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的故事情節濫觴於唐代玄奘法師西行取經的真實歷史事件。通過不斷的文學改造和民間傳播，玄奘的形象日益世俗化。那麼，在歷史上，玄奘取經故事和《西遊記》故事的圖景是怎樣的呢？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又是如何來闡釋的？師徒四人的形象和故事情節經歷了怎樣的嬗變呢？
大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28歲的玄奘法師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取經，過秦州、蘭州，潛入河西，經停涼州、瓜州等地，最終從玉門關出境，歷經千難萬險，兩年後到達印度。貞觀十七年（643年）玄奘正式東歸，經絲綢之路南道的于闐、樓蘭等地抵達敦煌，於貞觀十九年（645年）春正月回到長安。取經之行收穫頗豐，玄奘不僅帶回了大批經像舍利，還將印度、中亞地區的歷史、地理狀況；以及最新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重要信息帶回唐朝，為中西文化交流和唐朝中央政府對西域、中亞地區的了解、控制與管轄作出了重要貢獻。
圖一 玄奘法師取經路線示意圖（張利明繪）
玄奘的歷史壯舉被不斷地書寫、轉譯，流傳千古。不朽的功績使其列入史籍，而歷史的書寫又助其實現了人格向神格的跨越，唐宋之際的文化轉向更為其神化的人格增加了傳奇的文學色彩。從歷史人物到文學傳奇，玄奘的歷史形象經歷了劇烈變化。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取經僧人，玄奘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畏和對真理的探索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已成為民族精神中的印記。而今，我們通過玄奘生前身后豐富的圖文資料，繼承和弘揚優秀的這民族精神。
圖二 玄奘法師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唐僧取經圖像的研究回顧
早在20世紀50年代，史巖在調查杭州南山（即飛來峰）的造像時即已確認飛來峰有一組唐僧取經故事的雕刻。（圖三、四）嗣後，黃湧泉編撰《杭州元代石刻藝術》也將之命名為唐僧取經故事。這應該是關於中國境內取經圖像的最早研究。對於飛來峰的這組取經圖像，後來又引起了一些爭鳴。史巖先生的調查報告還提到了兩個很關鍵的問題，一是《西遊記》的文學來源是在唐代的張鷟《朝野僉載》、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金人的《唐三藏》、元代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和明代的《四遊記》等傳奇性小說中吸取材料，加以貫串和敷衍而成的。而這種神怪小說的原始材料，又是從民間傳說中得來的。這種傳說，過去只知道最早是在宋代才有，從這一浮雕的實證，可以更進一步確定，遠在五代後期，不僅產生了這種傳說，且早已把這傳說表現到佛教的造形藝術中去了。從而更可以證明，在五代後期這傳說已極為流行。也就是說，唐僧取經的文學及神話化是從唐代開始的。另外一個是史巖先生注意到了飛來峰取經圖像的旁邊，還有一身觀音造像。這身觀音造像雖然已被損壞，但很可能與唐僧取經圖像有關。
史巖先生的調查報告雖沒有大篇幅對唐僧取經雕像做過多的討論，卻是此類圖像研究的開創者。
圖三 杭州飛來峰取經故事組雕 （張利明合成）
圖四 杭州飛來峰取經故事線描圖 （據《漢藏瑰寶杭州飛來峰造像研究》改繪）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和東千佛洞）中取經圖像的研究，有賴於王靜如、段文杰等先生的開創。（圖三、四）直到本世紀，甘肅河西、山西、四川、陝西等地區寺院、石窟寺的西遊記壁畫和取經圖像才被漸次發現和重視，其中尤以於碩博士的研究較為系統和全面。
申紹然和常青等的研究為我們提示出唐僧及其取經圖像的起源在玄奘之後即已出現。《歷代名畫記》卷三《東都寺觀壁畫》記洛陽昭成寺西廊有楊廷光繪「西域記圖」，很可能據《大唐西域記》為藍本創作。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二記五代畫家「富玫，工畫佛道，有……慈恩法師等像傳於世」。正式以「玄奘取經」為題的壁畫最早見於北宋歐陽修《於役志》所記述的五代揚州壽寧寺壁畫。遼陽遼代「玄奘取經」畫像石應是已知現存最早的該類題材藝術作品。
唐僧取經圖像研究的主要方向與新動態
近年來的研究，除了圖像的解讀，多有關注唐僧取經圖像的文本來源、唐僧取經故事的神話開端以及唐僧取經圖的流變、唐僧取經圖像與觀音菩薩（水月觀音）的組合和信仰等諸多問題。綜合來看，關於唐僧取經圖像的研究，其實主要關聯到以下幾個主要的問題：
一、唐僧取經圖像最早始於何時？又是如何演變成西遊記圖像的？
取經圖像應首先源於作為玄奘之後唐代開始的唐僧畫像，這是出於對高僧玄奘的敬仰。繼之出現根據《大唐西域記》或《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描寫具有故事情節的取經圖或西遊圖像；最後演變為具有神話色彩的西遊記故事圖像。
二、唐僧取經事跡的文學性和神話。
毫無疑問，玄奘口述西行見聞，由弟子辯機輯錄的《大唐西域記》（646年）、麟德元年（664年）唐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道宣（596～667年）撰《續高僧傳·玄奘傳》及慧立、彥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688年）是唐僧取經故事的藍本。
往印度取經僧人的艱辛本就充滿了傳奇色彩，而隨著對玄奘這位被人敬仰的高僧事跡的不斷演繹和加工，一位求法僧人的印度之行，漸次被視為傳奇，而被後代的描述者從具有紀實性的西遊紀行演變為神話。求法僧到聖僧的轉化逐漸完成，至明代最終產生了神話小說《西遊記》，唐僧成為婦孺皆知的人物。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神僧傳》輯錄漢至元代僧人208人，其中西行之三國魏朱士行、東晉法顯、唐玄奘等被列入。這方面，王邦維、劉淑芬、鄭驥等已經梳理得相當清晰。
三、現存唐僧取經與西遊記圖像的分布與調查。
史巖先生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調查了杭州飛來峰的唐僧取經圖像。七八十年代，敦煌石窟所屬的榆林窟等石窟的取經圖像開始被關注。（圖五、六）
圖五 榆林窟第3窟唐僧取經壁畫 西夏晚期
圖六 東千佛洞第2窟唐僧取經壁畫 西夏晚期
本世紀以來，陝西（主要是陝北地區宋金石窟寺）、山西（主要是佛教寺院）、川渝（石窟寺及佛教寺院）、福建（泉州開元寺南宋東西兩塔）、甘肅（石窟寺及佛寺）等地的圖像逐漸被發現並引起重視。圖像的分布以北方地區為主，尤其是甘肅地區，在隴東、隴南、隴中、河西走廊都有較多的遺存。陝西地區則主要集中於延安地區的宋金石窟寺中。
圖七 鐘山石窟第2窟唐僧取經雕像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
圖八 大足北山168窟唐僧取經雕像 北宋晚期
現存的圖像從北宋開始，金、西夏、元、明清歷代都有。宋金及西夏時期的圖像基本以取經圖像為主，人物較少，一般都以唐僧和白馬馱經為主，並隨行後來孫悟空（猴行者）的原型石磐陀。（圖七、八）至元代開始出現四人一馬的組合，已經是明代《西遊記》定型的圖像。（圖九、十）目前保存西遊記壁畫內容較多的有甘肅天祝東大寺及甘肅民樂童子寺石窟第1窟，分別有194和39個情節。（圖十一、十二）另外，蓬溪寶梵寺大雄寶殿也有40多個壁畫情節。目前保存有唐僧取經和西遊記壁畫圖像的載體有石窟寺、佛寺、石塔、鍾、造像碑等，材質有石雕、壁畫、瓷器（兩件瓷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廣東省博物館各一件）、銅鐘（山西婁煩縣清涼寺廟鍾）等。
圖九 「古相張家造」唐僧取經圖瓷枕 元末
圖十 甘谷華蓋寺釋迦洞取經歸來壁畫 明中晚期
圖十一 民樂童子寺石窟西遊記壁畫 悟空收八戒
圖十二 天祝東大寺西遊記壁畫 敕封弼馬溫
四、玄奘取經圖像和西遊記壁畫與觀音尤其是水月觀音的組合。
這一點多數研究者已經有所關注和研究。陝北地區以及榆林窟的取經圖像更多地與水月觀音組合。（圖七、十三）郝稷披露了一件收藏在美國的宋代石雕觀音，其座下有龍，呈遊戲坐的姿勢，完全可以判斷其為水月觀音像，是少見的單體水月觀音造像與取經圖像的組合，十分重要。
圖十三 榆林窟第2窟水月觀音變相與唐僧取經壁畫 西夏晚期
觀音菩薩為唐僧取經途中的保護神，觀音菩薩救度諸難的圖像在南朝佛教造像上即已出現。在莫高窟隋代第417、303窟、唐代第45窟南壁等繪製情節完整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觀音經變，並一直流行到莫高窟晚期。救諸苦難的觀音菩薩，在玄奘艱險的西行途中，自然成為其心繫的保護神。圖像史中的唐僧取經圖像與西遊記壁畫自然會配套有觀音的圖像。果然，河西地區和隴東地區連續出現了以觀音信仰為中心的取經圖像和西遊記壁畫。（圖十四）
圖十四 寧縣塔兒莊磚塔西遊記與觀音救難壁畫 清鹹豐五年（1855年）
受漢代白馬馱經故事影響，在玄奘取經故事圖中很醒目地雕繪出白馬馱經的情節，構成了一僧一從一馬馱經禮拜觀音的早期取經圖像的構圖模式。可以說，漢代攝摩騰、竺法蘭白馬負經的故事成為玄奘取經圖像的直接來源，也是佛教傳入中國，西來傳法僧及漢（唐）僧赴印取經的形象體現。唐僧成為佛教持續東傳之最典型代表與象徵，並成為求法諸僧堅韌不拔精神的代表。
五、玄奘取經的豐厚遺產。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基本都是中土被動接受外來的佛教，即所謂「胡神」。從漢至唐，大量印度、西域而來的傳法僧被收入到中國僧人所撰寫的僧傳等著作中。尚永琪先生為我們呈現了東來僧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中土僧人西行求法者也出現在這些著作中，唐代高僧義淨更是著錄了50多位前往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正藏》第 51 冊）。中土僧人之所以前赴後繼西行，大致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對於胡僧傳來佛經的不滿足；二是對佛教誕生地以及佛陀聖地的景仰，一探佛教發源地及其聖境成為許多僧人的夢想。他們的西行，帶給我們的不止是中印之間佛教文化的交流和佛經原本的東傳，更多地體現了他們對真理的孜孜追求和不畏險途、捨身忘我的奉獻精神。各類僧傳所記西行求法的僧人雖眾，但遺產豐厚者屈指可數。著名的有曹魏時期的朱士行、東晉法顯、北魏惠生、唐玄奘及義淨諸僧。
玄奘取經事業的先驅
朱士行是中土最早西行求法的僧人，他僅到于闐，未能前往印度。朱士行所在的曹魏時期，雖有西來僧人傳譯佛教，但畢竟因語言等問題，無法滿足漢地僧人的修習。
朱士行善講漢末由竺佛朔翻譯小品《道行般若》，卻「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魏甘露五年（260年），他從雍州出發西行，度過流沙，克服各種因難，到達于闐（今新疆和田），求得大本《般若》。于闐為佛教傳入西域較早之地，法顯西行，記于闐盛行大乘佛教。故士行西行的目的就是至于闐尋得大品「般若」。漢代絲綢之路開通，往西域之路暢通，東漢改西域都護府為西域長史府，曹魏時期仍之。從洛陽至于闐，數千公裡之遙，雖然道路暢通，但在那個年代，仍然十分艱苦。《高僧傳》關於士行西行的過程，僅有「發跡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短短十二字，期間艱辛令後人想像！
士行的西行，貴在對大乘佛教原典和佛教真理的追求，從朱士行求得大品般若至羅什時代，「般若」一直是北方佛教義理的大宗。其最後「死于于闐，散形異域」的忘身精神，可與後來的玄奘相若。「四百餘年後，玄奘忘身西行，求《十七地論》。二人之造詣事功，實不相侔。而其志願風骨，確足相埒也。」
140年之後的東晉隆安三年（400年），僧人法顯「發跡長安」，帶著他虔誠的願望出發，踏上了前往印度求取佛教的道路。與朱士行西行至于闐路途寥寥的記載不同，《高僧傳·釋法顯》較為詳細地描述了其度流沙之後的種種艱難險阻。「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度小雪山遇寒風、詣耆闍崛山遇黑師子。海陸還國時，船遇暴風進水，「唯一心念觀世音」得免。法顯回國後，留下了一萬多字的著名西行遊記即《法顯傳》（《佛國記》），成為我們了解西域、中亞、印度佛教狀況非常珍貴的資料，同時對研究5世紀初期中國與印度之間的陸路和海路交通提供了較為詳細的線路記載。
相較法顯，北魏僧人惠生往西域取經似乎輕鬆很多，從神龜元年十一月至正光二年（518-521）共用了三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印度之行的使命。惠生的西行與朱士行、法顯最大的不同是具有官方性質，受當時胡太后的派遣西行，自然路途會少很多困難。《惠生行記》（《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大正藏》第51冊， No. 2086）僅千餘言，記述簡略，但出行的線路卻很完整，從洛陽經青海至西域鄯善，沿西域南道逾蔥嶺進入中亞阿富汗，再南下到達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惠生所到之地，皆有相關佛教遺蹟的記錄，雖然很簡單，卻也是研究絲綢之路佛教遺存狀況很重要的資料。
《西遊記壁畫與玄奘取經圖像》，魏文斌、張利明編著，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9年6月。
玄奘的遺產與新遺產
公元629年（唐貞觀三年），又一位偉大的中國僧人從長安出發，踏上了西行的道路，他就是著名的玄奘法師。玄奘的西行，「越阻涉險，歷盡艱難」。其路途的艱難，唐秘書著作佐郎敬播撰《大唐西域記序》曰：「 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展轉方達。」垂拱四年（688年）三月十五日沙門釋彥悰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遂發憤忘食，履嶮若夷，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玄奘十七年後東歸回到長安，終於完成了他的心願。
關於玄奘的研究，近些年來隨著絲綢之路的熱潮，又開始繁榮起來。關於其從長安——印度——長安往返的千難萬阻，也有諸多探討，此處不再多表。玄奘西行所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和影響，相比前面所提到的朱士行、法顯、惠生諸人，以及後來者義淨等，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玄奘留給我們的遺產，異常豐富，澤被千年。玄奘譯經及佛教著述是中國佛教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內容；《大唐西域記》是研究古代唐代中國與西域、中亞、印度間交通路線最為詳細的記載，成為這一方面研究最直接的材料；玄奘及其傳記為後來尋找發掘印度佛教遺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一些重要的佛教遺址據之而得以調查和發掘，並獲得了重要的收穫，成為研究印度與中亞佛教建築、佛教藝術最直接的資料；玄奘西行事跡，逐漸被神話，從唐至明，不斷產生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學作品，最著名的當屬明代吳承恩的《西遊記》。在當今，又不斷根據《西遊記》的神話，產生了各種影視作品，聖僧唐僧及其弟子們成為家喻戶曉的神話人物，備受喜愛。由此而形成的各類藝術作品，從唐代開始，玄奘法師畫像到取經圖像再到西遊記圖像的一系列轉化，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位高僧。
玄奘取經西行所經之地、譯經之所、寂滅之處，都留下了大量相關的遺蹟。從長安行經河西走廊到瓜州，再抵高昌達西域，現今的大雁塔、興教寺塔、鎖陽城遺址、高昌故城、蘇巴什佛寺遺址等均已成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遺蹟則是絲綢之路上反映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最耀眼的明珠。關於玄奘及其西行求法的研究成果豐碩，這些又構成了新的玄奘遺產，而這種新遺產今後又會源源不斷的產生。本書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希望能為今後的玄奘及其相關研究有所裨益。
來源：澎湃新聞
本文摘自《西遊記壁畫與玄奘取經圖像》，魏文斌、張利明編著，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9年6月。刊發時有刪節。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