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圍繞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的爭論已經塵埃落定，但這一手稿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有待進一步澄清。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早期專家伊薩克·魯賓《馬克思論生產與消費》一文啟發，依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按照手稿寫作順序編排的文本結構，可以發現：對需要問題的考察構成了馬克思反思人本主義異化勞動理論，從勞動分工入手把握現實的生產方式重要理論切入點。換言之，對人的需要背後的社會關係和生產方式的發現，構成了馬克思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關鍵理論環節。
關鍵詞：青年馬克思；費爾巴哈；需要；歷史唯物主義
本文討論的主題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為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理論準備。眾所周知，《手稿》是馬克思在巴黎時期寫作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是馬克思主義形成階段的經典著作。然而，圍繞馬克思在這部手稿中為制定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理論準備，學界仍未形成定論。本文嘗試從《手稿》的文本結構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早期專家伊薩克·魯賓的理論闡釋出發，來證明：正是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共產主義思潮評述、黑格爾辯證法批判的過程中，著眼於需要和分工的考察，馬克思開始意識到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局限，走向從生產方式出發把握社會歷史現實的歷史唯物主義新地平。
一、「青年馬克思」之後：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概述
在卷帙浩繁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中，爭議最大、影響最遠的可能非《手稿》莫屬。1932年，《手稿》幾乎同時在東西方世界公開出版。在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1）第一部分第3卷收入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一版本為此後近半個世紀世界範圍內的《手稿》研究提供了基礎文本。在德國，朗茲胡特和邁耶爾編輯的《歷史唯物主義。早期文選》中，收入了《國民經濟學和哲學（1844）》。較之MEGA1版本，該版本只包含第三筆記本和第二筆記本。這兩個版本的《手稿》問世後，旋即在西方學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西方學者紛紛撰文強調《手稿》提供了一種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理解。這就是所謂的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問題的提出和闡述。
在既有研究中，針對這些討論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介紹。我們僅選擇其中四個例子，即朗茲胡特和邁耶爾自己的導論、亨·德曼的評論、弗洛姆的介紹和雪梨·胡克的描述，來加以說明。《歷史唯物主義。早期文選》的兩位編者認為，「在這裡新發表的手稿表明馬克思的觀點已達到了完善的高度」，「它從哲學觀念出發，直接經過人的自我異化（資本和勞動）達到人的自我實現，達到『無階級社會』」，「人的這種真正使命的實現就是貫穿整部著作的思想」。荷蘭社會民主黨的記者德曼是最先對《手稿》的發表給出評論的西方學者。他所評論的是《國民經濟學和哲學（1844）》。在《新發現的馬克思》一文中，德曼發現「這部著作解釋了」「隱藏在他（馬克思）一生的全部科學創作的價值判斷背後的倫理的、人本主義的動機」。基於這樣一種人本主義的理解模式，弗洛姆於1961年出版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一書，並在該書中以附錄形式收入了巴特摩爾翻譯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是一個在英美學界被廣泛接受的譯本。20世紀50、60年代，對於《手稿》的人本主義式理解，成為西方學界的一股熱潮。對此，雪梨·胡克在1966年以文學化的方式進行了描述。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的說法。在這篇發表在《紐約時報書評》的文章中，馬克思穿上了燕尾服，與《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形象大相逕庭。
眾所周知，針對這種基於《手稿》來闡發一個人本主義的青年馬克思的理論思潮，20世紀50年代之後，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以奧伊則爾曼、拉賓、巴加圖利亞和維戈茨基為代表，蘇聯學者立足文本和歷史，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過程進行了細緻的研究。這些研究的基本觀點是：回到《手稿》中去尋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的發源地，特別是理解馬克思的哲學變革與其政治經濟學研究和社會主義實踐之間的內在關聯。只不過，以《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例，蘇聯學者在《手稿》的定位問題上，始終無法擺脫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再到歷史唯物主義轉變過程中若干問題的糾纏。對此，只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才在20世紀80、90年代給出了合理的解答。
還應注意的是，針對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問題，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也進行了專門的批判。在《保衛馬克思》一書中，阿爾都塞不僅直接指出了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研究背後存在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且將馬克思自己的思想發展區分為意識形態和科學兩個階段。在這一划分中，《手稿》處於馬克思走向歷史科學的理論前夜。客觀說來，阿爾都塞對於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的批判在西方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伴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變化和左翼理論焦點的轉移，對於《手稿》的關注，在20世紀70、80年代之後已經離開了學術討論的中心。僅舉一例來說，英國學者諾曼·傑拉斯受阿爾都塞的影響，1983年出版了《馬克思與人的本質：反駁一個傳說》。通過解讀《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條，他認為，馬克思批判了有關人的本質的抽象觀念，進而走向了歷史唯物主義。該書儘管並未直接提到《手稿》，但卻可以看作是對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研究的一個總結和回應。
有趣的是，1983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版（MEGA2）第一部分第2卷中，按照邏輯順序和寫作順序編排的《手稿》文本被同時收入。但是除了羅揚等文獻學專家的討論外，《手稿》研究再未達到1950年代前後「奇異景象」（胡克語）的熱度。換言之，在《手稿》研究上，文本考證的推進與理論熱潮的退卻呈現出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問題是：立足MEGA2既有文獻研究的成果，如果我們不是嘗試回到《手稿》去發現一個人本主義的青年馬克思，而是力圖將《手稿》放在馬克思早期思想的探索歷程中，去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過程，那麼，我們在《手稿》中能發現什麼呢？
二、魯賓的啟發：
《馬克思論生產和消費》
如前文所述，《手稿》甫一出版，即在西方學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進而形成了圍繞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問題的爭論。20世紀50、60年代，這一爭論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受蘇聯學者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研究和阿爾都塞有關青年馬克思問題研究的影響，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討論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逐漸平息。目前，國際國內學界已經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手稿》是馬克思青年時期在巴黎，初次面對政治經濟學，所形成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而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形成階段的一部著作。那麼，《手稿》的寫作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或者說，《手稿》在馬克思主義形成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呢？圍繞這一問題，學界仍有不同爭論。
暫且擱置近年來學界圍繞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讓我們首先回到《手稿》最初問世的思想史語境中，去看一下《手稿》被編輯整理出版前後，當時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是如何看待這份手稿的。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既有的《手稿》研究中，蘇聯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特別是MEGA1編者對《手稿》的理解問題長期以來是一塊理論上的空白。這一研究的缺失，甚至會給人以這樣一種疑惑：為什麼蘇聯學者會從卷帙浩繁的馬克思文獻遺產中，發現一份馬克思恩格斯自己都未曾專門提起的作品，並將其整理出來，供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闡發一種人本主義的青年馬克思？而熟悉《手稿》不同版本結構的學者則會進一步發問：既然從1927年《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上的《＜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到1932年MEGA1上的《手稿》，以梁贊諾夫為代表的MEGA1編者，並沒有完全按照寫作順序或是紙張的原初狀態，而是按照邏輯順序來編輯出版《手稿》，那麼，他們在面對《手稿》時是如何理解其地位和價值的呢？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為我們今天把握《手稿》與歷史唯物主義形成之間的理論關係，提供積極的啟發。
根據既有的觀點，《手稿》在最初被整理發表出來的時候，被誤認為是「《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的確，在1927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3卷中，梁贊諾夫主持刊發了一份名為《＜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的文獻。這份文獻其實就是後來MEGA1中出版的《手稿》的第三筆記本。當時，同這篇文獻一起出版的，還有《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馬克思的中學畢業作文」。作為編者說明，梁贊諾夫撰寫了一篇題為從《從＜萊茵報＞到＜神聖家族＞——馬克思未發表的手稿》的長文，回顧了馬克思從《萊茵報》時期開始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到1844年為寫作《神聖家族》做準備的實踐經歷和探索歷程。基於對該文的分析，並結合20世紀20年代蘇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歷史語境，筆者認為：以梁贊諾夫為代表的MEGA1編者在最初發現、整理、出版《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過程中，主要的著眼點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獻遺產中發現梳理辯證唯物主義的形成過程。因而，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構成了發現《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最初契機。同時，馬克思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解與其對社會歷史現實的考察，即歷史唯物主義的探索之間存在密切關聯。
客觀說來，梁贊諾夫的說明《從＜萊茵報＞到＜神聖家族＞——馬克思未發表的手稿》主要是以歷史回顧的方式，概述了馬克思1842年至1844年間的思想歷程。但就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與其對社會現實的考察，以及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之間的理論聯繫，梁贊諾夫並未給出具體的說明。《＜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出版後，圍繞《手稿》第三筆記本中所孕育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特別是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哲學的批判與其政治經濟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伊薩克·魯賓在1930年發表的《馬克思論生產和消費》一文中最先給出了分析和說明。這篇文獻不僅可以為我們提供回答蘇聯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特別是MEGA1編者如果看待、研究《手稿》的文獻佐證，而且可以為我們今天深入理解《手稿》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中的作用和意義，提供理論借鑑。
魯賓是蘇聯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一度與布哈林齊名。他生於1886年，1905年開始投身革命活動，1919年應梁贊諾夫邀請開始翻譯馬克思著作。1926年，魯賓進入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在此期間負責編輯出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1930年後，受政治環境影響，魯賓離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並於1937年不幸逝世。魯賓的代表性著作是1923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一書。20世紀70年代之後，該書在西方價值形式理論的討論中得到了廣泛的關注。1930年，魯賓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馬克思論生產和消費》，立足《＜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三篇文獻，探討了馬克思對生產和消費關係的理解。在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魯賓專門考察了《手稿》第三筆記本中馬克思對消費問題的研究，以及這一研究之於歷史唯物主義形成的意義和價值。略作說明的是：如前文所述，由於完整的《手稿》版本是1932年才正式出版的，因此魯賓的討論仍然使用的是1927年出版的《＜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即《手稿》第三筆記本。在魯賓看來，有關需要的分析構成了馬克思從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立場出發，批判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的出發點。在《手稿》第三筆記本的研究中，馬克思雖然將費爾巴哈的「自然人」作為出發點，但是他並沒有駐足於此，而是將研究的視野進一步推進到「社會人」。這一點集中體現在馬克思對人的需要的分析上，以及他在「需要、生產和分工」這一部分中對人的需要背後的社會關係的考察之中。魯賓的結論是：一方面，馬克思強調人的需要具有歷史的差異性，人的需要的發展同體現在生產中的人的活動的發展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對市民社會的考察中，已經注意到了地主、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在消費上的不同特徵，或者說注意到了消費的階級性問題。儘管魯賓對《＜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的探討主要是圍繞馬克思有關生產和消費內在關係的說明，強調在這一文獻中包含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相關討論的萌芽。但是，結合《手稿》的文本結構，我們有理由期待：魯賓對需要的關注，有助於我們今天深入把握存在於《手稿》之中的，馬克思從反思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唯物主義出發，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微觀思想歷程。
三、「需要」與「生產方式」：
新大陸的地平線
在《馬克思論生產和消費》一文中，魯賓談到需要問題時，主要引證了《手稿》第三筆記本裡的兩個部分。這兩段涉及需要問題的討論，一是集中在［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這一片段中的第（4）個要點，二是［私有財產和需要］這一片段。如果仔細核對《手稿》第三筆記本的原文，我們可以看到：［私有財產和需要］這一片段的開頭，本身也加了一個（7）的序號；此外，在［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這一片段的開頭，還有一個（6）的序號。換言之，馬克思在《手稿》第三筆記本中對共產主義問題的討論，本身既包含［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中的五個要點，也包含對黑格爾的批判和對需要問題的討論。只不過，對［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這一部分的討論並非一次寫就，而是同［私有財產和需要］以及［增補］［分工］等片段交叉在一起。或者說，［私有財產和需要］這一片段中有關政治經濟學語境中需要問題的討論，本身同［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這一馬克思後來打算作為「本著作的最後一章」的部分，在寫作上是緊密相關的。這就提醒我們：或許可以從馬克思有關需要的討論中，發現《手稿》自身的邏輯演進，以及馬克思開始走向唯物史觀的理論線索。
為了更好的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手稿》的文本結構，特別是按寫作順序編排的文本結構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回顧1927年問世的《＜神聖家族＞的準備材料》，梁贊諾夫把這一筆記本分成了四個部分，並冠以標題。這四個部分的標題分別是「私有財產和勞動」「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該如何對待黑格爾的辯證法？」「需要、生產和分工」。在1932年出版的MEGA1中，《手稿》的三個筆記本被加以完整的編輯和出版。三個筆記本的編排方式與我們所熟知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中《手稿》的編排方式基本一致。簡單說來就是，第一筆記本按照工資、利潤、地租、［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四個部分排列，第二筆記本是被命名為「私有財產的關係」的4頁殘篇，第三筆記本中［對黑格爾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被放到了最後部分。同年出版的《歷史唯物主義。早期文選》只收入了《手稿》的第二和第三筆記本，除了「序言」被專門放到了開頭外，基本按照紙張形態排列，但不知何故，第三筆記本被放到了第二筆記本之前。
1982年出版的MEGA2第一部分第2卷中，同時收入了《手稿》按照邏輯順序編排的文本和按照寫作順序編排的文本。較之MEGA1，MEGA2中按照邏輯順序編排的文本也有所調整。這主要體現為第三筆本中［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這一部分的位置被提前到［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與［私有財產和需要］之間。我們把按照寫作順序編排的文本，與按照邏輯順序編排的文本相比較，會發現三個顯著特點：一是三個筆記本都是按照MEGA2編者判定的寫作順序編排的，並且被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取代了邏輯順序編排中加有標題的片段；二是第一筆記本中按照寫作的三欄結構進行編排；三是第三筆記本中批判黑格爾辯證法和考察需要、分工等問題的部分，按照寫作順序被交錯排列在一起。結合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間馬克思的生平經歷和思想環境，我們大致可以對第三筆記本中文本寫作順序上的這種特殊性給出這樣的說明和解釋。
1843年10月，馬克思來到巴黎。在投身《德法年鑑》的編輯出版工作的同時，開始致力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之所以關注政治經濟學，是因為在《萊茵報》的政論實踐中，馬克思遭遇了「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開始動搖黑格爾式的理性主義國家觀。經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和《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的研究，馬克思開始關注國家背後的市民社會，即物質的生活關係的問題。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嘗試將費爾巴哈對自然的強調同對政治的強調結合起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聚焦於私有財產本質的批判。面對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出發但是並未解釋私有財產這一事實，馬克思在《手稿》第一筆記本中提出了異化勞動概念，來解釋私有財產的非人的、異化的本質。這一時期，馬克思自認為在異化勞動的基礎上，揭示了市民社會的秘密，進而可以為人的解放提供現實的路徑。這就需要對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以及青年黑格爾派進行批判性的回應。
這一理論訴求在1844年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得到了強化。1844年6月，德國爆發了西裡西亞紡織工人起義。馬克思直接投身於關於這一起義的討論中，因而也更加全面、密切地關注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問題。在《手稿》的第三筆記本中，馬克思圍繞共產主義問題，分七個要點展開了探討。廣義上來說，這七個要點既包括［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這一片段，也包括［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中批判施特勞斯和鮑威爾的部分，以及［私有財產和需要］。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最初服務於他對「現代德國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施特勞斯和鮑威爾仍然受到黑格爾邏輯學的束縛，這些「當代批判的神學家」，不僅沒有完成「對黑格爾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剖析」，「甚至沒有認識到它的必要性」。當然，馬克思認為，真正為這一批判，甚至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奠定基礎的是費爾巴哈。然而，在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後半部分，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從文本來看，馬克思認真閱讀了《精神現象學》，但是他並沒有完成這一部分的寫作，只是以《絕對知識》章的摘要草草收尾。這個摘要不僅包括《手稿》文中的兩段摘錄，還包括夾在《手稿》中的四頁摘要。不僅如此，在這一部分中馬克思開始轉變自己的理論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黑格爾，甚至認為黑格爾辯證法「在異化這個規定之內」包含著「積極的環節」。如果考慮到［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的寫作與［私有財產和需要］［增補］是交叉進行的，那麼魯賓對《手稿》第三筆記本中馬克思有關需要問題的不同闡釋的說明，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了。
在《馬克思論生產和消費》一文中，魯賓區分了馬克思談論人的需要問題的兩種不同方式。一是在［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的第（4）個要點中，馬克思站在費爾巴哈的立場上，從人的對象性活動角度，強調人的需要的社會性，或者說只有在社會中，人才能獲得感性需要的豐富性。二是在［私有財產和需要］，也就是實際上論述共產主義問題的第（7）個要點中，馬克思從費爾巴哈出發但又不滿足於費爾巴哈，開始明確意識到人的需要的階級屬性，即工人和資本家在私有財產條件下，感性需要存在現實的差異。在魯賓看來，通過對人的需要的社會性、階級性的分析，馬克思開始走向對現實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分析，進而走向了歷史唯物主義。
的確，正如既有研究普遍指認的那樣，在《手稿》中，尤其是第一筆記本提出異化勞動理論的過程中，馬克思十分明顯是受到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甚至於我們可以這樣說，異化勞動理論的提出，是馬克思自己在1843年3月13日致盧格的信中所提出的理論任務的完成。「費爾巴哈的警句只有一點不能使我滿意，這就是：他強調自然過多而強調政治太少。然而這是現代哲學能夠藉以成為真理的惟一聯盟。」所謂強調自然，指的是從感性對象性活動出發的人本主義或人類學。所謂強調政治，則是批判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走向人的解放。經過巴黎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政治的強調被推進到私有財產的批判和市民社會的剖析。運用費爾巴哈的理論框架，馬克思在《手稿》第一筆記本中將自由自覺的活動作為人的類本質，把作為市民社會基礎的私有財產看作是勞動異化、外化的表現。為了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把握揚棄異化的道路，《手稿》第二筆記本和第三筆記本專門分析了私有財產的關係和運動。這樣，在批評了粗陋的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當時流行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觀念後，面對工業發展的現實歷史進程，馬克思專門論述了私有財產的揚棄與人的感性需要的豐富性，即社會的人的形成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這樣說，在［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的第（4）個要點中，我們看到了強調自然、強調政治和強調經濟的聯盟。
雖然在《手稿》中，馬克思的總體理論框架是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但是在對以工業發展為基礎的現代市民社會的分析，特別是以動產為典型的私有財產運動的考察中，馬克思開始意識到一個理論上的尷尬。這就是人的感性需要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市民社會中的現實的人的需要是同其生產方式和存在方式直接關聯的。馬克思看到，對於工人來說，「人不僅沒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連動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或者說只剩下一種粗陋的需要；對於資本家來說，「他的享受是精打細算的，從而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的享受」，或者說是一種講究的需要。相應的，面對這樣一種異化的現實，政治經濟學家「關於奢侈和節儉的爭論，不過是已弄清了財富本質的國民經濟學同還沉湎於浪漫主義的反工業的回憶的國民經濟學之間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於人的消費的階級性特徵的發現，是同他對市民社會的剖析和私有財產關係的考察，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直接關聯在一起的。在此過程中，馬克思開始意識到，人的需要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而是同人的一定的生產方式和存在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如果是這樣，那麼人的對象性本質就必須在特定的關係結構中加以理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在［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中，馬克思對《精神現象學》的閱讀，抓住了「意識的對象的克服」這一關鍵問題，並指認「黑格爾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這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四、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青年馬克思
遺憾的是，馬克思並未完成《手稿》的寫作。這或許可以用1844年8月下旬，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第二次會面之後，確立了合作撰寫《神聖家族》、批判鮑威爾自我意識哲學的任務來解釋。但問題是，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雷讓斯（攝政）咖啡館見面時，是怎樣的一種共同觀念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並奠定了這段人類歷史上堪稱傳奇的偉大友誼的基礎呢？正如恩格斯所說，「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那麼，結合恩格斯從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間，其在英國時思想的發展，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這兩位偉大思想家所具有的完全一致的意見。
較之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思想發展，恩格斯的早期理論探索更為直接地體現了青年黑格爾派成員轉向共產主義的一般特徵。這就是從宗教神學批判中發現人本主義，並在人本主義基礎上轉向共產主義的立場。在此過程中，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出版）的影響是巨大的，赫斯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宣傳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因此，恩格斯曾經將包括自己在內的這種共產主義的理解稱為哲學共產主義。這種哲學共產主義，一方面具有反宗教神學的人本主義的顯著特徵，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德國知識分子對工業的積極想像。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恩格斯在1842年底達到英國之後，迅速經歷了思想上的衝擊和理論上的變革了。簡單說來，這就是青年恩格斯對「物質利益」和「引導歷史進步」的原則關係問題的再思考。在工業革命的政治經濟現實面前，他開始意識到：「社會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但「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不僅如此，恩格斯還廣泛閱讀研究政治經濟學著作，從揭露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出發批判國民經濟學體系，而且在理解機器大工業發展客觀歷史作用的過程中，進一步確立了無產階級歷史地位的理解。在此過程中，恩格斯也開始反思自身持有的人本主義立場，從接近歐文主義走向了關注憲章派。1844年上半年，在動身返回大陸之前，恩格斯為撰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積累了大量經驗材料。
可以說，儘管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會面的直接產物是《神聖家族》的寫作，但是二人已經通過各自獨立的研究，以不同的道路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在二人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對於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理論局限的發現和克服，構成了一個關鍵性的理論環節。但是，對於費爾巴哈的超越，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制定的全部內容。透過青年馬克思對人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折射出來的更為深刻的內容是：馬克思在理論和實踐中發現社會現實，以及批判並超越存在於社會現實理解中的種種意識形態的思想歷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手稿》連同馬克思青年時期其他理論文本一起，放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理解和把握。
馬克思最初是在法學研究中開始接觸社會現實問題的。通過1837年11月馬克思致父親的信可知，他轉向黑格爾哲學的原因就是要到現實中去發現理性。但是這裡所理解的現實仍然只是一種抽象觀念層面上的。只是到了《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才真正遭遇到社會現實問題在理論上的挑戰，也就是「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當理性主義國家觀無法涵蓋物質利益的難題時，馬克思不得不深入到物質的生活關係之中，去理解現實本身。在此過程中，經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馬克思確立了進一步探索的方向：私有財產的本質及其運動。費爾巴哈則為馬克思提供了走出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突破口：從抽象的思維轉向感性的現實。然而，當馬克思將研究的視域拓展到政治經濟學和市民社會的物質的生活關係的時候，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缺陷就愈發明顯地呈現在馬克思面前了。換言之，在費爾巴哈和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那裡，唯物主義的含義主要是在反對宗教神學的意義上確立感性的人的地位，儘管這種真正的人道主義（用《神聖家族》的話說，或者說現實的人本主義）在批判宗教神學或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神秘主義架構、批判政治經濟學或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出發的理論前提、確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一般立場的意義上，毋庸置疑具有強大的理論衝擊力。但是，在面對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現實，特別是以工業為基礎的現代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展開，尋求人的解放的現實路徑的過程中，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又成為必須被超越的一種理論障礙。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將《手稿》視為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一部作品。縱觀青年馬克思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探索歷程，《手稿》既是馬克思對自己之前法哲學和思辨唯心主義批判的理論總結，也是對新接觸到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概括，更是對自身既有理論方法的反思和新的科學世界觀確立的開始。在此過程中，青年馬克思不僅通過理論和實踐的方式進行了廣泛、演進的調查研究，探索社會現實的運動規律，而且時刻保持了對自身方法論的反思，將自己的思想從舊有的理論桎梏中解放出來。這樣，《手稿》的具體理論觀點和方法雖然在嚴格的意義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馬克思在走向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所進行的艱苦探索，在建構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今天，依然具有彌足珍貴的借鑑和啟示意義。
本文發表於《社會科學》2020年7期
作者簡介：周嘉昕，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哲學系教授
編輯/王振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