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近代報刊一樣，報章文體在近代中國作為一種新事物，受到當時守舊文人及頑固勢力的刁難與詆毀，成為守舊文人、守舊勢力攻擊的對象。「遇鄉黨拘墟之士，輒謂報章體裁，古所無有，時時以文例繩之」，報章文體無法得到順利地傳播與接受，更不用說對之進一步的發展與研究。面對報章文體發展受限的窘境，1897年6月譚嗣同在《時務報》上發表了震動一時的《報章文體說》(又名《報章總宇宙之文說》)，一針見血地指斥頑固派、守舊派「咫見膚受，罔識體要。以謂報章繁蕪閉茸，見乖往例。
此何異下裡之唱，聞鼓鏞而惶惑；眢井之蛙，語溟瀚而卻走者矣」。譚嗣同以辛辣的筆觸批駁守舊文人與守舊勢力的短見與陋識，指出他們孤陋寡聞，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猶如枯井之娃，不能看到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給予了守舊、僵化的封建文人沉重地諷刺與打擊。他以非凡的氣魄與膽識把不為封建舊勢力所樂見的報章新文體，提高到崇高的地位予以高度讚賞與大力倡導。在《報章文體說》中，他開篇闡述古代傳統文體發展的歷史，無論是史書，還是文選，不但範圍狹窄，而且內容空乏、不豐富，而「若夫皋牢百代，盧牟六合，貫穴古今，籠罩中外，宏史官之益而昭其義法，都選家之長而匡其闕漏，求之斯今，其惟報章乎?」近代出現的報章文體，吸收了古今文中文化的精髓，彌補了史書、文選等封建舊文體的不足，是當時文體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最為完美的文體表現形式。
其次，他從應用文體的角度出發「疏別天下文章體例，去其辭賦諸不切民用者」概括為三類十體。三類是名類、形類、法類；十體是紀、志、論說、子注、圖、表、譜、敘例、章程、計。他將近代報章上所出現的文體，完全可囊括以上這些文體類別，比較詳細具體地進行了分類。他認為「凡此三類十體，雖會九州之典冊鴻篇，魁耆鉅子，外教雜流，豎儒鄙士，展軸晦日月，束筆齊山嶽，誦聲奪雷霞，視草逾恆沙，源流若江河，正變在指掌，時時諷讀，家家撰著，蘄於開物成務，利用前民，要無能出此三類十體之外。」
他更為推崇的是報章文體較為自由的文體風格，涉及廣泛的豐富內容，盛讚的報章文體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斯事體大，未有如報章之備哉燦爛者也」。他的這些深刻論斷及對報章文體的大力提倡，在清末民初諸多報人中，得到廣泛而積極的實踐響應。極大地提振了寫作、發展報章文體的士氣，有效地推動了維新派報刊活動的進步，使維新思想得到了廣泛地傳播，同時也首次奠定了近代中國報章文體發展的理論基礎。報刊內容由於受到報料來源、撰稿人員、編輯人員、出版時間等報刊出刊環節各種因素的影響，在出刊的作品中，時常會出現信息訛誤。
特別是近代報刊，處在報刊發展的初級階段，報刊內容信息受到信息來源、傳播條件等限制，同時也受到報館編輯人員數量與素養等的制約，報刊中出現訛誤的現象更為普遍。譚嗣同認為報館應設立專門的校對人員，負責報刊發布信息的校對工作。他廣泛閱讀《申報》、《時務報》、《知新報》等報刊，作為《時務報》報刊活動的參與者，在報刊的閱讀中，他不僅閱讀報刊的信息，吸收其他報人思想、見解，而且從報刊從業人員的角度，發現並指出報刊工作中應該加強的工作環節。在讀到《時務報》上刊發地圖公會的告白，「去年有云：改用日本銅印，樣張九月可到。
此自九月以前之說，到九月則當改為九月為本月矣，不料直到十月十一日第十一冊報，猶稱九月可到……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幾欲為貴報作一校勘記矣」。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他強烈建議「貴館尤應專用人，主句稽校核之事，皆條陳於後」。譚氏認為報館尤為應該設置專門的工作人員，負責報刊出刊前的校對事項，減少錯誤信息的出現。當發現已經出刊報刊的錯誤信息後，要將錯誤信息刊載出來，校正讀者閱覽。
譚氏對於報刊校對的重視，不僅源於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對中國傳統書籍校勘思想的繼承與發揚，更是由於他深知報刊的作用，深知報刊對於讀者、受眾的影響。為了傳播新思想、宣傳新理念，給民眾以啟蒙，報館一定要具有嚴謹的精神，傳播真實無誤的信息，「毋乃疑誤後學」。譚嗣同深刻認識到不能傳播錯誤的信息，這樣不但會影響到讀者對信息的認知、接受，還會影響報刊的威信與聲譽，對報刊的正常發展產生不利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