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中國現當代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勞動」一詞有著獨特的歷史意味。在延安文學時期，勞動倫理透露出濃厚的鄉土氣息，勤勉的土地耕種成為農民身份認同的標誌，並由此衍生出相應的倫理價值和意義。在這一時段的文學敘事中，鄉土勞動倫理髮揮著支撐性作用，農民對現代革命話語的理解和接納憑藉著鄉土勞動倫理邏輯而達成。在「十七年文學」時期，鄉土勞動不再僅僅被視為一種傳統美德和農人本色，還上升為一種政治品性，具有了傳統倫理價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應的美學價值。新時期鄉土文學一方面賡續了「十七年文學」勞動倫理的敘事邏輯，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其意義系統，開始向鄉土勞動倫理回歸，顯露了一種彌合歷史罅隙的敘事心態。
關 鍵 詞：鄉土文學/勞動倫理/勞動光榮/勞動改造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性與本土性交匯：莫言文學道路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研究》(13&ZD122)
作者簡介：王朱傑(1981- )，男，山東平度人，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在讀博士生，主攻中國現當代文學；孫基林(1958- )，男，江蘇豐縣人，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山東威海264209）。
在中國現當代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勞動」一詞有著獨特的歷史意味。勞動不僅僅被視為一種謀生方式，對勞動的價值認同除卻農耕社會所衍生出的諸如耕讀傳家、以農為本等傳統鄉土倫理傾向之外，針對土地的勞動還被附加上了現代經濟、政治等層面的屬性，從而具有了現代倫理的價值和意義。在延安文學時期，農民對現代革命話語的理解和接納，憑藉著鄉土勞動倫理的邏輯而達成。在「十七年文學」中，鄉土勞動不僅被視為一種傳統美德和農人本色，而且還上升為一種政治品性，對勞動倫理的重構成為推進革命前行的強勁動力。新時期文學一方面賡續了「十七年文學」勞動倫理的敘事邏輯，另一方面則開始向鄉土勞動倫理回歸。本文選取這三個時段的典型文本進行一種歷史切片式的解讀，以便探索勞動話語在中國文學中的構件、節點以及穿行其中的倫理邏輯和運作機制，並尋繹中國歷史發展的循環往復及連續性。
一、傳播與限定：勞動倫理鄉土性與政治性的關係
延安文學時期正值革命話語秩序的初創期，毛澤東文藝思想對「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倡導，民間文藝形式和文化資源被視為文藝大眾化的有效路徑，延安文學所展現的是一種民間的、鄉土性質的敘事。在勞動倫理層面，延安文學所內含的勞動倫理透露出一種濃濃的鄉土氣息。在傳統農本社會，針對土地的體力勞動是農民根本的、唯一的生存方式，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農民本分。規規矩矩的土地耕種成為農民身份認同和實現人生價值的路徑，並由此衍生出相應的倫理價值和意義。勞動的意義是經驗的、世俗的，如果深入到文本的敘事肌理層面便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政治外殼的包裹下，鄉土勞動倫理仍在內裡發揮著一種制約或支撐的作用，如土改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圍繞地主顧湧成分問題所產生的爭議，即如此。小說首先回溯了顧湧的發家史，顧湧起先也是苦出身，「是個攔羊的孩子」，後來靠著在荒瘠的土地上流血流汗，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才積累起現在的家業。所以在劃分成分時，農會主任程仁反對將顧湧劃為革命階級的對立面——地主，理由就是顧湧的發家靠的是自食其力、克勤克儉的勞動：「他這個地主可跟李子俊不一樣，李子俊是坐著不動彈，吃好，穿好，要錢……他老顧麼，是一滴汗一滴血賺來的呀！他的生活也不強，省吃儉用，咱們要把他同李子俊一樣看待，管保有許多人不樂意！」
在是否將顧湧劃分為地主成分問題上產生爭議，說明了現代革命政治話語在進入傳統鄉民意識時與鄉土勞動倫理發生了某種方枘圓鑿的齟齬。顧湧的窮苦出身，白手起家，以及他那「一滴汗一滴血」的苦幹、省吃儉用所累積起來的財富，在鄉土勞動倫理邏輯中無疑是合法的、正當的，同時也是這種傳統道德有效性的活生生例證，即只要恪守作為農民的本分，吃苦耐勞、克勤克儉，就有可能在土地上抬起頭來，在實現脫貧致富的同時贏得鄉土社會的尊重。因此，面對這種結構性的限制，政治性勞動倫理話語要想獲得傳播的合法性，必須藉助於傳統的倫理邏輯，或者說，鄉土勞動倫理的回歸正是現代政治革命的立論基礎。同樣是地主，如果說對憑藉苦幹發家的顧湧還存在爭議，運用移植的革命話語說明、解析這一人物的政治身份和階級屬性時受到鄉土倫理的限定，那麼，對反面人物錢文貴的定性則顯得順暢多了，只不過背後所遵循的倫理邏輯實際上如出一轍，即錢文貴雖被定性為反動階級分子，但這種反動性只是一個政治外殼，其內裡支撐的仍然是一種鄉土勞動倫理邏輯：「近年來村子上的人都似乎不大明白錢文貴的出身了……他不像莊稼人。……他們家裡的婦女，也是不怎麼勞動，他們家裡就沒有種什麼地，他們是靠租子生活……」
錢家的人不怎麼勞動，靠著地租和錢文貴的「勢力」和「能活動」就過著「城裡人」一樣的生活。毫無疑義，這與自食其力、克勤克儉的鄉土勞動倫理是相悖的，「村上人」對錢文貴的「不明白」，首先表達的是一種基於鄉土勞動倫理的不認同。正是在這個邏輯上，錢文貴在成為政治意義上的反動階級之前，已經淪為鄉土勞動倫理意義上的異己分子。換言之，鄉土社會對錢文貴鄉土社會身份之外階級本質的認定，對反動、剝削等革命話語的理解和接納，正是通過鄉土勞動倫理邏輯而達成的，政治性勞動倫理從村民對錢文貴經濟來源的「不明白」地方著手，連接起傳統認知結構的終點與現代革命政治的起點。「勞動」是由一個傳統的、具體的倫理範疇蛻變為現代的、抽象的哲學和政治概念，由一種農耕時代的鄉土德性轉化為現代政治德性。「勞動取代了所有傳統社會之中的『理論』、『實踐』、『上帝』、『資產』等地位，並且成為了檢視一切事物是否合乎人的理性的唯一標準。」[1]趙樹理創作於1945年初的小說《地板》便體現了勞動倫理的價值論轉向。在《地板》中，敘述者試圖講通這樣一個道理，即糧食是勞動生產的，而不是「地板」——土地生產的。為此，小說整體上採用了一種問答的形式結構全篇。地主王老四對「減租減息」政策懷有牴觸情緒，認為糧食是由土地生產的，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理所當然。因此，儘管按照法令同意減租，但他思想上「打不通」：「我的租是拿地板換的，為什麼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到？……他拿勞力換，叫他把我的地板繳回來，他們到空中生產去！」而同樣是地主出身的小學教員王老三結合自己的種地經歷，予以一種現身說法式的反駁，即同樣的地板，因餓死了佃戶，只能親自下地耕種，但自己卻不會勞動，最後幾乎顆粒無收，而只有等到會勞動的人下地，才得到豐收的成果。由此可見，財富是人/勞動創造的，而不是土地：「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說地板能換糧食，地板什麼也不能換……人家農會主席跟區上的同志說得一點也不差，糧食確確實實是勞力換的，不信你自己今年種上二畝地去試試！」在此，與自食其力的勞動收入相比，依靠田產的財產性收入不僅在政治上被宣布為非法，而且從思想上被推導出有違常識的邏輯性悖論，在這場饒有意味的革命啟蒙中，勞動不僅作為一種鄉土德性受到推崇，更作為一種政治德性獲得了傳播的思想和理論基礎。由此一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風驟雨》等土改小說所描述的土改初期的普遍現象，即老一輩佃農對地主不下地勞動卻吃「大米白面」，自己流血流汗卻缺吃少穿的不滿以及由此所生成的心理基礎——土地私權的正當性，被豁開了一道缺口，革命的「政治啟蒙」在進入傳統鄉民意識時所面臨的倫理困境開始從思想上得以解決。
對勞動倫理而言，鄉土勞動倫理所發揮的傳播作用更典型地體現在勞動的改造功能上。與「十七年文學」特別是合作化小說中所描述的勞動改造相比，延安文學的勞動改造在更大程度上強調的是傳統意義上的道德好人的新生，一種自食其力的傳統倫理的回歸，即通過勞動，地主、「二流子」等反動和落後人物抑或遊手好閒的鄉村邊緣群體被改造為自食其力者，重新獲得鄉土社會的接納，成為傳統倫理意義上的正派人。勞動改造這一抽象的政治命題，在鄉土倫理的邏輯推演中被化約為世俗心象，從而順暢地融入到傳統心性結構之中。在《暴風驟雨》中，貧農「侯長腿」土改後娶了地主的侄媳婦李蘭英，土改工作隊蕭隊長這樣教導他：「勞動能改造世界，也能改造人。你可告訴她：勞動五年，大夥也不再把她當地主娘們看待了。……只要她幹活，就是好的。」而李蘭英改掉了「白吃白喝，遊手好閒」的壞毛病，變得「愛幹活」、「老實」，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從而回歸於傳統倫理意義上的農民本分。「勞動能改造世界，也能改造人」的現代政治含義由此得到具象化說明，進而獲得了自我傳播的合法性。可以看到，在當時的延安文學特別是秧歌劇和短篇小說中，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改造「二流子」的作品，如《動員起來》中的張栓夫婦，《由鬼變人》中的劉小七，《劉二起家》中的劉二，《金寶娘》中的金寶娘，《鍾萬財起家》中的鐘萬財，《土地的兒子》中的李老三，《大家喜歡》中的王三寶，《一朵紅花》中的胡二，等等。這類作品大多遵循一種「淪落—幫助—勞動自新」[2]的敘事模式，其中的主人公大多都在人民政府的幫助教育下，逐步樹立起「勞動光榮」的觀念，由好吃懶做、貪圖享樂的「二流子」轉化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即轉化為傳統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好人，重新得到鄉村社會的接納，同時也佐證了新政權的某種「德性」正當性。
二、光榮與改造：勞動倫理重構的兩個維度
在「十七年文學」中，鄉土勞動倫理對政治題旨所發揮的限定作用被不斷削弱，勞動倫理的意義層面，即勞動的價值認同被表述為政治意義上的「勞動光榮」。與傳統倫理話語相比，「光榮」無疑是一個現代性、政治化詞語，它更多地指向由政治權力自上而下所倡導的一種社會風尚，背後往往昭示著一種行政動員的意圖，如「參軍光榮」、「支前光榮」、「入社光榮」乃至「結紮光榮」、「致富光榮」等。因此，在「十七年文學」關於勞動光榮的敘述中，勞動不僅在鄉土倫理的層面上受到肯定，被視為一種傳統美德和農人本色，而且還擁有了國家所推崇的政治品性及相應的美學價值。而勞動之所以光榮，則源於勞動的彼岸性、精神性目的指向，即只有那種為集體、為國家、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勞動，並傳遞出一種未來大同世界的願景時，「光榮」才會成為可能，此時的勞動褪盡了此岸的、世俗的、個體的煙火氣息，而作為一個普遍而抽象的象徵指符嵌入到現代民族國家直至大同世界的構造體系中。在特定時代，這種勞動的典型表現是以「互助組」及「合作社」等形式組織、以建設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集體化勞動，而小農時代的單幹勞動非但無法與勞動光榮這一宏大倫理話語相關聯，反而因其個人發家的目的而被推導出「復闢倒退」的政治邏輯和「階級剝削」本質。如《創業史》中梁三老漢不願意參加互助組，而熱衷於走自發道路，以家庭為單位單幹發家，夢想做一個「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梁生寶則對他說，這樣幹的結果只能是勞力強的農民不斷兼併勞力弱的農民的土地，產生新的「財東」，恢復到土改之前的局面。由此可見，推舉勞動光榮的風尚正是政治性勞動倫理訴諸彼岸的、精神性的勞動價值取向的表徵，是新的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對傳統鄉土勞動倫理及其話語秩序的重構。在這一重構過程中，與集體勞動相對立的小農式單幹勞動開始瓦解，並逐漸喪失其存在合法性，入社的農民實現了從「好莊稼人」到「好社員」的身份轉換，互助組、合作社在新中國的土地上遍地開花。
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勞動光榮所昭示的是一種國家意志主導的公共性社會風尚，如果要說明這種風尚是否得到流行，相對封閉的私人性空間無疑是最合適的鏡像，即只有當公共話語獲得私人生活空間的接納，得到具象化的說明，才能證明其流行性。所以，以男女情愛為主要內容的兩性關係的全新表達，則成為「勞動光榮」這一新式倫理敘事的重要表徵。在柳青的《創業史》中，梁生寶因劉淑良愛勞動、愛合作社而在她身上發現了一種「調和的美」，並對其心生愛慕。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在結婚典禮上，新娘居然拿出紅色的勞動手冊，向新郎官提出要進行勞動比賽的要求。在浩然的《豔陽天》裡，焦淑紅對蕭長春萌生的情愫，源於蕭長春公而忘私，一心一意抓革命、促生產的革命精神。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就具體作品而言，值得注意的是《鐵木前傳》。與《創業史》、《豔陽天》等「十七年文學」的典型性文本相比，它的意義結構顯得交錯往復，政治性勞動倫理所表徵的歷史必然性之單線推進表現得並不那麼直接，作品雖然也觸及到勞動光榮的倫理話題，但因孫犁民間化、個體性美學表達的緩衝，這種觸及淺嘗輒止，指向模糊和猶移。一方面，它敘述的是一個有關民間情義的故事。鐵匠傅老剛和木匠黎老東在混亂的舊社會患難與共，相互扶持，結下了珍貴的友誼。後來，黎老東一心只顧著個人發家，生活過得越來越好，漸漸地對依然貧困的鐵匠起了輕視之心；傅老剛一氣之下，搬離木匠家，參加到村裡合作社的集體勞動中。不難發現，傅老剛與黎老東的分道揚鑣，只有置於傳統民間義利之別的倫理框架內才會得到更為恰當和精確的闡釋，即木匠忘恩負義、為富不仁，而鐵匠則重義輕利，至於最後接納鐵匠的合作社的集體勞動更像是這種義利衝突邏輯的延伸。換言之，鐵匠對集體勞動的皈依很大程度上來自對「義」的尋找，集體勞動對物質日常的超越和義對利的天然排斥在鐵匠身上暫時結盟了。另外，九兒與六兒童年友誼的破裂，也源於六兒不愛勞動、遊手好閒、鬥雞走狗，淪為鄉村「二流子」，違背了作為農民的本分。這樣一種負面形象，同樣出於傳統鄉土勞動倫理的設定，由此反映了孫犁以傳統倫理框架去承載、包裹新時代認知的敘事意圖。
如果說「勞動光榮」是政治性勞動倫理的意義維度，指向彼岸世界，那麼「勞動改造」則是這一倫理的規則維度，指向此岸世界。有別於延安文學指向鄉土勞動倫理的回歸或修復，「十七年文學」所表述的勞動改造的目的在於純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質素，重塑一種嶄新的歷史和階級主體，以獲得通往未來世界的通行證。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已經成為踐行這種人性改造的有效路徑，《人民日報》在1957年專門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要求「縣、區、鄉的幹部，而且縣級以上的各級黨委的主要領導人員、在政府和人民團體中工作的黨的主要幹部，包括黨的中央委員在內，凡是能夠參加體力勞動的，都應該每年抽出一部分時間參加一部分體力勞動」[3]。1960年代，全國廣泛開展了知識分子到鄉村參加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運動。正如有論者所說的，「體力勞動」絕非僅僅只是某種有待掌握的「技能」，其重要意義更在於，它乃是保證「有文化」者獲取「社會主義覺悟」、進而實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神聖「中介」[4]。豈但是「有文化者」，一切落後分子包括腦力勞動者經由勞動改造，都會生長出一種全新的本質，「從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這種本質，首先表現為割除了自私狹隘的小生產者習性，卸掉2000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的重負，開始奮力向彼岸世界泅渡。比如，《創業史》中的生茂和鐵鎖，在單幹時為了地界而發生過爭執，彼此視如寇讎。然而，當他們加入梁生寶的互助組後，卻在進秦嶺割竹子的集體勞動中配合默契，互相幫助，變成了親密無間的兄弟，並由此而引發了梁生寶的感嘆：「改造農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體勞動吧？」此外，《創業史》中的素芳、《山鄉巨變》裡的張桂貞、《豔陽天》中的孫桂英、《風雷》中的羊秀英等負載著舊時代歷史重負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都是在投身集體勞動後開始擺脫不光彩的歷史出身，找尋到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開始重新做人。或許因為「靈魂的改造和心意(思想)的更新，必須借用身體器官的隱喻，才能表達得較為顯豁」[5](P114)。在「十七年文學」中，敘述者常常通過對勞動改造對象身體的變化來表徵思想改造的完成。例如，《山鄉巨變》中原本嬌小秀美、怕苦怕累的落後婦女張桂貞，經過集體勞動的鍛鍊，「曬得黑皮黑草，手指粗粗大大的，像個勞動婦女了」。《豔陽天》中拖後腿的孫桂英，經過蕭長春的啟發，積極加入到合作社的麥子搶收行動中，在雨中變成「一個泥人，一個水人」的同時，「一條腿也從她原先所屬的階級中拔了出來」。「黑皮黑草的皮膚」、「粗大的手指」、「泥人」等身體器官的「顯豁」變化，無一不是思想改造完成的隱喻。
三、斷裂與彌合：勞動倫理的重新表述
在「十七年文學」中，勞動光榮的含義由克勤克儉的傳統鄉土德性提升為一種政治品性，即勞動之所以是光榮的，在於它超越瑣碎平凡的世俗日常，指向了彼岸世界的宏大願景，並構成了其道德和美學價值的基礎。這樣一種倫理邏輯在新時期文學中得到延伸。在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當許茂老漢回憶起合作化、高級社年代擔任作業組長的時光時，認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為「光輝燦爛的年代」，同時也是「許家最為昌盛的年代」。換言之，許家的昌盛與許茂個人的榮耀只有在為集體(合作化、高級社)的勞動中才得以實現，這種暗含因果的論述意味著在家國同構的關係中，個體的記憶要被置於集體的歷史中尋找存身的依據，集體勞動成為個體勞動/生存方式的合法性依據、倫理價值來源乃至尺度，這無疑是「十七年文學」政治性勞動倫理的典型邏輯。小說還對由這種倫理邏輯所延展出來的勞動圖景作了生動的重現，比如多次寫到集體勞動的歡樂場面，將生產隊的集體勞動喻為一曲優美和諧的交響樂，甚至將「中國農村五十年代的集體化運動」，和「七十年代用鋤頭改造山河面貌的壯舉」，視為「世界農民運動史上的兩頁偉大的篇章」。將二者並舉，無疑表明新時期文學所要建構的勞動倫理是以對「十七年文學」勞動倫理的賡續，並成為面向未來的歷史依據。
許茂對「光輝燦爛的年代」的回憶和嚮往，同樣體現在王潤滋《魯班的子孫》中，小說中的老木匠黃老亮一心想著要復興合作社年代的大隊木匠鋪，「老是覺得黃家溝這個木匠鋪不能倒，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血不能白花，社會主義不能半途而廢」。但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不同的是，老木匠黃老亮對集體勞動的認同和固守更多地是出於良心的驅使——鄉親們幫助黃老亮拉扯大兩個孩子，黃老亮則試圖通過免費為大家打造修理農具來回饋這種恩德。黃老亮拜師收徒時總要講魯班的故事，供奉魯班畫像，將手藝和良心作為一個好木匠的基準。因而不計較利潤的大隊木匠鋪則成為容納這一基準的時代場域，為黃老亮提供了回饋鄉鄰的現實平臺。換言之，同孫犁的《鐵木前傳》一樣，集體勞動對精神性的追求和鄉土勞動倫理中義對利的輕視在此暫時結盟了。所以，《魯班的子孫》中小木匠的離家出走幾乎等同於《鐵木前傳》中鐵匠與木匠的分道揚鑣，這或許也可視為「十七年文學」勞動倫理邏輯在新時期的另一種延伸。當然，因為時代語境的變遷，與《鐵木前傳》不同的是，《魯班的子孫》對小木匠以贏利為目的的手藝表現出更多的猶疑，其中既有對市場逐利行為的道德警惕，也不乏對現代化勞動方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嶄新人格的激賞，而對老木匠迷戀的「大隊木匠鋪」裡的勞動形式，從時代進程的角度予以否定，但在感情上又不免哀婉悵惘，這一切都昭示了作者在試圖把握變動中的時代時那種希冀而又惶惑的心理。正如小說結尾所發出的追問：「哦，這個家，這座小院子，明天將會發生什麼呢？明天的故事誰來講下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則試圖解答這樣一種有關「明天」的追問。小說中，雙水村生產隊長孫少安敏感地嗅到「包產到戶」政策孕育的商機，在自己的承包地上開辦磚窯率先實現了脫貧致富，但當看到周圍的鄉親依然貧困時，雖於心不忍，卻無能為力。按照小說人物田福堂的解釋，「你窮或你富，這都符合政策」。也就是說，此時的政策已經不承諾一種共同願景，勞動的倫理指向已經不再是一種超越性的烏託邦願景。同《魯班的子孫》中開辦木匠鋪的小木匠一樣，孫少安此時的身份已經由政治年代的生產隊長轉換為進入市場語境的個體經營者。如果從市場邏輯出發，他已經沒有義務去回應利潤之外的政治抑或道義訴求。所以，《魯班的子孫》中的小木匠從經濟利益計算出發，拒絕生產能力低的富寬大叔加入木匠鋪的行為似乎無可厚非，但孫少安不同，當他面對還在吃糠咽菜的鄉鄰來向自己求助時，「內心升騰起某種莊嚴的責任感來」，於是決定擴大生產，救濟更多的貧困鄉親，帶領大家共同致富。此時的孫少安已經從經濟理性人的規定性中脫逸而出，也就是說，他的擴大生產並非一種純粹的市場行為，背後的驅動力是其內心升騰起的那種莊嚴情感——這種莊嚴情感用傳統的鄉裡鄉親尚不足以解釋，只有將其置於政治性勞動倫理框架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說明。它透露出在失卻集體勞動的現實支點後，路遙試圖重新建立政治性勞動倫理的超越性追求與市場語境下「包產到戶」這一新型勞動形態之間的精神關聯，平息政治、道德與現世經濟的衝突，在三者之間取得一種微妙的平衡，從而解答王潤滋有關「明天」的追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孫少安的舉動堪稱政治性勞動倫理邏輯在新時期的延伸，儘管文本運用了與集體勞動相對立的改革話語。
另外，同「十七年文學」一樣，新時期文學中的勞動光榮也參與到情愛合法性的建構之中：是否熱愛集體事業和集體勞動，成為青年男女情愛選擇的標準之一。《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九姑娘憧憬「一種新型的、勞動和戰鬥的夫妻生活」，她愛那些「為人民的利益去吃苦的英雄」，而討厭物質、世俗、瑣碎、終日廝守的平凡夫妻生活：「她作為團支部書記，看到有些成天廝守在一堆的小夫妻們，為一件衣服、一雙襪子而討論不休，或者為幾個錢而大吵大鬧，她就感到厭煩。」這種對愛情的理解同「十七年文學」中的林道靜、改霞、焦淑紅等人並無不同。但在新時期，勞動光榮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政治性勞動倫理的意義系統，顯現出鄉土勞動倫理所固有的精神底色，即勞動之所以光榮，並非僅僅源於其意識形態指向，而是鄉土以生存為目的的倫理要求，並在此基礎上衍生出其道德和美學價值，作品中的人物正是通過對這種鄉土倫理的接受與認同而實現了融入和被接納。在文本中，這種「被接納」往往通過男女愛情的轉喻來得以呈現，這是勞動參與個體情愛合法性建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在張賢亮的《綠化樹》中，外來戶章永璘和本地人海喜喜都喜歡上名叫馬纓花的女人。為此，二人之間處處較量，最終通過一場往大車上裝糞肥的勞動一決雌雄，章永璘憑藉著自己的勞動技巧和不服輸的心氣壓倒了海喜喜。而這種來自勞動的勝利也贏得了馬纓花的芳心，被她稱讚為「挺像咱們的人」。所謂「咱們的人」，實際上就是具備了本土性倫理品格的人。在這裡，章永璘不是用以往所引以為傲的知識，而是通過實實在在的勞動，展現出比本地的勞動能人海喜喜還高出一籌的勞動能力，實現了融入和被接納。由一個外來的會吟詩講故事的「念書人」、「異教徒」轉化為「咱們的人」，這一轉化所遵循的是一種鄉土倫理邏輯。因此，馬纓花對章永璘萌發的情愫便成為章永璘融入鄉土社會的象徵。由此可見，勞動作為個體情愛合法性的確證，其內涵已不再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勞動光榮，而是鄉土勞動倫理對能勞動、會勞動的推崇，以及章永璘在與海喜喜較量過程中所迸發的爭強好勝的雄性意識。
類似這種融入和被接納的情節同樣出現在路遙的《人生》中。高加林被從鄉村教師崗位上辭退回到農村後，經過一個月的消沉，決定接受現實，重返勞動。這裡的心理動因之一就是在鄉土勞動倫理語境中，高加林內心深處懷有一種被淪為鄉村「二流子」的恐懼：「莊稼人嘛，不出山勞動，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但這種本土性的倫理語境只構成了高加林回歸的精神背景，促使他真正回歸土地的動因來自他與巧珍所萌生的愛情：「愛情使他對土地重新喚起了一種深厚的感情。」巧珍的愛，既是高加林心靈創傷的安慰劑，也是消融其離鄉者身份與本土性倫理語境隔閡的心理推動力。高加林正是通過它將自身重新形塑、轉化為鄉土性的組成部分，從而獲得本土勞動倫理的接納和自我人性的覺醒。與章永璘不同的是，在高加林這裡，勞動光榮和男女情愛之間發生了一種倒因為果的關聯，但這並不妨礙二者之間所共享的敘事邏輯。值得回味的是，為什麼張賢亮和路遙都會設置淪落的知識者被來自底層的愛情接納後獲得拯救的情節，出現這種關聯意味著什麼？這既有傳統士人角色的下意識扮演，也是二人由自身鄉土經歷從鄉土民間得到的近乎民粹式的發現。尤其是張賢亮，他寫得最好的往往是那些關於流浪和漂泊的故事文本。在這類文本中，敘述者將流浪者、單身者的漂泊感表現為對歸宿的尋找，而這種尋找又往往在一個單身女性的懷抱和由她構築的溫暖的家中得到慰藉與終結。
在勞動倫理規則層面，新時期之初的文學與「十七年文學」之間的蜿蜒曲折、似斷實連的歷史脈絡，還體現在書寫者對脫離集體的個體勞動既有所諒解和肯定，又在肯定中有所保留的複雜態度上，顯露了一種左右迂曲的歷史拐點心態。以《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對許茂的態度為例，一方面，對於許茂脫離集體的「單幹」和對集體勞動的不熱心，敘述者將之定性為莊稼人的本色，體現了敘述者對鄉土勞動倫理的認同。工作組長顏少春初見許茂時：「她順手在廊簷下拿起一把鋤頭。這把鋤頭鋥明瓦亮，柏木把光滑勻稱，一看便知道它的主人是一位勤勞能幹的莊稼人。」這個極具意味的細節同樣出現在「十七年文學」的典型文本《豔陽天》對反面人物「彎彎繞」的鋤頭的描寫中：「那鋤杆磨得兩頭粗，中間細，你就是專門用油漆，也漆不成這麼光滑。那鋤板使禿了，薄薄的，小小的，像一把鏟子，又像一把韭菜刀子。主人用它付出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汗水啊！」這些共同的細節無疑包蘊著鄉土社會對勞動能人推崇的固有倫理，說明即使在一個主題化的、圖解式的政治文本中也依然有著難以彌合的罅隙與某種不純粹的含混，儘管這種罅隙細微到幾乎可以被忽略的地步；另一方面，對許茂在個體勞動中精於算計的行為又表現出奚落、嘲諷和厭煩的情感。最典型的描寫是，許茂到集市上賣豌豆苗，因為豆苗剛上市，賣的人還不多，所以他在掐豆苗時，每一根都帶著一截根本沒法吃的老稈兒。因為「他知道，眼下即使捎帶著更長一點的老稈兒，也能賣出去，大約再過兩三天以後，賣豌豆尖的莊稼人多起來了，那時候再注意質量也不為遲」。
許茂的這種行為，雖算不上是有失道德倫理，但無疑是一種有失體面的小農式聰明，這種充滿「小算計」、營營於世俗日常的個體勞動自然無法與正面人物吳昌全和九姑娘一心為公的集體勞動相提並論，這是造成許茂老漢形象灰色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樣的敘述不但體現了作者對這種與集體勞動相對的個體勞動有所保留的態度，而且透露出對進入自由市場，以交易為目的的商業化勞動的某種道德牴觸，表現出一種集體化生活浸潤出來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這些描寫反映了解凍之初，處於歷史拐點的某種瞻前顧後、遊移不定、拿捏不準的時代矛盾心理。同許茂到集市上賣豌豆苗相似，王潤滋的《賣蟹》也講述了一個勞動進入到自由市場的故事，但故事中小姑娘賣螃蟹的勞動在某種程度上卻只具備形式的意味，因為小說在不斷強調出海打蟹的艱辛。當買螃蟹的「過濾嘴」嫌螃蟹價貴時，小姑娘這樣反駁：「是俺跟爹出遠海打的。在海上漂了一宿，兩頓飯沒吃！說什麼也得給俺個遭罪的錢！打蟹可不像吃蟹那麼容易！」與「過濾嘴」構成對比的買蟹人「旱菸袋」也附和道：「能上山，莫下海」。在此，對打蟹勞動艱辛的強調抵消了自由市場交換的「中性」性質，賣螃蟹的勞動並非一種自由市場所要求的、摒棄了任何道德色彩而僅遵循等價交換原則的經濟理性行為，小姑娘售賣的螃蟹不僅顯示了赤裸的商品屬性，打蟹、賣蟹的勞動還被罩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其內蘊的仍然是一種重義輕利的勞動倫理，它與自由市場是一種「在」而「不屬於」的關係。這必然會導致其所遵循的市場邏輯難有的結局，小姑娘在聽到「旱菸袋」的悲慘遭際後，將剩餘的螃蟹贈予了「旱菸袋」，市場買賣變成了助人義舉，而市場規則中被視為常態的「過濾嘴」購買行為則被摒除在這種倫理框架之外，無法通過金錢買得自我需要的商品。所以，儘管小說敘述的是一個發生在自由市場上的故事，實際上卻是對自由市場的某種道德反諷，這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對許茂賣豌豆苗的描寫如出一轍。
此外，「勞動改造」這一倫理話語在新時期文學中非但沒有得到揚棄，而且在「歸來者」的文學敘述中還得到了一種改頭換面的重新闡釋，由一種較為純粹的意識形態話語，轉換為極具哲學意味的象徵性語詞。藉助於對它的重新闡釋，「歸來者」在底層沉淪的創傷性勞動經驗被轉化為一場關乎身心的洗禮，勞動成為知識者與鄉土底層之間發生精神聯繫的紐帶。也就是說，與「十七年文學」相類，勞動與改造之前的邏輯連接並未剪斷，改造仍然被看成體力勞動本身所具有的某種功能屬性，只不過改造的效能和最終所引發的身心樣態之變化已不再被解釋為意識形態意義上階級主體的塑成，而成為一種重構知識者與勞動大眾關係路徑的象徵。張賢亮創作的類似「鄉土啟示錄」式小說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張賢亮的小說中，「勞動改造」突破了「十七年文學」所給定的單一的意識形態含義，而表現出一種鄉土性與政治性相混合的雜糅氣質。首先，勞動被視為鄉土倫理的內在要求，而這種樸實性的內在要求集中體現在一些與意識形態脫離了糾葛、處於渾然狀態的鄉土人物對生存/勞動的一種原生性理解上，如《靈與肉》中的村姑秀芝這樣教育孩子：「錢只有自己掙來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裡安逸。我買鹽的時候，我知道這是我賣雞蛋得來的錢；我買辣子的時候，我知道這是我割稻子得來的錢；我給你買本本的時候，我知道這是我加班打場得來的錢……」秀芝對「勞動」的理解，即是對一種鄉土社會角色的本分及其所內含的倫理價值的天經地義般的認同。但這樣一種樸素的、原生性的認同卻開啟了知識者許靈鈞腦海深處一種天啟般的感悟，從而扮演了一種類似知識分子「拯救者」的角色：她沒有什麼抽象的理論，沒有什麼高深的哲理，然而這些樸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話語，已經使他們家庭這個最小的成員也認識到：「勞動是高貴的；只有勞動的報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剝削或依賴得來的錢財是一種恥辱。這種簡短的、樸拙的、斷斷續續的話語，經常會像陣雨過後的彩虹一樣，在他心上激起一種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質樸中去，像他們一樣獲得那種愉快的滿足。」
在這種啟示錄般的描寫中，鄉間普通勞動者所秉持的勞動信條是「樸素的、樸拙的、質樸的、平凡的、高貴的」，下意識地與「抽象的、高深的、恥辱的」形成了某種比對關係，並潛在地形成了對機巧的、晦澀的、偽飾的知識分子話語的克服，從而完成了對知識者的拯救。這樣的一種敘述策略，實質上是普通勞動大眾與知識者之間關係的一種隱喻，即底層的、然而處於自然狀態的勞動大眾在面對高高在上、自以為真理在握的知識者時仍然具有一種智慧甚至是道德優越感。相應地，知識者要得到救贖，「像他們一樣獲得那種愉快的滿足」，獲得心靈的安寧，就必須「回到平凡的質樸中去」，通過「痛苦和歡欣的平凡的勞動」進行自我重塑。無疑，這仍然是「十七年文學」中政治性勞動倫理的邏輯延伸，即使敘述者捨棄了革命話語式的表達。所以在《綠化樹》中，作為知識者的「我」通過為馬櫻花「打炕」這一簡單的體力勞動，變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掃除了在鄉土勞動者海喜喜面前抬不起頭的屈辱感，獲得了心理上的平衡；而且還在睡夢中變成了招貼畫「你為祖國貢獻了什麼」上那種「標準體力勞動者」形象，而這個「標準的體力勞動者」卻具有海喜喜這一鄉土自然人的面孔。就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勞改犯章永璘參加搶險時奮不顧身跳入洪水中堵住堤壩的漏洞，而被群眾誤認為是「解放軍」，回家後在妻子面前突然恢復了喪失已久的性能力。在此，無論是「招貼畫」還是性能力的恢復都是一種政治認同的象徵，體力勞動同時具有了政治性勞動倫理的價值指向。正是這樣一種嫁接式的敘事，顯示出張賢亮試圖融合鄉土性與政治性勞動倫理，並使二者形成一種互文式轉述的努力。
有論者指出：「『歷史化』/『問題化』、斷裂/關聯都不能孤立地進行，而是需要擱置在彼此博弈的結構中——某種意義上，或許只有在這些看似矛盾對立的範疇中不斷迂迴往復，才能更好地描述歷史的總體風貌。」[6]對文學敘事中的勞動倫理進行辨析，將其所包蘊的歷史內容加以迂迴往復地呈現，可以為我們從文學視角把握歷史變過的「整體風貌」帶來一個啟示：歷史的行進往往是瞻前顧後的分散性、螺旋式的緩慢位移，而非刈盡舊質後的重新生發。
原文參考文獻：
[1]曾濤.「勞動」與人：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及哲學意義——「以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為中心[J].廣西社會科學，2011(7).
[2]宋穎慧.勞動把「鬼」變成「人」——論延安文學中的二流子形象塑造[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6).
[3]中共中央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N].人民日報，1957-05-15.
[4]朱傑.「勞動」、「知識」與「鄉土中國」的危機——以《人生》為中心的討論[J].文藝評論，2011(3).
[5]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