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在《上校的兒子》一書的自序裡提到了作為外省人第二代的一種掙扎。「我們基本上是活在前幾齣大戲的遺緒裡面。我們的生活基調是在不斷重複地去認識與模擬前一代人的歷史，去實現（或抗拒）前一代人的意志。」
也就是在這個斷層之間，外省人第二代繼承了父母的那種鄉愁，也在不斷摸索如何消化、如何安放這一份鄉愁。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很喜歡的導演李安。在他那本《十年一覺電影夢》的傳記裡，李安有過這樣的自述，來梳理他在文化的斷層中尋找的模模糊糊的身份認同，以及這過程中的困惑、糾結和朦朧：
「對我來說，中國是一個春秋大夢，這個夢是真是假，我也說不上來。因為國民黨的關係，我在臺灣受的是中原文化的教育，又是外省第二代，所以成長中的認同感跟中原文化有著密切關係。這是我的教養，由不得我選擇。」
「我之所以習於處理中原文化而不是臺灣文化，是因為這是一種情懷，和我的教養有關。我之所以懷念過去的倫理，是因為舊秩序曾經提供我們安全感，也因為過去的教養形成我人格的一部分。當我受到挫折和考驗時，自然就會流露出來。」
「現在本土意識抬頭，當然有些人會比較尷尬，會有飄零、無根的感覺，尤其是第一代的外省人。而離臺定居美國，也使得我在身份認同上有這飄零的迷惑感。因為到大陸看看老家，你會發覺，那兒再不是你魂縈夢系的樣子了。經過歷史的洗禮，以往縈繞在父母腦海、經由雙親的經驗傳承給我們的故鄉，也已經消失了。」
既然「故鄉」、「故國」已經不在了，那懷念的到底是什麼呢？
白先勇曾經把這些情緒形容為「文化鄉愁」，並解釋道：
「臺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是在這裡上學長大的——可是，我不認為臺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
這種「文化鄉愁」落到作品裡，就成了極細膩的「歷史感」。
《臺北人》出版二十年時，餘秋雨寫了一篇剖析的文章，裡面就提到，白先勇的這部作品隱含了歷史魂魄。有幾段闡述我尤其喜歡：
「歷史一旦成為有人生體驗的歷史，也就變得有血有肉有脈息。人生一旦融入歷史體驗，也就變得浩茫蒼涼有厚度。」
「一部作品氣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現的事件和人物的重要與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關及歷史的樞紐點，而是看作者下筆前後是否有足夠的歷史悟性。歷史知識遠不等於歷史悟性。有的歷史小說言必有據、細緻紮實，卻沒有歷史悟性，相反，有的小說只寫了現代生活中一些瑣屑人物的平凡瞬間，卻包含著深沉的歷史感悟。」
「如果說《臺北人》是歷史，那也是一部人格化的歷史，一部讓小說人物、作者、讀者一起進入一種混沌感悟的歷史，而不宜以歷史學的眼光去精確索隱和還原。」
仔細想想，這些在外省人家庭裡成長起來的創作者，總是會在作品裡不由自主地回訪那些往事，從而帶領觀眾進入那種「混沌感悟」。
比如，鈕承澤 2014 年的電影作品《軍中樂園》，講臺灣老兵的故事。而他本人的父親就是跟著國民黨軍隊離開北京的，被帶到了臺灣之後，終生再沒有機會回到故鄉。
又比如，賴聲川的經典舞臺劇《暗戀桃花源》，其中的《暗戀》，講的就是一場被大時代拆散的愛情。而另一部於 2008 年推出的舞臺劇《寶島一村》，從一百多個真實的眷村故事中取材，最後濃縮成三戶人家兩代人的故事。
這些故事可能不是那麼多人能看懂，或許因為那段大江大海的歷史在很多人的記憶和認知裡是空的。
大概，沒有「過去」的人不懂得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