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算是個阿瑟·米勒的重要年份。
其經典作品，《都是我的兒子們》、《推銷員之死》、《美國大鐘》、《代價》等劇目紛紛在西區和寬街迎來復排，其中不乏瑪麗安娜·艾略特（《天使在美國》導演）這樣的大導參與製作。
值得一提的是，由女性擔任普克託的《薩勒姆的女巫》，也在東倫敦的The Yard Theatre上演。
這部作品的高清影像版本，今年在國內各大城市的巡迴放映也持續了整整一年。所到之處皆是好評不斷。
這部肅穆、驚恐、充斥著人性至暗時刻的作品，獲得了跨文化與跨地域的強烈共鳴，在很多觀眾的反饋中，都是「嚇出一身冷汗，哭到面部抽搐」，「從未覺得劇場是這樣一個嚴酷又不安全的地方」。『The Crucible』，原是坩堝，引申為煉獄。這部獲得託尼獎最佳劇本的話劇，取材於歷史上真實的美國薩勒姆審巫案，是被稱為「美國戲劇良心」的阿瑟·米勒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嚴峻深刻、決不妥協的寫實筆法的強有力的聚焦點。而後這份名單不斷擴大和增長，縈繞在整個50年代，嚴重影響了一代影視創作者的職業生涯。
對左翼思潮一直懷有熱情的亞瑟·米勒，也毫無例外被捲入了這起浪潮之中。當他拒絕為委員會作證指認同事朋友時，他被毫不留情地列入了「黑名單」。這種蔓延極快的毒性迷狂讓米勒甚是痛苦。即便身處暴風中心，他仍希望能隱喻性地記錄下這一狂熱運動，可卻苦於沒有合適的載體，直到他讀到了查理·阿帕姆對薩勒姆鎮『驅巫』事件的研究報告。
在「驅巫」事件發生時，阿帕姆正是薩勒姆小鎮的鎮長。這份近千頁的報告讓米勒眼前一亮，這並不是米勒第一次聽說這起逐巫案，早在大學期間他就已經對該案有所耳聞。但在這份報告中，他第一次了解到案件背後一些不為人知的人際糾葛和利益糾紛。譬如前女僕阿比蓋爾和普克託一家的糾紛便確有其事，而在這份報告中也記載了不少街談巷議的口述素材，這便具有了相當的細膩感與真實性，足以通過其去想像與再現一個被恐懼的迷狂所纏繞的村落。隨著這些細節的豐富，這起常人難以想像的案件在他眼裡逐漸清晰明朗了起來。他意識到自己終於找到了記錄當下這股迷狂的「工具」。這份報告的幫助下，米勒解讀了這起案件和當下這股『紅色恐怖』的本質，並最終在舞臺上中將其精準地展現了出來。那麼在米勒的理解中，這場迫害發生的本質原因為何？或者說，為何在20世紀，這個社會信仰和17世紀大相逕庭的時代，這場悲劇會再次重演？因為激起這種迫害的，從來不是社會信仰本身，而是社會對不持有共同信仰的異己的恐懼。而這種恐懼近乎是人們的一種本能。無論是在哪個時代，它都永遠不會消失。只是在大多數時間裡，它被壓抑在差異雙方所形成的微妙的平衡之中。比如說，在一個全民信仰基督教的小鎮裡，即便有一名莊稼漢拒絕每周去教堂禮拜，也不至於引發太大騷動。因為這種行為仍處在大家雙方認可的平衡之中，此刻現實裡尚能死水不瀾，異見者也能僅僅被視作「只是古怪而已」。但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那股本能恐懼就將被立即激發。當每個人除了「清白」和「有罪」這兩個二元性的極端之外便無立錐之地，原本在日常中被鈍化的能動性便立即噴薄出來。可一旦缺乏理智和公正的第三方機構作為航向，這股能量便立即化成了刺向他人的利刃。原本的「只是古怪」便立刻成為急需被清除的眼中刺，成為需要在絞刑架上灰飛煙滅的眾罪之首。就像『蝴蝶效應』原本只是關於混沌學的比喻，但在恐懼這股非理性的颶風之中，它卻真的必將面臨審判，成為眾矢之的，難辭其咎。這股恐懼的力量難以想像，在它面前，無論是多麼牢固的文明秩序終是不堪一擊。它足以讓曾經信仰仁愛寬恕的神父將痛苦和暴力視為一種必須付出的代價。它足以讓整個法庭的法官和平民陷入瘋狂，僅憑毫無證據的指認就給清白無辜的人定罪。而更可怕的是，一些難得清醒的人卻也裝瘋賣傻，借這股恐懼之便處理私人的恩怨與糾葛。就好像對情敵伊莉莎白做出指控的艾比蓋爾，甚至還有最初允許巫術謊言擴散的巴比斯神父。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只是一場騙局，但這其中存在著太多的『沉沒成本』，同時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卻又比所有人都拒絕打破這場幻覺。而在「站出來」與「裝下去」之間的搖擺，又令人心碎地展現了此前社會力量之間的拉鋸。女僕瑪麗·沃倫原本好不容易壓下恐懼，做好了為普克託作證的準備，卻在個體與群體力量的絞鬥之中徹底崩潰，背棄了她的選擇。儼然，即使她看起來清醒，也更有良知，但兼為「男性與主人」的普克託，對她而言亦是異者。因此，恐懼自身的更生性在蒙昧之中，驚人又諷刺性地做到了完全的「邏輯自洽」。即便有時這股恐懼漩渦中有謊言被拆穿，也總能馬上有新的恐懼與糾葛填補上那個缺口。這個恐懼漩渦也因此似乎永遠無法停止。這便是發生在薩勒姆小鎮的事情，而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事件也是如此。歸根結底，都僅是個體自由和社會信仰的平衡遭到打破而喚起了一股群體的恐懼。這股恐懼迅速推翻一切舊秩序，成為了人們新的主觀現實。人們在這新的現實之中，進行著昔日難以想像的迫害。它們看似瘋狂，可對沉浸在那其中的人來說，卻又是無可避免的。驚懼、惡意與諸多的不合理性令這份公義如此臃腫，但對小鎮上的人民來說，對公義的需求是如此急切而緊迫，只有公義才能重召神佑。但填充這份公義的到底是什麼，卻並不重要。在米勒創作《薩勒姆的女巫》時，席捲全國的反共熱潮仍處在白熱化階段，並未有任何中止的跡象。所以這齣戲終場的方式，其實可視為是米勒自己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最後，普洛特無端背負的罪名依舊沒有撤銷，他最終仍是走上了絞刑架。可即便如此，他仍以自我的形式，獲得了自由和正義。因為如伊莉莎白最後和他說的一樣，沒有人能給他定罪，能審判他的只有他自己。而在他自己的審判中，他是無罪的，因為他最終沒有把名字籤在那張罪惡的認罪書上。『我能選擇被絞死。這是你們造就出來的第一個奇蹟：我能。你們的魔法起作用了，因為現在我確實認為我在約翰•普克託身上看到了一點點正直的品德。雖然它不夠織成一面旗幟，卻清白得足以不跟那些狗雜種狼狽為奸，同流合汙。』這也是全劇最令人動容的一個場景。一個普通人，他曾有榮光，也有劣跡，在道德上不盡然完美，也不盡然純粹。但此刻，他在生命將盡中的傷痛顯得如此赤裸。在無盡的剝奪侮辱與損害中被迫抽簡為純粹的『人』，但他也用對自我赤裸的忠誠，緊緊地維存了純粹的『人』的本質。這個結局也延續了米勒此前在《推銷員之死》、《都是我的兒子》等作品中體現出的存在主義關懷。或許當你身處一個瘋狂而失序的世界中時，能救贖你的也只有自己。全劇以普洛特走上刑場結束，舞臺上空留伊莉莎白悵然若失。這時，你坐在黑暗中，喘著氣回想著這起迫害的起源時，卻突然感到十分可笑。這場慘劇之所以發生，僅僅是幾名少女在森林裡跳了幾支舞。就憑這幾支舞，個體和社會之間那小心維持了已久的平衡就被打破了。確實可笑，可卻也無可奈何。在21世紀，這種迫害還會再次發生嗎？看似不可思議，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在這個上帝已死的年代，只要有人想要打破各方之間來之不易的平衡，企圖成為人們的「上帝」；只要悲哀與苦難無法得到人本的共情與關懷，科學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公權力始終缺位；只要在極度的無安全感和非理性之下，人人還是不得不渴求甚至搶奪那層烏合之眾的鎧甲，好讓自己看起來如此隱匿、面目模糊；只要你的鄰人始終能在極端情況下被視為可犧牲的一種代價。希望在那天來臨之前，這場戲劇至少可以給人帶來警醒。而當它到來之際，我們也只能無奈成為這部作品的又一現實重演。接下來天津12.28號還有今年最後一場《薩勒姆的女巫》而除了《薩勒姆的女巫》之外，米勒的代表作《推銷員之死》也和中國觀眾緣分匪淺。1983年春，阿瑟·米勒受邀來到中國，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他的頭號大戲《推銷員之死》。除去語言不通和文化差異，阿瑟·米勒面對的是一個正處於歷史交會點的古老國家：樣板戲的歲月剛剛過去，一個高速狂飆的時代迎面而來。這本書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練日記為基礎寫成的。在這本手記中，阿瑟·米勒敏銳而犀利、坦率而真摯，他記錄了一次驚奇的劇場冒險，觀察著身負烙印的人們，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思考文化、歷史、人性。透過劇場、透過北京，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縮影浮上紙面。『我把自己的「無事生非」、誤解和錯誤的判斷都原封不動地留在這裡。在那兩個月裡，我興奮地努力地工作，以獨特的角度觀察著中國』——阿瑟·米勒| 你 可 能 對 以 下 內 容 感 興 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