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初步研究之後，米勒打算親赴薩勒姆查詢歷史檔案。恰在此時，他接到了伊利亞․卡贊（Elia Kazan）的電話。米勒與卡贊彼時是多年好友，兩人的合作取得了佳績——正是卡贊執導了《都是我的兒子》（1947）和《推銷員之死》（1949），卡贊也因此兩獲託尼獎最佳導演獎。卡贊曾於30年代中期短暫加入過美國共產黨，因為不願意受黨的約束而最終退出。因為這段經歷，HUAC傳召他接受調查。卡贊在第一次聽證中承認了過去的政治經歷，但是拒絕指認其他共產黨員。之後，他在巨大的壓力下動搖了，要求召開第二次聽證會。在出席聽證會前，他想要向朋友們尋求意見。
4月，米勒與卡贊在後者的家中見面。卡贊解釋道，他已經放棄了激進主義的思想，並且反對共產黨和蘇聯當局；當時執掌20世紀福克斯的Spyros Skouras要求卡贊完全配合調查，不然卡贊的電影生涯就會告終。為了家庭和事業，卡贊打算指認其他共產黨員。米勒驚訝於卡贊打算指認團體劇場（Group Theatre）裡的多位演員，因為他與卡贊都和這些演員相識多年，很難想像這些人可能為外國工作。米勒試圖說服卡贊放棄原來的打算，並認為卡贊會終身為這個行為後悔。兩人的交談不歡而散，米勒直接驅車前往薩勒姆。在返程的路上，米勒在收音機裡聽到了卡贊在聽證會上的證詞，使米勒震怒。兩人在此後的十多年裡幾乎沒有交談，直到1964年合作《墮落之後》（After the Fall）才有所恢復，但是過往的情誼就此一去不返。
米勒的題材來源於1692年的薩勒姆獵巫案。獵巫案發生於清教在新英格蘭盛行的年代。清教徒們信奉加爾文宗，以《聖經》為唯一最高權威，認為英國國教對於羅馬公教的「清理」並不徹底。他們在英格蘭受到迫害，於是來到北美，想要按照《聖經》建立起一個「山巔之城」。清教徒與其他教派的信徒相比，更加急切地想要尋找上帝存在「神跡」。因為《聖經》談論過魔鬼，所以他們相信魔鬼存在於世，甚至否定魔鬼的存在就是否定《聖經》與神，因而被視為對於宗教的攻擊。有些清教徒相信上帝有時候會故意派出，或者縱容魔鬼的存在，來清理信徒中不虔誠的人；魔鬼的存在就成為了上帝對於信徒的考驗。
獵巫案發端於薩勒姆村（現Davers，MA）：巴裡斯牧師的女兒貝蒂因為不明原因犯病，他的侄女艾比蓋爾和村子裡的其他女孩指控是由於巫術作亂所導致。這場最初由一群女孩們大喊大叫引發的軒然大波，在接下去的幾個月裡，先後有數百人被指控曾經參與過巫術。案件由新到任的麻省總督指定專門法庭審理，最終導致十四名女性、五名男性和兩條狗被指控為巫師而絞死，唯一的證據就只有指控者所看到幻覺。
米勒在薩勒姆的獵巫事件中看到了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美國社會。首先，獵巫與HUAC的調查都反映出一股想要恢復「純潔性」的迫切願望，哪怕實現目的的唯一途徑在於指責他人犯罪。受到控告的人都被要求懺悔，並且要指出其他仍未被揭露的同謀者。其次，權威當局都感到自身受到挑戰，於是想要對抗某種看不見的力量以恢復秩序，卻反而更加助長了無序與混亂。第三，米勒認為兩起事件都暴露出深層次的社會權力結構和它的運行邏輯。獵巫案發生時，新英格蘭地區北部緬因州的邊境地帶屢遭印第安人攻擊，獵巫事件中的眾多當事人都曾是親歷者；麻省於1689年發生叛亂推翻舊總督之後，始終沒有指定新的總督，當地人始終在等待與英王達成新的章程，因而處在政治權力相對混亂的時刻；殖民地的居民也時刻擔心來自法國的攻擊。到了1950年代，冷戰進入第一個高峰，美國上下普遍瀰漫著對於共產主義滲透的恐懼。這種對於外部威脅的恐懼導致了內在的不安全，集中爆發於對抗「看不見的威脅力量」的運動中。個人或者國家急切地利用混亂局勢，指認那些需要被清洗或者「拯救」的罪人，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與解脫。運動又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以「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名來滿足私慾。這些共性，成為了理解米勒將兩段歷史串聯起來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