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畫作拍出近千萬，它的創作者卻曾是一位風塵女子

在民國的歷史當中，有兩個女畫家值得大書特書，因為她們都是「從良」之人。一個是潘素，前文已經寫過。另一個也姓潘，叫潘玉良。鞏俐曾經演過一部電影叫《畫魂》，講的就是潘玉良的故事。在西泠印社2006春拍會中，潘玉良的一幅《非洲裸女》也以902萬的高價，摘得此次拍賣會的標王。

可惜，在有關潘玉良的史料並不多，至於《畫魂》所依據的那本《潘玉良傳》，大部分是作者的演義，可信度不高。所以，只能用這篇簡短的小文，敘述一下潘玉良的一生。

一

潘玉良本姓不姓潘，而姓張，之所以改姓潘，是為了「感恩」其丈夫——潘贊化。潘玉良1895年出生在揚州，幼年父母早逝，後被嗜賭如命的舅舅賣到了煙花巷。有人說，潘玉良本不是妓女，而是一個燒火丫頭。其依據是，潘玉良長相併不美，皮膚還有點黑。這樣的女子，怎能登「大雅之堂」呢？

寫《潘玉良傳》的作者承認：她寫潘玉良青樓出身，是根據潘玉良一位鄰居的敘述杜撰的，鄰居說得比較模糊，她當時也沒認真考證，就將潘玉良演繹為妓女了。

但是，如果潘玉良僅僅是一個燒火丫頭，又很難解釋她後來的人生遭遇：遭遇之一，就是怎能認識時任海關監督的潘贊化；遭遇之二，又怎會在美專學校中「露餡」呢？

不去糾葛潘玉良的身份，只談她的幸運，她幸運地遇到了潘贊化。潘贊化（1885－1959年），1885年出生在天津，安徽桐城西鄉（今桐城市潘家樓）人，現代知名人士、詩人。祖父曾官居天津知府，但父母早逝，由伯母戴氏拉扯大。先後參與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運動，北伐戰爭。

1913年潘贊化出任蕪湖海關監督期間，認識了青樓女子張玉良，覺得張與一般女子不同，且勤奮好學，因此為其贖身。並結成夫婦（潘贊化在家鄉已有妻子），證婚人是陳獨秀，張玉良為感其恩遂改姓潘。

結婚之後，兩人去往上海居住。潘贊化給潘玉良請了一位家庭教師，教她讀書作畫。此時，潘玉良在繪畫方面的天賦得以展現，並於1919年到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學習。

二

進入了上海美專，卻不得不被迫中途退學。劉海粟曾經說起過這段故事：「潘玉良在上海美專讀書時，大家並不知道她出身青樓。有一次周末開同樂會，師生都要表演節目，輪到潘玉良表演時，她推卻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圓的演唱，驚到了所有在場的人，因為這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必受過嚴格的訓練，於是同學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計打聽她的過去，才有身世洩密，鬧出退學風潮等……」

從上海美專退學之後，潘玉良並沒有放棄繪畫。之後，在陳獨秀的幫助下，潘玉良考取安徽省政府的雙分津貼，進入法國裡昂中法大學學習，後又考入裡昂國立美術專門學校。1923年，考取巴黎國立美術學校，與徐悲鴻成為同窗。

蘇雪林曾經回憶，潘玉良性格豪爽大方，在去法國的博德斯海輪上，她常買些水果與大家同享。同行的人都很喜歡潘玉良，可很快就有傳說傳到他們的耳中，說潘玉良來自青樓。那些出身世家的閨秀，頓時覺得與潘玉良這種人做同學是受了侮辱，於是私下商議排擠她，到裡昂後，拒絕她入住海外學院的女生宿舍。

到了法國後，潘玉良幾乎是最刻苦的學生。課餘，潘玉良另外租了一些石膏人體模型來練習素描，有時候整天坐在屋子裡，對著模型眯眼、側頭，不惜花費幾天的時間打一個草稿，必須要弄到沒有絲毫差池才行。

「有一回，她（潘玉良）寫生一枝菊花，因為是在晨曦影裡畫的，每天只好等晨曦來時畫一點。一天不能畫完，分作幾天畫。恐怕菊花於畫前枯萎了，半夜裡還起來用冷水噴它，定要取那一剎間的正確的光影。」蘇雪林回憶。

1928年，潘玉良學成回國，先後在上海美專、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她在授課之餘，勤於繪畫，舉辦過幾次畫展，在30年代的中國畫壇也屬於風雲人物。1935年，潘玉良的第五次畫展開幕，徐悲鴻特地撰寫了《參觀玉良夫人個展感言》一文，發表在《中央日報》報紙上，在文中，徐悲鴻對潘玉良的畫作給與了很高評價：

玉良夫人遊蹤所至，在西方遠窮歐洲大陸，在中國則泰岱嶽黃山九華……夫窮奇履險，以探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來作畫之士大夫所決不能者也……真藝沒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無得，而得於巾幗英雄潘玉良夫人……

徐悲鴻盛讚了潘玉良的人物創作：其少作也，則精到之人物。平日所寫，有城市之生活，於雅逸之靜物，於質於量，均足遠企古人，媲美西彥，不若鄙人之多好無成，對之增愧也。由此可見，徐悲鴻對潘玉良的評價之高。但也是在那次畫展上，潘玉良所展出的一幅優秀人體習作《人力壯士》，某一天被人貼了一個紙條，上面寫著：「妓女對嫖客的頌歌。」這讓潘玉良很受打擊。雖然已經走出煙花巷十幾年，但在封建思想濃重的中國依然常有流言蜚語縈繞耳畔。1937年，潘玉良再次揮別故土，來到法國。

三

大凡認識潘玉良的朋友都說她個性很強，有「三不女士」的稱號，一生堅持不入外國國籍，不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籤訂合同，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潘玉良不和畫商籤約，就勢必影響她在巴黎藝壇的利益，特別是戰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加密切，拒絕與畫商合作，成功的機會就減少，又不出讓作品，更使生活拮据。

這時候，一個人出現了，這個人叫王守義。王守義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學習成績平平，但是「勤工」成績很突出，由於能吃苦耐勞，心靈手巧，當汽車修理工時，技術都比其他同學好，錢也掙得比別人多。後來，他在巴黎開了一家中餐館，取名「東方飯店」。雖然他當時並不富有，但時常接濟有困難的同胞。

王守義為潘玉良送去了麵包黃油，還為她設置畫室，舉辦沙龍，並陪著她到外景地寫生。後來，王守義設法籌資，為潘玉良在法國、瑞士、義大利、希臘、比利時等國家舉辦畫展。旅法畫家賀慕群曾這樣回憶他印象中的潘玉良：

「僑居巴黎後我和潘玉良常有來往，在藝術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導和幫助。潘玉良生活並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樂於助人。她常留短髮，喜喝酒，不拘細節，說話時聲音很大，氣勢不讓鬚眉，頗有男子氣度。晚年時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條小街，她住在頂樓，住房兼畫室，生活清苦，但是勤於作畫，有時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畫，一天都不出來。1954年，法國曾拍過一部記錄片《蒙巴拿斯人》，介紹這個地區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個東方人。」

1959年9月巴黎大學把多爾烈獎，獎給潘玉良，這在巴黎大學的獎勵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長親自主持授獎儀式，把銀盾、獎章、獎狀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給了她。

潘玉良畫作《非洲裸女》

1959年10月，潘贊化因大腿動脈瘤醫治無效去世。子孫們考慮當時潘玉良身體狀況也不好，才沒有馬上將這一噩耗告訴她，只是在信中不斷向她報告潘贊化越來越重的病情，讓她思想上有所準備。「到了第二年我們才將不幸的消息告訴她，潘玉良得知後由於過度悲痛病了一場，而且這一年她很少作畫。」

1977年潘玉良去世，王守義主持了她的後事，並花重金在蒙巴納斯公墓買了一塊使用期一百年的墓地，安葬這位孑然一身客死他鄉的女畫家。他還在大理石墓碑上親筆書寫了「潘玉良藝術家之墓」幾個漢字。

在去世之前，潘玉良囑託王守義，日後回國，一定將當年她與潘贊化結婚時的項鍊以及她在法時潘贊化送給她的一塊銀殼表，歸還給潘家的後人。

1978年秋天，年逾八旬的王守義帶著潘玉良的一張自畫像、七大鐵箱遺物、兩千多幅遺作以及她一直珍藏的印有自己和潘贊化照片的雞心項鍊，風塵僕僕地趕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