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死刑犯辯護,你不了解的律師!

　

無意幫兇手脫罪，但是…

圖|臺北隨機殺人案

初次見面，隔著律師事務所的玻璃門，我禮貌性點頭，而黃致豪冷冷回應，「進來吧，沒有人會對我這麼禮貌。」46歲的黃致豪，是臺北捷運（捷運就是地鐵）隨機殺人案兇手鄭捷的辯護律師。近6年多件震驚臺灣社會的刑案，如：北投文化國小隨機殺人案（龔重安）、內湖小燈泡隨機殺人案（王景玉），包括今年發生的華山分屍案（陳伯謙），他都擔任被告的辯護律師。

為震驚臺灣社會的殺人犯擔任辯護律師，可以說是「屎缺中的屎缺」。但黃致豪秉著律師信念，說如果有一天自己不敢接，不如就別幹律師了。

為罪證確鑿的殺人兇手辯護，仿佛也成了犯罪者。我們架好攝影機，拉椅子坐他面前，採訪，就變成審問。他似乎感覺這像在錄口供，問我們採訪後，能否幫忙拍幾張照片讓他留存？「朋友都說我的照片很像殺人犯。」他苦笑。這是我們第三次與他見面，一向對記者不友善的他，因為彼此漸漸熟悉，所以態度溫和多了。

他無意幫這些人脫罪。「我覺得不管什麼樣的人，都有義務、權利，在司法這一條處理的線上，最後一次再被看到他完整的脈絡跟身影。」他以邪惡的大樹做比喻，「他的根是深深地在過去的土壤裡長出來，而你要完整評價他，必須完整知道脈絡。」願意接手爭議的重大刑案，「一部分當然是為了被告在法律上的最佳利益。」「另外一部分，我覺得是為了滿足我個人探索的好奇心，我想知道為什麼？」

接任這些案件，幾乎都是法律扶助基金會派案，原因很單純：「找不到人。」法扶基金會的周德彥主任說：「我們都是用拜託的，這些重大刑案社會觀感不佳，有些律師太忙，或者有來自家庭的壓力、不願面對媒體，因此接手意願不高。為死刑犯辯護，需要很強的辯護能力，不可能讓律師主動接案。」

第一次擔任重大刑案被告的辯護律師，是鄭捷的臺北地鐵隨機殺人案。他記得是在生日的前幾天接到法扶基金會的電話，詢問意願。那時他在司改會開課，談律師接案的倫理道德，有學生聽了不服，嗆他滿口道德倫理，問如果是鄭捷，他會接嗎？「我說如果來的話，我一定會接下來。人生就是很鐵齒，後來就真的找到我這邊來。」對黃致豪來說，許多重大刑案的殺人犯，都來自經濟、教育資源不佳的家庭，而他擔任辯護律師，希望能梳理出犯罪成因，讓審判完整評論一個人的價值，即便是死刑。

對於找他幫忙的刑案，他從不拒絕。不管別人怎麼想，我會覺得我是夠格的律師，我對這個職業有一點執迷，我心中定義的律師，是賺錢很重要，要養家活口，但我需要一點點的反叛成分，讓我自己可以每天提醒自己：『幹！你是一個律師！』

　

後悔接了鄭捷案，因為…

雖然每次打開卷宗，心情是複雜的，他對種種惡行憤怒，也悲傷。他談起鄭捷案，「其實很後悔接這個案子，不是因為案件本身，是因為我看到的第一張受害者照片，他也是一個爸爸。」聊到這邊，他停頓哽咽，眼眶泛淚，「然後這個爸爸留下一個太太、2個小孩。」

家庭，是他感性的開關。「我覺得最感抱歉的，是我的太太跟2個孩子。」他語調變得柔軟。為殺人兇手辯護，名是臭名，他曾經搭捷運被老太太吐口水；買麥當勞，被民眾認出痛罵；租房子，遞了名片，隔天房東就不租了。而「利」，法扶給一件案子的酬金，只在2萬到4萬元之間。黃致豪說，事務所的毛筆字，除了諷刺自己的個性，也諷刺司法常用「教化的可能性」這種沒科學理據的說法，來決定人的生死。

他擔心家人遭到言語攻擊，每次接案，他對太太說，也對女兒、兒子說，讓家人有心理準備。會覺得這樣的行為像告解嗎？他嘆了一口氣。「或者說，尋求可以理解的人吧，因為理解的人本來就少，如果太太還不能理解，對我來說會是很大的負擔。」

我們打電話給他的太太，太太要我們別把他寫得崇高，說他缺點很多，得罪很多人，但請太太舉例，又心軟說不出來。「他其實很常哭，有一次我們看電影《海底總動員2》，他看到一半就哭了。」電影描述主角多莉尋找親生父母。「每次談案件他也會哭，他會想到那些被害人的家庭。」對於黃致豪的個性，太太說：「我常開玩笑說他社會化功能不完整。如果懂得跟他相處，他其實是容易心軟的人。」

黃致豪（前左4）也是死囚謝志宏的義務律師之一，為其聲請第9次非常上訴，死刑冤案平反者鄭性澤（前左2）也出席聲援。

黃致豪是高雄人。父母各自再婚，一歲時他被寄養在父親那邊的祖厝，父親是家族長子，必須扛家計，卻沒能拿錢回去，理該是金孫的他，也就過得不好。親戚的冷言冷語，成為羞辱，至今他還記得有一次自己多吃了一片西瓜，就被打了一記耳光。

寄養的小孩像罪犯，父親每個月去看他，就成了探監。見面時間短，無法滿足他對親情的渴求。他會哭著問父親能不能一起住？但父親無法承諾。9歲的他，哭著送父親走出祖厝門口後，會再跑到樓上，透過紗窗，看父親離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見。

　

正義是很可怕的，所以…

10歲，父親終於接他同住。但父親與繼母忙於經商，孤獨的成長時光，閱讀是唯一的樂趣，或者，看電視。國中時，看了電視影集《洛城法網》，裡頭的律師面貌深深烙入內心，讓他嚮往當律師。「沒日沒夜，24小時on call，業務壓力大得跟山一樣，你要為好人主張，你也要為壞人主張，正義這個東西是浮動的，沒有所謂的正義，你只能想辦法儘可能在法院，幫你的當事人主張權利。」

黃致豪15歲領到身分證，才知道母親的名字，至今連母親是否在世都不知道。圖為國小時期的黃致豪。

「正義這個東西是很可怕的，代表你的意識形態是固定的，沒辦法接受其他人的概念。」他以同性婚姻舉例，對同志來說，是正義，但對某些宗教來說，則不是。又例如，支持死刑或廢除死刑，贊成體罰或反對體罰，都是浮動的價值觀，人的價值觀會隨著個人成長、遇到的事情而改變，「所謂的正義如果真的有的話，從來不是客觀絕對的存在，是主觀的詮釋。」

他支持廢除死刑。「我要做個很粗俗的比喻，對不起，它跟打手槍是一樣的，爽完了，既之而來的空虛感，能讓你得到一個好的關係嗎？沒有。」他語調憤慨，邊說邊敲著桌子。「死刑就是社會制度的打手槍，你一旦習慣死刑，做為一種慰藉，你會完全忘掉背後的問題要如何改善。」

他沒見過親生母親，領身分證才知道母親的名字。「我問過幾次，爸爸的反應是人家有家庭不要打擾。」曾經幾次跟太太討論要不要找生母，仍作罷。「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想認識我，貿然找生母，可能她現在的家庭不知道這回事，我覺得會造成蠻大的風暴。」有想過與親生母親見面時，要對她說什麼嗎？聽我這麼問，他低頭，眼眶紅著，像做錯事的小孩，身體微微顫抖，仿佛要把淚完全鎖住。「沒有。大家都過得好，就好。」抬起頭，他像是打開一把傘，擋住情緒上的午後雷陣雨。黃致豪說，少年時期讀的文學作品對他啟發最大，例如《人鼠之間》《麥田捕手》《1984》《動物農莊》。他熱愛本格派推理小說，特別喜歡卡謬的《瘟疫》。

　

用假掰蓋住溫度，想要…

悲傷是雨水，憤怒是雷，他內心雷聲陣陣，學術的口吻、下巴的鬍子、雅痞的穿著，都是對抗世界的武裝。高中聯考沒考好，一度想重考。「我非常憤恨，那個霸凌我的同學上第一志願，就是我拿刀想要弄他的人。」在父親建議下，他讀文藻語專英文科（現為文藻外語大學），畢業後，恰巧父親經商賺了錢，因此進入美國紐約大學，取得心理與政治雙學位。「政治系就是美國司法制度跟國際關係，心理系就是臨床心理學跟犯罪心理學。」學歷看起來與法律無關，但內容都是法律。

畢業後，仍想讀法律，但父親阻止，於是當補習班老師，教託福英文，之後到企業當法務主管。黃致豪說，父親學歷不高，年輕時也混過，痛恨律師、警察、軍人，認為這些職業有損陰德，反對他念法律、當律師，也勸他不要接刑案，「結果我通通做了。」文藻語專畢業後，黃致豪幾次想讀法律系，但都被父親阻止。

「他對我的評價，我一直分不清是好是壞，大部分都是輕蔑居多，他覺得他是很tough（強硬）的男人，我不是。他就是覺得我跟他不一樣，我是白面書生，沒辦法做生意，因為做生意要聰明，要有兄弟流氓氣，才有辦法跟人搏暖。」父親與繼母后來迷上賭博，又投資房地產失敗，因此有10年的時間，他都在幫家中還債，最後，與父親、繼母決裂。「那時年輕，我就跟他們大吵一架，我說2件事你們不要幹涉我。第一個是我要娶誰，第二個，就是我要做什麼工作。」人生幾番周折，終於成為律師，也因此執業不到10年。

他的好友陳欽賢法官說：「他完全不在意權威，這是他的優點。」陳欽賢說，有一次臺北律師公會理事選舉，檯面上推薦，底下有配票，「他出來跟他們競選，還批評說你們這些人根本就綁票。他對（法律圈）的潛規則嗤之以鼻，所以很顧人怨。」「他會用假掰來蓋住他的溫度，強調他的帥氣、瀟灑、幹練、精準。我希望有一天他跟自己和解，在衝突的特質中找到平衡點，變成溫潤的人，就可以做更多他想做的事。」

　

地鐵殺人的理由，或許…

2016年5月10日，鄭捷死刑執行。那天你有哭嗎？「有，大概15分鐘吧。」之後黃致豪將鄭捷的資料封箱，2014年發生的臺北地鐵隨機殺人案，就此畫下句號。但仍留下一個問號：「鄭捷，你為什麼殺人？」這也是黃致豪問鄭捷的第一個問題。黃致豪的美國國家詰辯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ial Advocacy）教師證書。

鄭捷有人性嗎？聽我這麼問，黃致豪無奈笑了一下，「從我接到案件時，我就一直認為他有人性，可是有人性，不代表我們不會做出駭人聽聞的滔天大罪。」辯護過程中，黃致豪每周與鄭捷對談2小時。對於鄭捷的內心，他說自己觸及不到1/10，但認為，雖然鄭捷犯案時已21歲，卻仍是寂寞並且個性倔強的孩子。

「我的解讀是，他認為他的存在沒有意義，但是他需要被所有人記得，這樣他最後一次行為就會變得有意義，這就是所謂的誓約，在你們的眼中，已經看不到我的存在了，透過這最後一次的滔天大錯，所有人從此都知道我是誰。」

在黃致豪的大量提問裡，鄭捷多半冷漠。他拿出受害者的照片，質問鄭捷行兇的感受。鄭捷的眼神是茫然的，「他感覺自己是從高處在看自己做這件事情，這是一個人在不能接受自己做的事情的心理歷程。」鄭捷也不相信黃致豪是誠心為他辯護。「我什至跟他講，我們來討論你還有什麼利用價值好不好？這時他才一臉『哦，有意思』的表情。他就是我們青少年的樣子，希望有人看到我，我會假裝不讓你看到，但是我希望你看到我的痛苦。」

　

帶刀去上學，幸好…

他問鄭捷快樂的事，「他說在板橋高中的時候過得很開心，他的才華被欣賞、跟同學相處非常愉快，他有一次描述某個下課午後，他一個人倚在教室角落，看著同學嬉鬧，陽光灑落，他覺得非常平靜。」但談到痛苦，「他表達得異常淡薄。他說人生當中，幾乎沒有什麼痛苦的事情，這是很可怕的。我認為他從高中那個環境出來之後，沒有人接住他了，再也沒有一個地方讓他有歸屬感。」「我認為他對我沒有特別隱瞞，如果說這個否認（痛苦）是他的習慣，他面臨的可能不是個痛苦的人生，而是淡而無味的人生。」

最後一次談話，黃致豪看到鄭捷的改變，鄭捷開始信任他，並說：「黃律師你知道嗎？你們來見我的次數，搞不好比我的家人還多。」鄭捷也說，這是第一次，覺得有人在為他努力。那讓黃致豪思考，如果早一點鄭捷就知道有人願意這樣傾聽、對話，或許那些死傷就不會發生。黃致豪有侍酒師、瑜伽師執照，近年的興趣是練無差別格鬥，紓解壓力。

對於帶刀上學的自己，黃致豪說，幸好自己還有一群朋友。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在我面對這些事情之後，他們會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放學還是一起放學，約出去打籃球、聊天，把體力消耗掉，讓你覺得你有歸屬感。 他說人生也可能走另一條路，我很可能已經（拿刀）戳人，然後被判刑，出來後利用點小聰明，在黑道混，我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

那把花500元買的蝴蝶刀，後來丟掉了，內心充滿憤怒的黃致豪，選擇讀文學、心理學以及法律，就成為我們所看見的，死刑辯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