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成書大概在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紀，而尼採(Friedrich Nietzsche)則是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兩者出現的時代和地點相隔甚遠，為什麼要把兩者並在一起來看呢？理由是兩者有共通的議題，可互相參照，令我們對《水滸傳》這本小說的理念以及尼採哲學加深認識(本文的焦點在於前者)。水滸的故事涉及不同的人物，各自因為人海紛爭，殺傷鬧事，被官府追捕，無處容身，唯有落草為寇，聚嘯梁山；後來宋江做了頭領，勢力壯大，遂有歸順朝廷，接受招安的打算。歷來有關《水滸傳》的討論，有兩個問題可以用尼採的哲學來解讀，第一是宋江求招安的舉措，是好是壞；第二是這群遊民的行止，常涉及殘暴不仁的狂性，我們應當怎樣詮釋。[1]
漢子嫵媚，卻非英雄俠士
《水滸傳》對人的描寫，不管是粗豪或狡詐，均各有特質。其中最有趣的，就是宋江和一群「直性」的漢子（例如武松、魯智深、李逵等）的對比。宋江雖然有「呼保義」、「孝義黑三郎」等綽號，但是細看他行事為人，所謂「忠義」也者，反而更像是籠絡人的圈套，所以評論者說他是「假道學，真強盜」（李贄）、「內小人而外君子」（金聖歎）。至於武松李逵等人物，李贄說他們直性（金聖歎說他們是「上上人物」，而武松更是「天神」）。什麼是直性？用牟宗三的話說，他們「理無大小，罪無大小，一有不義，即時打去」，絕不委曲求全；牟氏對他們甚為讚許：「漢子二字頗美，有氣有勢，又嫵媚，比起英雄又是一格。」 (1984: 232)
留意一點，以這群水滸漢子的行徑，真稱不上什麼英雄俠士（雖然我仍沿用「梁山英雄」作指涉）。武松在鴛鴦樓對張都監復仇，殺絕張的一家老小，又把自己的名字蘸血寫在牆上，殺完人還要喊句「我方才心滿意足」（貫本30 回）；李逵也殺過小孩（只是為逼朱仝上山），更誇張的是，在江州劫法場時，輪起板斧不顧一切地砍殺人群，「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容本40 回）。其實，相對於在整本小說中一眾水滸漢子對百姓的屠戮，這些例子可謂冰山一角，不少當代論者對這些行徑均什表憤慨。問題是，從倫理學的角度看，除了「憤慨」之外，我們還可以說些什麼呢？
強人、祭司和奴隸
對尼採來說，倫理道德的存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它或者只是人的病態的表徵，或者是其自欺欺人的掩飾，甚至是毒藥或興奮劑(GM1 S6) 。所以，如果要全面了解道德行為的性質，有時我們不能單純以它如何違背良心（或有違道德直覺）來判斷對錯，我們要注意某些道德情緒（或信念）的由來。在暗地裡我們是否也在逃避什麼，懼怕什麼。或者我們可以用寓言來想像道德倫理的演變模式，尼採在其著作《道德系譜學》(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的首章，即談及了這個故事：幻想在原初社會，也有貴族和奴隸。這些貴族階層的人，大多是歡欣快樂，任性狂野的強人，他們既自由奔放，充滿生命力，亦愛好戰爭、狩獵、舞蹈、狂歡；若感到憤懣不平，他們會馬上回應挑戰，因而不會讓負面的情緒長留心內。
不過，在貴族階層裡面，另有一些作為祭司的，因為體弱而抑鬱。他們雖有怨懟和忌恨，卻不會表露出來，更無力在戰場上堂堂正正與敵人交手。即使如此，祭司的權力欲並沒減退，只是以迂迴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們會為「好壞」及「正邪」等概念賦與全新的意義和內容，例如戰爭、力量和歡快已經不再是正面的事， 取而代之的是寬恕、溫柔、自我壓抑、和諧合作等價值。這種轉化，對一眾一直被強人打壓的奴隸來說亦正中下懷，他們反正沒能力在戰場上挑戰貴族強人，遂乾脆宣揚他們自己才是道德高尚的群體，而強人和戰士都是社會的壞份子，理應被剿除或馴化。
尼採的這個故事點出了強人道德和奴隸道德兩套價值理念。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受基督教文化影響深遠，我們都會傾向接受和諧、有秩序和容許人們計劃將來等等的倫理觀。至於尼採自己，他雖然對祭司的角色深痛惡絕，但也承認這種心態和傾向能創造出深刻、奇詭和多樣性的文化內涵(GM1 S6) 。
宋江作為祭司
尼採曾經再三強調，強人和祭司之間要互相隔離，否則以祭司的聰明和狡猾，強人最終會受其荼毒和馴化，失卻了生命中剽悍原始的力量(GM3 S14) 。在《水滸傳》裡，自從晁蓋一死，宋江在梁山泊當了頭領之後，他就將山上的資源和人事分配製度化，並將聚義廳改名「忠義堂」，宋氏自己亦著力招攬名將，以增加其談判資本；一意策劃招安，三句不離「替天行道、忠君報國」。最重要的是他帶領眾人回歸社會，效命朝廷。自此，晁蓋的世界一去不返，晁氏是大性人，粗豪任性，其自身處處自如，令梁山不同於其他山寨，其淋漓元氣亦吻合武松魯達之風。至於宋江，在山上設建制，水泊之內，已不能自由任性，何異朝廷。此是宋江之山與晁蓋之山之不同。
祭司對他人的「幫忙」，總是充滿弔詭的，尼採這樣形容祭司：
帶著軟膏和香油，但他首先要傷害人，然後才可以作為其醫治者；當他舒緩別人傷口上的痛楚時，同時卻又毒害之。因為那正是他最拿手的技能，他這個魔術師和獵食獸的馴化者，他的存在必然令所有健康的人變成病態，所有病態者變成馴化(GM3 S15) 。
金聖歎斷言宋江之求歸順朝廷，乃是「強盜之變計」，金氏甚為厭惡宋江的手段和偽善。不過話說回來，梁山泊內直性的上上人畢竟屬於少數。當山寨勢力日大，其被緝捕，只是遲早的事，晁蓋的模式並不能讓大多數人安身立命。所以，從大的敘事角度看，宋江求招安是大勢所趨，是為罪人皈依之路。其務實的考慮，是一種俗世化的舉動。雖然破滅了神話，但為了大家的福祉，或許是非如此不可的舉措，而這個醜人，亦唯有宋江能做，能策劃經營——但凡所有社會衝突和運動，總會有些中間人居中斡旋，令大家有個下臺階，不必打到最後。在水滸，宋江正是這個下臺階的執行者。或者，換個角度看水滸的隱喻，用尼採的話說，文化規律於社會所為何事，就是要生養(breed and tame) 一群奉公守法、安份守己的良民；文化（包括道德語言和概念）作為一種工具，就是要控制人的各種本能和怨憤情緒，推祟自我壓抑，以摧毀貴族強人及其理念(GM1 S11) 。
水滸的株連殺戮
讀水滸，很多人都會因其中的野蠻及殘酷行為感到錯愕。在小說裡面，割頭、株連、凌遲等手段屢見不鮮。不獨梁山好漢如此，即使是州縣的知府文官一樣可以很殘酷。例如在青州的慕容知府，以為其大將秦明變節，指撥人馬殺害百姓，便也殺掉秦明一家人口，將其妻子的首級挑在城牆上教秦明看。另外在梁山好漢攻打青州府時，有這一幕：
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筆者案：即衝入城門]。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就大牢裡救出孔明，並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札家俬，分俵眾軍。（容本58 回）
讀這一段，我們可以留意作者下筆的平實無奇，敘事時竟不帶絲毫現代的人道主義心懷。「一家老小」，若是相識自可營救；若是為敵盡可殺戮。這種剽悍之氣，與我們心目中中國文化溫柔敦厚的「詩教」相距甚遠。除了慕容知府一家遭逢此劫，其他如黃文炳、劉高、梁中書、王太守等文官，於其城破之日無不是被一家翦除的（如黃文炳，更是「四五十口，不留一人」）。明乎此，我們或許不會對武松在鴛鴦樓的暴行很感詫異；唯一分別是前者的株連殺戮只是一筆帶過，在鴛鴦樓的場景則放大了，一格格地展現人前。對此，不少現代的文評家連聲聲討，這卻令我想起尼採說，生活現代社會的人，總是失去了前人的開朗和歡欣。從前的人，對殘酷的活動沒有現代人那種羞怯的表現(GM2 S7) 。我會在下文再談鴛鴦樓事件。接下來我會先討論《水滸傳》中復仇和節慶(festivity) 的關係。
酷刑和節慶
殘酷活動和歡慶，在現代人眼中恍似一個矛盾的組合。他們或會忽視了在盛宴的餐桌上，放著幾多曾經生蹦活跳的生命。（不過現代人對殘酷活動的揀擇、隱閉和曖昧的表現，或者只是反映了他們一些奇怪的欲拒還迎的心態。）尼採也說(GM2 S7) ，上古的人們全都熟知，若沒有精彩的表演，怎會有盛宴的歡快？從前的世界，沒有什麼不可以在一個公共、公開的環境下進行的，而嚴苛的刑罰本身就有很強的節慶元素在內。
在《水滸傳》中，有關眾英雄歡慶復仇的描寫甚多，有些簡潔一點的，如盧俊義殺李固賈氏；有些是比較精細的「大龍鳳」，如梁山眾人對黃文炳的復仇，因為篇幅關係，我會略過後者。以下是有關盧氏的「慶典」的敘述：
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盧俊義起身道：「淫婦姦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兩個過來。」眾軍把陷車打開，拖出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廝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割腹剜心，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堂來拜謝眾人。眾頭領盡皆作賀，稱讚不已。（容本67 回）
讀上文時，留意眾人的歡欣自如，雖然筵席間有人會被凌遲處死，但這明顯是必備的慶賀環節，就好像我們在生日會上唱生日歌或在聖誕聯歡會交換禮物一樣。這與尼採對刑罰的看法很相像：
刑罰的殘酷乃是人類社會歷史最悠久的部份，並且是人類最根本的節慶和快樂的來源。即使到了近代，在皇室婚禮和平民節慶中，如果沒有加入處決、酷刑、火燒異端等環節都是很難想像的，同樣假如在貴族家居沒有一些奴隸(creature)可以拿來出氣，可以供人不遐思索殘酷地嘲弄取樂，那也是難以想像的。(GM2S6) [2]
強人與弱者的復仇
所謂復仇，在強人及祭司（弱者）所表現出來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祭司對仇家的恨意很大，但是因為他的力量太弱，怨毒的情緒在其內心盤桓甚久；他的報復，到最後扭曲變形，唯有加在一些不相干的弱者或人偶(effigy ) 之上。尼採認為與他同期的哲學家杜林(Eugen Dühring) 的反猶太主義正是出自這種怨憤心(GM3 S14) 。至於強人的復仇，卻不會像祭司或現代人般充滿罪疚感及責任意識。強人對敵人的回應，尤如暴風雨來臨一樣，沒來由沒藉口，卻令沿路的草木望風披靡；如此，乃能號令他人，並可被視為自然的主宰(GM2 S17) 。
有關「血濺鴛鴦樓」
武松在鴛鴦樓的復仇，其殘酷的程度與其他的水滸殺戮無異（割頭、株連）。試看以下的段落，其時武松已經在閣樓殺掉了仇人張都監、張圑練和蔣門神，其聲浪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人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剁著，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拿取樸刀，丟了缺刀，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下，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著兩個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才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著樸刀，向玉蘭心窩裡搠著。兩個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樸刀一個，結果了。走出中堂，把閂拴了前門，又入來，尋著兩三個婦女，也都搠死了在地下。武松道：「我方才心滿意足，走了罷休！」（貫本30 回）
對武松的行徑，在明代的文評家中，李贄稍微顯示了不悅，說除了三個罪魁禍首，其他都是「多殺」，不過他在篇末仍然盛讚武松之「以血留字」：「即殺人留字一節，已超出尋常萬萬矣」。至於金聖歎，既是水滸（70 回本）的修訂者，又在文內頻繁地以讀者的身份作評論。在這一回，金氏沿途保持情緒高漲，在旁邊數著武松第幾次出刀、殺到第幾人。以他的看法，這部份是要這樣寫「方快人意」：
寫武松殺張都監，定必寫到殺得滅門絕戶，方快人意，然使夫人深坐房中，武松亦不必搜捉出來也。只借分付家人湊在手邊來，一齊授首，工良心苦，人誰知之。下養娘引著兩個小的，亦只閒閒湊來。（貫本30 回眉批）
從尼採的角度看，金氏自己不知道，他也在參與著武松的筵席慶典；即是說， 在鴛鴦樓一回，其實舉行著兩場宴會：第一場由張都監主持的只是開胃前菜，真正的盛宴乃由武松入樓復仇之後才展開的。這個宴會是由武松復仇的歡快，以及樓內被宰殺的十五人的苦難堆疊而成。金聖歎的題旨只是「千古同歡」，將這種屠殺的狂野及集體性揭示出來；由於這是場集體的歡慶，它也透過金氏的引介向後世的讀者發出邀請。故此，某些文評家對之作出的倫理譴責也許是一場錯誤閱讀：反映我們的小題大做、對反對暴力及殘酷行為的葉公好龍。然而，這也是中國人現代化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一環，我們註定要對古時的殘酷行徑予以譴責的，這顯出現代倫理觀在尼採眼中是何等的深閏和幼稚。
如果你問《水滸傳》是什麼？我會說它是一個時代的翻弄，一個前代的紀錄，一個累世的閱讀過程，問題是到了今天我們可以用哪一種眼睛來閱讀它呢？我們為什麼對於他人的苦難不表示一點同情心？假如我們不追問這些問題，那又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冷酷無情？我們也可以拿同樣的問題去質問尼採。文明的條件是什麼？難道社會秩序本身只是建基於一種對壓制的共識而已？文明、秩序相對於矛盾、壓迫：兩者乃以辯證的關係互相依存，互相補足，就好像祭司與強人，或宋江與水滸直性人的關係一樣。用金聖歎的比喻：「譬如刺槍，本要殺人，反使出一身家數。」明乎此，有關《水滸傳》的文評及閱讀過程，我覺得可以理解為「文明及其不滿」的一種中式演繹。
註：
本文的引文主要來自三本典籍：第一是尼採的《道德系譜學》， 該書共分三章， 每章有若干節；在下文， GM 之後的數字是指章數， S指節數，全部由筆者翻譯自Carol Diethe 的英文譯本。另外， 我也參考了兩個《水滸傳》的版本， 包括一百回有李贄(即李卓吾) 眉批的容與堂本， 以及七十回由金聖歎評述的貫華堂本。詳見文末的參考書目。
這幾句在原文不是連續的，我在這裡是將段落的大意以連貫的形式翻譯出來。
參考書目：
牟宗三(1984).《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文庫出版）
明·施耐庵，羅貫中(2007).《李卓吾評本《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施耐庵(2007).《水滸傳》(清) 金聖歎評點（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Nietzsche，Friedrich (2007).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 Translated by Carol Diet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