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德黑蘭》背後的歷史

1963年，為建設一個世俗化的伊朗，巴列維國王發起了以農業和土地制度改革為核心的「白色革命」，很快讓伊朗成為全球第九大經濟體，開放程度與歐美同步：

與傳統手工業密切相聯的巴扎（波斯語「集市」）商人對工業化分外恐懼，利用人們對腐敗的不滿，將手中不受政府控制的龐大資金用來扶植反國王的力量。

1979年，由於美國的遲鈍和軟弱，愈演愈烈的革命迫使巴列維下臺，流亡國外15年的霍梅尼終於等到了機會，拉開伊斯蘭革命的帷幕。

1979年10月22日，巴列維前往美國治病，伊朗的反美浪潮益發高漲，強烈要求美國交出巴列維；11月4日，憤怒的伊朗大學生和民兵佔領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將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扣為人質。曠日持久的伊朗人質危機，成為震驚世界的頭號新聞。

為營救這些人質，美國至少展開了兩項行動，一次是被稱為美國特種部隊作戰史上最大噩夢的鷹爪行動，還有一次是中情局（CIA）大獲成功的「假電影、真救人」行動。

2012年，在伊朗核危機和以、巴紛爭的背景下，本·阿弗萊克描述中情局救人行動的《逃離德黑蘭》，票房、口碑雙豐收。

利用「假電影」在伊朗尋找外景地的機會，救出躲在加拿大使館中的6個美國人的計劃，顯然是異想天開，但也正因為如此沒有遇到什麼波折。買劇本、成立工作室、開新聞發布會、打廣告等前期準備工作，為後來的勝利大逃亡奠定了基礎。好萊塢善於自嘲及其被左翼把持的現實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

影片對巴列維毫不留情，正是他的腐化和特務統治引發了革命；對霍梅尼的批判也直截了當，佔領大使館、暴屍街頭、假槍斃已經說明了一切。

伊朗革命衛隊的士兵對「假電影」的草圖發生興趣的鏡頭，表明人性都是相通的，好萊塢與伊朗、東方與西方，心理上的距離或許並不象政治家和宗教領袖想像的那麼遙遠。遺憾的是，對於整個影片來說，這樣的閃光點實在太少。

《逃離德黑蘭》在一個合適的時期選擇了一個合適的題材，對時代氛圍下了大功夫，在結尾特意用幾張劇照和新聞照片作對比，摟著AK47的波斯美女、翻越大使館的學生、被吊死在起重機上的犯人，都是歷史的真實還原：

巴列維世俗化、西方化伊朗的努力，並未因其政權垮臺而全部付諸東流。

即便在霍梅尼隻手遮天、全面施行伊斯蘭革命的時代，伊朗社會也無法抹去巴列維的印記。伊朗憲法確定「三權永遠分立」的原則，總統和議會分別通過直選產生，權力之間有著一定的監督與制約。這一切在影片裡未能得到點滴的反映，伊朗民兵的形象也是千篇一律的粗暴，缺乏立體感。

衣著最能反映伊朗的巨大變化：

加拿大媒體有足夠的理由對《逃離德黑蘭》感到不滿，因為影片抹殺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在營救行動中的關鍵作用。肯·泰勒為這6名美國人提供假的加拿大護照，冒了很大的風險，被認為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加拿大最為重要的外交勝利，影片篡改歷史是對這位英雄的侮辱。

阿弗萊克亡羊補牢，修改了影片最後的附言：

CIA營救德黑蘭的六名滯留者的過程得到了加拿大大使的全力幫助，至今這個故事已經成為跨政府國際救援的不朽典範。

說實話，從來就沒喜歡過阿弗萊克。無論是他青春無敵時期的《心靈捕手》、《珍珠港》，還是他演而優則導的《城中大盜》，共同的缺點都是匠氣十足。

《時代》周刊的意見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儘管《逃離德黑蘭》著力討好奧斯卡，但就質量而言，僅為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