貓》:出於職責寫了「父親與戰爭」

【編者按】

本文為日本《每日新聞》2020年7月11日刊載的村上春樹專訪，採訪人為大井浩一、棚部秀行（文藝部），中文譯文由靳安淼翻譯。磨鐵出版日前出版了村上春樹長篇隨筆《棄貓》中文版單行本，本文由磨鐵出版授權。

作家村上春樹（71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談到了他4月份出版的隨筆《棄貓》和將於7月18日出版的最新短篇小說集《第一人稱單數》（均由「文藝春秋」出版）。談話內容作為本次專訪的後篇在此登載。《棄貓》曾於2019年發表在某雜誌上，村上在其中寫了一些他父親的從軍經歷等他當時從未寫過的私人性質的內容，在社會上引發了極大反響。

《棄貓》

因為有太多人想要當作什麼事兒都沒發生過

Q：

您的《棄貓》給大家帶來了很強衝擊。這是因為過了70歲這個節點，所以下了這樣的決心嗎？

A：

當時我想的是，「不趁現在把它寫出來就很不妙了。」說實話，我不是很想寫我家裡人的事兒，但這個屬於「不得不寫」的東西，所以我拼了命把它寫了出來。作為寫作之人的一個職責。

Q：

因為那涉及到了您父親三次應徵入伍的那場戰爭，尤其是涉及到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A：

這個原因佔很大比重。因為有太多人想要當作什麼事兒都沒發生過，所以發生過的事情不把它好好寫下來是不行的。類似於篡改歷史的事情經常發生，這是非常不好的。父親還在世的時候，我覺得寫這些有些不妥，所以他（2008年）去世以後，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把它寫出來。

Q：

您在書中寫道，您曾懷疑您父親或許參加了有大屠殺行為發生的南京攻略戰，所以您一直不敢去調查當時的記錄。但最後，您搞清了您父親其實並沒有參加戰役？

A：

確實是出於這些原因，我遲遲沒有去進行調查，但最終還是下定了「不寫不行」的決心。調查之後發現，我父親所在部隊當時是去武漢作戰，現在我每次（因新冠疫情的報導）看到武漢（的畫面），就會想起這個。

以前，寫不出來的東西就一直避開沒寫

Q：

關於中國，您從早期的作品開始，就一直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對其進行了處理，或者說，作為一個重大問題進行了捕捉？

A：

是啊。「中國」確實是我的一個「主題（德語：thema）」，或者說一個「動機（法語：motif）」。

Q：

您親耳聽您父親說，他所在部隊處死了一個中國俘虜等等，這對您的影響也很大？

A：

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那算是一個很強的刺激（shock）了，當然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Q：

此外，您和您父親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關係都「跌至冰點」？關於一對父子，這樣的描寫方式，也很令讀者吃驚。

A：

那段文字寫起來異常艱難。把我本人身上實際發生過的事實書寫出來，非常費力。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決定好要以怎樣的態度去寫。

Q：

您說正是由於有了一段跟貓有關的小插曲，才能最終寫出來？

A：

把各種各樣的插曲拿過來，平衡好整體的關係，然後寫出一本經得起人們閱讀的書，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或許我正是在技術方面達到了能寫的程度，才能最終把它寫了出來。以前對於我來說，是有「寫得出來」和「寫不出來」兩種東西存在的。寫不出來的東西就一直避開沒寫。不過，隨著一部部作品的積累，我也變得越來越「寫得出來」了。隨後就很輕鬆了。各種以前寫不出來的東西都漸漸寫得出來了。我最初那本《且聽風吟》，「寫不出來」的東西就佔了壓倒性的大多數，所以我只把我「寫得出來」的東西連在了一起，最終變成了那樣的一本書（笑）。

Q：

《且聽風吟》得到了當時年輕一代的支持，他們誇讚說，終於出現了能把流行的東西自然地寫入文章的文學。

A：

我當時僅僅是因為只能寫出那樣的東西，所以寫了那樣的東西。不過，一直都那樣的話，作為作家是生存不下去的。所以我勤加練習，想要更加自由地寫出文章。最近才開始覺得，終於能把各種東西都隨心所欲地寫出來了。

Q：

這種終於能寫出來的感覺，是從大概什麼時候開始的？感覺《1Q84》的時候，您的文章就已經十分自在了……

A：

是啊，可能就是從大概那時候開始的吧，感覺自己能比較輕鬆地寫出文章了。

Q：

《1Q84》裡，有個主人公之一的天吾和自己父親和解的場面，這讓人不由想起，《棄貓》裡您和您處於晚年的父親進行和解的那個場面。您在一個短篇小說《託尼瀑谷》裡，也描寫了一對跟中國有關的父子之間的關係。

A：

經你這麼一提醒，確實如此啊。不過，一個人想寫的東西、感覺自己必須去寫的東西，其實是有限的。由於沒有那麼多要寫的，所以只能從各種各樣的角度，以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持續地書寫（那某幾個自己想寫的或必須去寫的東西）。

再一次站在原來的位置上，去嘗試新的東西

Q：

很快您時隔六年的短篇小說集《第一人稱單數》就要問世了。收錄於其中的8篇作品裡，有7篇，從2018年到現在的三年時間裡，已經陸續發表過了，剩下的1篇，是您的最新創作。寫一部短篇小說集，需要花這麼長時間嗎？

A：

因為我是有了感覺才寫的。並沒有什麼截稿日期什麼的。最初的3篇就是突然一口氣全寫出來的。

Q：

發表順序是按照寫作順序來的？

A：

是的。

Q：

「第一人稱單數」這個書名，是否意味著您又想以第一人稱來寫短篇小說了？

A：

感覺自己又想以第一人稱來好好寫一寫了。8個短篇，用的都是不同的第一人稱。各種各樣的人，以各種各樣的第一人稱，講述著故事。不過，他們之間，也有著某種共通點。用的是這麼一個有些複雜的結構。 

Q：

每位主人公身上都集中了精巧的設計，乍一看，又讓人覺得，您寫的全是您自己的事情……。

A：

不如說，嗯……是用了很多「虛擬語氣」的東西，類似「我可能也會是這樣的我」的感覺。「這個雖然不是我，但我也有可能是這樣的。」——「第一人稱的角度」是主人公，應該跟這個感覺很接近。

Q：

您1985年的短篇小說集《旋轉木馬的鏖戰》，開頭寫道，「裡面全是講述者真實聽來的故事」，但其實全是您虛構的。當時是這樣的一種寫法呢。

A：

嗯，是那麼一種設定。

Q：

這次的短篇集也讓人聯想到，裡面看上去全是村上先生的親身經歷，但其實是不是全是虛構的？此外，使用了第一人稱的同時，音樂是不是又在裡面承擔了重要作用？

A：

音樂……要說的話，是啊……Charlie Parker、Schumann、Beatles，還有短歌，都出現了，有的短篇裡還出現了詩集。好像是每個故事裡，都出現了一個那樣的設計。

Q：

《查理·帕克演奏波沙諾瓦（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這個短篇，聽一聽裡面的音樂，感覺文章的味道也變了呢。

A：

那個短篇基本上是享受著就寫出來了。比起「不得不寫所以寫了」，那個是「自然而然就一氣呵成了」的感覺。所以，我的話，如果沒有「想寫」的感覺，是不會去寫的。不想寫小說的時候我還能搞搞翻譯。我是想寫的時候，才按照想寫的樣子，去寫的，所以基本上是很輕鬆的。如果有了「截稿日期」那種東西，就會感到很吃力。然後，我總是想著，如果哪天徹底沒了「想寫」的心情，那就徹底不寫了。但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必然會湧起「想寫」的心情（笑）。這倒是挺值得慶幸的。

Q：

而且，您每次寫完一個短篇集，就會想去再寫一個中等長度的長篇……。

A：

會想寫呢。

Q：

然後就會想寫一個大長篇。您是這樣的一個循環呢。

A：

所以，我總是想，如果徹底不想寫了，就再去開個店什麼的，但這個店，總是開不起來（笑）。有一件事我是想儘量避開的，那就是：沒有想寫的心情了，所以變成「不得不寫」了。這個我是想儘量避開的。

Q：

長篇《刺殺騎士團長》用的也是第一人稱，重返第一人稱敘事，也有年齡方面的考慮嗎？

A：

想要再一次站在原來的位置上，去嘗試不同的、新的東西，這樣的心情我是有的。我的小說是從第一人稱敘事開始的，然後又用了很久的第三人稱，但現在想要重返第一人稱，用第一人稱嘗試一些以前寫不出來的東西。今後會變成怎樣我還不太清楚。不過，以前用第一人稱寫作的時候，自己做不到的一些東西現在能做到了，所以想要在這個方向上試一試。

Q：

接下來，又該朝著一部「中等長度的長篇」的方向去了吧？

A：

是啊。應該是會寫的。不過這個是我現在才要開始考慮的。不過，應該是會寫個什麼出來的。

想要一直對「多樣性」敞開心扉

Q：進入長篇小說的執筆後，也會繼續長期製作「村上RADIO」嗎，就像翻譯那樣？

A：廣播節目是想繼續搞的，儘量地搞。能和很多人進行交流，這本身就很有趣，此外還有很多事情好像都能去嘗試一下，所以想要繼續試著搞一搞。

Q：翻譯、廣播節目、小說創作，三條線並行不悖？

A：不過，（全搞）也沒有那麼忙（笑）。我感覺稍微再多一些也忙得過來。

Q：從您開始聽音樂的五十年代末到現在，已經過去60多年了，您感覺這世上，哪些地方發生了變化，哪些地方沒有發生變化？

A：這個我也不是很清楚，不過我年輕時，聽了相當數量的「沒什麼用」的音樂。現在回想起來，時常納悶當時為什麼會聽那種亂七八糟的東西（笑）？不過，聽一聽那些無聊的、沒什麼用的東西，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不聽聽那種東西的話，就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好東西了。小說如此，音樂也是如此。我本人現在去聽那些正當紅卻沒有什麼用的東西，那就真的無聊了。但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現在正在一個勁兒地聽的那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我覺得也是挺好的。所以我不想對此進行太多批判。我也覺得趁年輕應該把各種東西都聽上一遍，而且我本人也是這樣過來的。最近我個人開始對無聊的東西變得「非寬容」了，不管那是讀的東西，還是聽的東西。不過這個想讓它順其自然下去，因為我想要一直對「多樣性」敞開心扉，並為此進行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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